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儿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被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得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是见人就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原本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乱民同样能变成良民，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民不聊生，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条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条红线，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广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我认为各地报来的变民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辩驳他，只能恨恨地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两者如同是猫和老鼠，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很快找到了把柄。

《尚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子之歌》，记录的是夏朝第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佞臣们就把《五子之歌》与苏威联系到一起，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最后得出结论：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的暴虐，献《五子之歌》绝对是不怀好意。

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广命苏威做一份“四征高句丽”的计划书，苏威接过话头，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

苏威说，我认为这次征高句丽，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让他们戴罪立功，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用这些军队打高句丽，高句丽没几天就完了！

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告退出宫。

苏威一走，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老家伙，我忍他已经很久了，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

话说到这个份上，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不就是整人吗？简单！

在裴蕴的指使下，苏威很快被控告“随意任用官员，临阵畏敌”，有这么几条，苏威就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又过了一个月，苏威又被控告，“勾结东突厥”，这可是一顶铁帽子，谁戴上，谁就是铁帽子“亡”。

经过审理，苏威被判处死刑，百口难辩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一直叩出了血，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

还好，皇帝杨广网开一面，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并让人传话说：“不忍心诛杀！”真是皇恩浩荡，热烈鼓掌！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连同孙子这一代，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利的味道。耐人寻味的是，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留下的都是鬼话，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苏威说的都是鬼话，什么好听说什么，就是不说实话。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将他永久搁置，于是苏威在冷落中了此一生，在家终老！

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环境逼的！

忠臣用不了，实话听不进，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行越迷茫。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发生了日全食，在古代，这是不祥的征兆，虽然是迷信，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刹那间，萤火虫漫山遍野，萤火布满高山深谷。这一刻，最是浪漫；这一刻，也是迷茫。

萤火虽多，却点不亮山谷；萤火虽亮，却照不亮皇帝前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