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3

隋、唐统一,将此制完全废弃。当时亦有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仍将察举权交付于各地行政首长者。然在汉代,此制己有流弊。地方长官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营私滥举,因而选举之后,不得不再加以政府一番考试检核。则何如径废长官察举一手续,完全公开,由各地人民自量智能,自由呈报,径由政府考试录用?此为中国史上正式由选举制转入考试制之由来。我们若认汉代为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之先行时期,则隋、唐是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之确立时期。汉代是选举而附带以考试,隋、唐则完全由考试来代替了选举。

但唐代用人,亦并不全凭考试,仍有学校出身一项。然学校按年受业,年满即无不毕业而去。考试是公开竞选,亦可有永远应考而不获中选者。因此社会重视考试,不重视学校。人才竞求于考试中露头角,于是学校制度渐渐不为人才所趋向。唐代考试,又分两步,先由礼部主考,录取后未能即登仕途,须再经吏部试,才始正式录用。考试既在获取人才,则自难专凭一日之短长,因此唐代考试,极为宽放。应试人到中央,往往各带其平日诗文著作,先期晋谒中央长官中之负有学术文章大名,为当时所重者,如韩昌黎之流。此项著作,名为公卷,若果才华出众,中央长官中之学术名流,先为扮揄扬,则到考试发榜定可录取。

唐代考试,主取知名之士。亦有主考人自守谦抑,认为对此届考试,应考人平日学问文章造诣所知不详,可以托人代为拟榜,唐代名此为“通榜”。最有名的,如袁枢应举,主考人杜黄裳恳拟榜第,袁枢即自列为第一名状元,一时推服,传为嘉话。当知国家考试,本为求取人才。服务政府之官长,如确知应考人中有杰出之士,先为延誉,并非即是营私通关节。主考官苟自问对学术界新进人士,所知不熟,托人代定榜第,亦并非即是颟顸不负责。中国传统政治,另有一番道德精神为之维系主持,种种制度,全从其背后之某种精神而出发,而成立。政府因有求取人才之一段真精神,才始有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之出现与确立。若政府根本无此精神,则何从有此制度?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起源,正因当时政府并不注意民情,一意征敛,民众遂要求政府许纳税人推举代表,审查预算,通过税额,可覆核其决算,如是推演而成今日彼方之所谓政党政治。中国政府,则自汉以来,即注意在全国各地求取人才,共同参政。而且整个政府,即由此辈求取的人才所组织。除却皇帝外,政府中人,自宰相以下,全由各地选举考试而来。所以唐代有人说,礼部侍郎权重于宰相。因宰相亦必经国家公开考试录取,然后得历级迁升,做成宰相。而考试权则掌在礼部侍郎手里,非经礼部侍郎之手,绝进不得仕途,做不成宰相。这岂不是礼部侍郎权重过了宰相吗?若不明白中国这一番传统精神,而空论其制度,则断不能明白得此各项制度之真相真意义所在。同样道理,我们若没有西方人那番精神,而凭空抄袭他们的制度,亦决不能同样获得他们那种制度之成效。

唐代考试主要偏重诗赋,此层亦有种种因缘。最先亦如汉代对策般,就现实政治上大纲大节发问。但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

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贴经墨义。贴经是把经文贴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此亦是测验之一种。但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亦不易辨高下,定人才。大抵唐代考进士,旨在求取真才。考明经,则旨在奖励人读经书。进士如汉代之贤良,明经如汉代之孝廉。唐代社会重视进士,进士科遂为人才所趋,明经则为人卑视。人才既群趋进士科,自然政府也只有重用进士。因于此项制度之继续推行,而社会好尚,都集中到诗赋声律,所谓:“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此系事势所趋,并非政府有意用此无用之诗赋文艺来浪费人精力,埋没人才。后人不解,自生曲说。此与当时推行此制度之原意,并不相干。

但唐代的考试制度,也不免有流弊。在汉代先经国立大学一番教育,再经地方服务之练习成绩,经察举后再加以考试,求取人才,凡分三项步骤。唐代则专凭考试一项,自不如汉人之精详。惟唐代初期,大门第势力方盛,子弟在大门第中养育成长,既经家庭严肃之礼教,如柳氏家训之类,又有政治上之常识,如南朝所传王氏青箱之例,由此辈青年参加考试,易于成材。考试制度仅是一种选拔人才之制度,而非培养人才之制度。自经此项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渐渐门第衰落,整个政府转移到平民社会手里。但此等平民,在先并未有家庭传统之礼教,亦更无政治上之常识,一旦仅凭诗赋声律,崛起从政,第一是政事不谙练,第二是品德无根柢,于是进士轻薄,遂成为当时所诟病。当知在门第教育下,附加以一种考试,故见考试之利。现在门第衰落,更无教育培养,仅凭考试选拔,则何从选拔得真才?可见仅凭某一项制度,少却其他制度之配合联系,该项制度亦难有大效。

又该项制度推行日久,报名竟选的愈来愈多,而录取名额有限,授官得禄的更有限。造成应试的百倍于录取的,录取的又十倍于入仕的。于是奔竞之风,愈演愈烈,结党分朋,各树门户,遂有唐代牛、李之党争。当时党争背景,便因于政治公开,引起了社会的政治热,于是转向人事派系上求出路。李德裕是代表门第势力之一人,他竭力反对应举,又主张政府该用门第子弟,不该专取轻薄无根柢的进士。在他当时此项议论,亦不能说他不针对着时弊。但考试制度,究竟是开放政权,为群情所向,门第势力终于要经此制度之打击而崩溃。李德裕自己是贵胄子弟,他个人虽才力出众,在政治上确有建树,但哪能因制度之流弊,而就把此制度,根本推翻呢?

唐代与考试制度相辅而行的,尚有一种官吏的考绩法,此在汉代谓之考课,到唐代谓之考功,此即以后之所谓铨叙。唐代由门第来培养人才,由考试来选拔人才,再有考功制度来登用人才。凡经考试及格录用的人才,均有一种客观的考功制度来凭其功绩升迁降黜。此项制度,由汉至唐,发展到极精详,运用到极高明,这是唐代政治上一大美迹。迫及门第衰落,人才无培养之地,而士人充斥,分朋立党,考课亦难严格推行,于是单凭考试,既选拔不到真才,又不能好好安排运用,在外是军阀割据,在内是朋党争权,人才是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实际大责任,唐代终于如此形势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