史朝义身死，河南河北回归，李豫以为王朝中兴大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在天下一统的虚假繁荣背后，王朝的祸患正在萌芽。

翻看唐朝历史，我们会发现，唐朝中后期最大的祸患可以概括为两点：宦官掌兵和藩镇割据。

如果上溯祸患源头，就在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时。

宦官掌兵，从李辅国发端，安史之乱平定时，李辅国已经作古，走上历史前台的是程元振。

比起飞扬跋扈的李辅国，程元振有过之无不及。

公元763年正月，就在安史之乱平定的同时，程元振算计了一个人，他把这个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被程元振算计的人叫来瑱，时任宰相、山南东道节度使。

来瑱被程元振算计，说起来事情很小，就是没有满足程元振的胃口。

来瑱镇守的山南东道总部设在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经济比较发达，这样来瑱就成了程元振眼中肥得流油的鸭子，总想借机咬上几口。然而，程元振没能如愿，外号“来嚼铁”的来瑱根本没有搭理他，任凭程元振如何暗示明示，来瑱就是装糊涂，不肯满足程元振的胃口。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来瑱一下子把程元振得罪到家了，等待他的是程元振的“秋后算账”。

程元振一直在找机会，找了许久，他找到了。

机会来自李豫对来瑱的厌恶。

李豫对来瑱厌恶，跟来瑱的小动作有关。

由于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干得顺风顺水，来瑱便想在那里一直干下去，不料朝廷有意将他调回长安另有任用，来瑱便耍起了小动作：指使手下官员上疏“强烈”挽留自己。

眼看来瑱如此得人心，朝廷也不忍心违背“民意”，便让来瑱继续留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多长时间，来瑱的“小动作”就被朝廷察觉，进而引起皇帝深深的厌恶：居然敢假借“民意”违背圣意。

这次“违背”命令之后，来瑱还有一次。

后来，李豫有意调来瑱到淮西战区出任节度使，没想到又被来瑱拒绝了，理由居然是“缺粮”：“淮西缺粮，请允许我等山南东道的小麦收割后再到任！”

李豫被来瑱的理由给雷住了，居然用“缺粮”搪塞我！

不久，李豫更加恼火，来瑱居然又一次指使属下上疏挽留自己！

两次事件叠加到一起，李豫对来瑱充满了厌恶，这一下让程元振抓住了机会。

程元振趁机参了来瑱一本：“口出狂言，冒犯圣躬！”

这一本已经够来瑱喝一壶了，不久，原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又参了一本。

淮西节度使王仲升曾与史朝义的部队作战，不幸被俘，靠着对史朝义卑躬屈膝保住了一条命，洛阳光复后，他被解救，重见天日。

巧合的是，王仲升与程元振关系甚笃，更巧合的是，当年王仲升率军作战时，来瑱本来有与他协同作战的责任。巧合碰撞到一起，王仲升重重参了来瑱一本：来瑱与叛军联合，故意见死不救，导致我全军覆没，本人被擒。

明明自己作战不利，却把责任都推到来瑱身上，王仲升一下子把自己洗白了，却把来瑱洗黑了！

来瑱有口难辩，在劫难逃。

公元763年正月二十八日，安史之乱平定的同时，原宰相、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被剥夺所有官职，流放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

来瑱以为自己会在播州终老，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奢望。

走到半路，传诏使节追了上来——赐死！

来瑱的死讯很快传遍全国，各道节度使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们都知道，来瑱无罪，即便勉强算有罪，也罪不至死。现在死宦官程元振搬弄是非，整死来瑱，怎能不让他们兔死狐悲？更要命的是，程元振对来瑱下手，选择在来瑱进京朝见之时，而且赐死来瑱之后，朝廷居然没有公布来瑱的任何一条“罪状”。

如此一来，各道节度使就从来瑱身上得出一个结论：别轻易去长安，免得被程元振无缘无故害死！这个结论非常要命，以至于当李豫身陷险境需要节度使带兵勤王时，崤山以东的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响应！

归根结底，程元振惹的祸！

进一步归根结底，宦官掌兵惹的祸！

如果宦官没有掌兵，没有那么得宠，自然不能轻而易举地残害大臣。

只是这个祸患如同大唐王朝的病牙一样，已经长进了王朝的口腔里，虽然隐隐作痛，却也无法自拔。

这个世界上无法自拔的除了爱情，还有自己的牙齿！（牙医是不是除外呢？）

说完宦官掌兵，再来说藩镇割据。

唐朝最终亡于藩镇割据是不争的事实，而藩镇割据的发端则是在安史之乱平息之后。

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治下的范阳、平卢、河东已经有了割据的苗头，只是割据态势并不稳固，李隆基一纸诏书就能把河东战区从他手中剥离，因而谈不上真正的割据。

真正的割据，从安史之乱平息时开始，始作俑者是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是一个复杂人物，他既对唐朝有功，又对唐朝有过，他先后两次参与收复两京，但也是他，为唐朝种下了藩镇割据之祸。

这一切都是仆固怀恩私心作祟。

命运安排，让仆固怀恩跟郭子仪、李光弼都有过交集，他深知两位名将的能力，也目睹了两位名将的起起伏伏，正是看到郭子仪、李光弼的仕途浮沉，仆固怀恩联想到了日后的自己。

自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朝廷用你时可能把你捧得比天还高，不用你时就会把你摔下深谷，巨大反差已经屡见不鲜，郭子仪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想来想去，仆固怀恩打定了主意，他要留一个后手，以备不时之需。

他的后手居然是将“大燕帝国”的降将就地留任。

原本薛嵩、张忠志等人向唐军投降后，郑陈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已经进入叛军大营准备接手整编，这时仆固怀恩的命令来了：“停止接收，降将各就各位！”

这个命令意味着，李抱玉、辛云京的整编计划泡汤，而薛嵩、张忠志等得以全建制保留，这一保留就留出了王朝祸患。然而，仆固怀恩已经被私心蒙蔽了双眼，他一心想为自己留后手，根本顾不上王朝之祸。

在仆固怀恩的布局下，降将田承嗣、李怀仙全部得到留用。

至此，河南河北大地战火熄灭，硝烟散去，然而祸患累积了下来。

薛嵩、张忠志（李豫后来赐名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每人都手握数州地盘、数万兵马，他们名义上服从唐朝管理，实际上却有非常大的主动权，已经与昔日的郡守、县令不可同日而语。

说白了，他们手中有地有兵有资本，于是，叛乱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简单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薛嵩，他没有给祖上丢脸，数年后他在任上病逝，以这种方式跳出了藩镇割据的旋涡。薛嵩死后，将士们逼他十二岁的儿子薛平继任，薛平假装答应，却连夜护送父亲灵柩返乡，把位置拱手让给了叔叔薛谔。薛谔继任数年后，遭遇驱逐，幕后指使的黑手是田承嗣。不过这样一来，薛仁贵一脉彻底远离了藩镇割据，终究保全了薛仁贵千古不衰的名声。

对于仆固怀恩的布局，李豫并非不知，只不过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起了糊涂，他不想再打仗了，他只想要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

安史之乱的八年，是李豫成长的八年，也是充满磨难的八年。这八年中，他跟父亲一起焦头烂额，一起拆东墙补西墙。八年下来，打得民生凋敝，也打得心烦意乱，只要能早点平息战火，他就不再讲究方式方法。再者，河南河北之地，“燕国”经营多年，虽然“燕国”已经覆灭，但基础尚存，一般的唐朝政府官员很难在当地弹压住，用降将原地治理，是形势使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

就这样，在仆固怀恩私心作祟、李豫得过且过的交织下，藩镇割据作为权宜之计走入唐朝历史，进而种下隐患。虽然初期相安无事，但自隐患种下之日，病毒的发作就进入了倒计时。

李豫以为自此天下无事，孰知，林欲静而风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