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份，可以说是再本份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少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作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遂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己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灵牙利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憋。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20万，不过10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己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地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

至此韩琦终于理屈词穷，司马光句句都说在点子上，根本就不给他躲闪回避的机会。众目睽睽，韩琦还是有办法让司马光的努力变成零蛋。

他作愤怒状拂袖而去，尽管丢了面子，尽管没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听你的，你奈我何？陕西方面刺义勇的事还是照办不误。把大批的百姓扔上了边关，送到西夏人的刀枪之下冒险。

这种行为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送给韩琦四个字——政治流氓。

从仁宗去世，赵曙登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富弼很悲哀发现，绝对的权力果然带来了绝对的腐化。赵曙和韩琦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赵曙多么克己守礼，淡泊名利。他在进宫之前曾有件事广为流传，给他竞选成功拉了很多的印象分。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一共28个儿子，分家产时他什么都不要，最后勉强留下了一条金腰带，价值50万贯。后来某件事急着用钱，托人去变卖，结果那人一时疏忽，居然给弄丢了。

那人吓坏了，跑来请罪，赵曙却一笑了之。丢了？那就算了……胸怀博大，潇洒磊落！当上皇帝怎么就这么多毛病了呢？

之前的韩琦更是没话说，战场官场哪一点都叫得响，人虽然强硬了些，但从没有小人过。做出了现在的事，一部分可以说是迫于无奈，选了赵曙就得挺到底，另一方面就只能从做人的底蕴说事。富弼当首相时人人心服，换到他整人的时候要拖累国家！

面对现状，富弼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心隐退。相信如果仁宗在朝，他不会对韩琦退让，相信他决心对抗，韩琦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怎样，韩琦也比不上当年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于富弼而言，有什么好怕的？可惜现在是赵曙的天下，他的对抗只会招来无休止的破坏，就像这次的刺勇事件，韩琦己经失去了理智。

关于富弼的这个决定，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对恶势力的退让，是对光明和公理的犯罪。但退让也是种勇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他看清了赵曙和韩琦的真面目，离开，是对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朝局最好的选择。

富弼先是用20余道奏章来辞官，再用八道奏章来拒绝退休之后的使相官衔，只以寻常职位离开了京城。在他临走前，留下了在英宗朝最后的一封谢表。

那是对赵曙和韩琦的不满以及警告。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党争一样的官员倾轧，打击和报复己经没有限制，不仅是人身攻击，并且危害了国家局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之前的北宋顶级官场一直都保持着平和、含蓄的工作气氛。这在一般的看客来感觉，是一潭死水。

没激情，没意思。

可往后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气氛的可贵。没有争吵，问题就很少会激化，而一但激化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就会用在内斗、争权、清洗、报复上。国家也就完了。

事实上，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

富弼离开后，赵曙变得随心所欲，纵观朝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在之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非常绝妙的事。

当皇帝就是过瘾。

他就像玩一样，拿国家的顶级官衔当玩具。比如说富弼走之后的枢密院。有一个人叫王畴，本是翰林学士，官做到了这个位置，文采是不必说了，王畴难得的是口才也非常棒。某天晚上，他和赵曙偶然闲聊了起来，没想到互相非常投机。

赵曙很高兴，两天之后，突然任命他做枢密副使。一般来说，翰林学士是两制官，从两制进两府，很合乎逻辑，没问题。但具体到王畴的身上问题就很大。

宋朝有规矩，无论是谁，出任两府宰执，必须得有在外地做省长以上领导的经历。一来这会让宰执人选有独立处理事务的经验；二来是防止那些总赖在京城里享福，资格熬到了一定程度的官场老油条们混进最高权力机构。

这位王翰林就正是一根正宗地道的官场老油条，从登科之后一直35年没离开过开封，人间天堂里过日子，哪里知道为政的艰难，百姓的苦楚？

眼看着出错，好在当天值班写诏书的知制诰钱公辅是个明白人，他动用了两制官的权力——“封还词头”。词头，是未生效的皇帝任命，只有两制官动笔按词头写成正规诏书之后，任命才会生效。而两制官一但觉得这个任命不妥，他有权把词头封还，拒写诏书，终止任命程序。

这是宋朝政府的一个非常开明，也非常英明的政策。就像当年赵普让赵匡胤得到一个小竹笼都等上两个月一样，为的就是制约皇权，防止滥用。

具体地说，就是防止赵曙这样的二杆子行为。不过二杆子之所是二杆子，其原因就是有个少根弦的脑袋。赵曙居然抓狂了，他也不想想北宋100多年间被封还的词头不计其数，从根本上讲这是两制官在认真工作，对他这个皇帝负责。他认为的是，这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任命两府官员，就被驳回了，实在没面子！

他命令把钱公辅贬官，知制诰不要做了，到滁州去当团练副使。不料这个词头发下去，又被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给封还了。这个惩罚太重，根本不合规矩。

赵曙都快气疯了，他感觉严重地被大臣们鄙视了。为了挽回影响，为了增强威望，他决定把祖无择一块贬官，都滚得远远的！

很可惜，这个命令也没能实现，他亲爱的首相韩琦赶了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这么搞简直就是不着调，皇帝不这样当的。

赵曙冷静了些，毕竟韩琦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但必须还得惩罚，钱公辅一定要贬到外地，祖无择嘛……知制诰继续当，罚铜30斤。这事儿告一段落，通过这件事，当时的大臣们心里稍微对赵曙摸到了点底。觉得他是个情绪大于理智的人。

那就好办了，只要过几天，缓一缓，气消了也就好办了。大家都在等，几天之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认为时机成熟了，那天他到便殿汇报审刑院工作，发现赵曙情绪非常好。于是他委婉地提出了大家对钱公辅被贬到外地的看法，真是有些太重了，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下？

赵曙当天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钱公辅仍然被贬，一年后，卢士宗被贬广德军。

这么点破事，过了一年居然还念念不忘，真让人很惊奇。但参照下一件事，就会发现卢士宗己经很幸运了，有个人基本上没犯什么事，而且相隔了一年多，还是被贬出京城，去当地方官。

大才子，庆历名臣蔡襄。

蔡襄是当时的三司使，他的作风很温和，除了早年的《四贤一不孝》诗之外，基本上不显山露水。是那种默默做事，本份做人的好同志。可不知为什么，赵曙从即位开始就极端地讨厌他，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一番，其没事找事的程度说来都让人发指。

某次蔡襄请了一天假，那是帝国排第三号的大臣，请天假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曙火了，他当场发飚。说三司省掌管天下钱粮，事务繁多，蔡襄近十天以来请了四次假（哇，记得清），何不用别人？

请假的后果居然是丢官罢职……韩琦和欧阳修连忙走了过来，蔡襄是他们的老朋友，尤其是从来不像富弼、范仲淹那样不讲情面，说什么也得保一下。

韩琦说，三司省近年来办事没有失误，罢职无名。况且这时要找一个才识比蔡襄更好的，也没人选。

赵曙仍然绷紧了脸，连韩琦的面子都不给了。

欧阳修选择动之以情，说蔡襄请假是为了尽孝。他妈妈80多岁了，近来多病，他没法不照顾。况且蔡襄只请朝假，不误起居，公事更没耽误过，罢免实在不应该。

赵曙意犹未尽，勉强不再追究。但大臣们惊奇地发现，打击蔡襄成了赵曙的主要工作了，从那次起，时不时地皇上就会关注下三司省的工作，变着法地找茬，总之一定要把蔡襄赶下台。

情况严重了，几个庆历老伙伴私下聚在了一起，问蔡襄你到底干了什么，把皇上惹成这样。蔡襄努力地回忆，可就想不起来。我真的冤啊，没事惹皇上干什么？

最后决定，由韩琦出面，去探听一下原因。之后就见韩琦脸色相当难看地回来了，仔细辨认，那不是事情难办的烦恼，而是吓的。

原来那涉及到了赵曙还在当皇太子时的一件隐密事。据说选了赵曙之后，仁宗半夜独自流泪，他想起了自己三个早逝的儿子，人近黄昏，连亲生的儿子都没有，怎能不伤心。这时亲近的内侍们出现了，比如任守忠之流，他们埋怨仁宗立太子太仓促，可以从容再选嘛，这个不理想！

这其中，也有“一二知名”的近臣，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奏章，都是关于另立太子的。幸运的是这些奏章一直都放在仁宗的卧床上，赵曙登基后不久就都烧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赵曙到底看见过没有，尤其不能确定的是，那“一二知名”近臣到底都是谁。

看韩琦的脸色，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说韩琦可能有心病，他当初就有过别的心思，写过那种奏章。而是说，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赵曙没亲眼见过，可是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个要命的心病，怀疑上谁谁就会倒大霉，还没法解释！

可也不能听之任之，几位大佬想了又想，决定得跟皇上讲清楚，这不止是蔡襄一个人的事，不搞不好大家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