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他们集体进宫，由韩琦大着胆子问，皇帝知道有这么件事吗？这和蔡襄有关吗？

赵曙立即就精神了，说虽然没见过文字，但在庆宁宫，也就是他当皇太子时的寝宫时，就听说过了。是蔡襄写的。

韩琦长出一口气，没亲眼见过……是蔡襄。好，非常好。第一没实据，第二不是自己。他小心翼翼地劝说，说事出暧昧，到底怎样，得查清楚才能确定，总不能这样仅凭谣言就定案吧？那样以后随时都会有小人造谣生事，正经人没法活了。

这时候曾公亮加了一句，开封城是娱记最多的地方，狗仔队防不胜防，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市场，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可惜赵曙的样子是摆明了不信他们。蔡襄就是犯人，就是当初要害他当不了皇太子，现在当不上皇上的那个死对头！

要说还是欧阳修最有学问，他换了个角度说事。他这样问，皇上您觉得这事到底有没有呢？

赵曙更绝，把角度再颠倒了一次才回答。这时大家要注意，他的独特思维出现了。“虽不见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

是没看见实物，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吧。

与其说韩琦挤走富弼用的是流氓政治，赵曙这就是流氓逻辑。在证据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证明证据不是绝对不存在的！

欧阳修有点头晕，但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毕生的能耐就在以理著文，就是凡事先把道理想清楚了，才会动笔写字。这就要求他时刻处于辨析状态，任何疑难杂症在他这儿都有解。

他平静地劝说，皇上，无迹可寻的事不可信，其实就算有真凭实据的也作不了准。比如仁宗时期夏竦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陷两人密谋造反；前几年还有人伪造了我本人的奏章，建议减少宫里的内侍，结果弄得太监们见了我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人。这都是例子，所以别说没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别有内情。皇上您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劝说入情于理，拿事实说话，可以说非常到位了吧。不，赵曙的潜能完全被激发，他的流氓逻辑上升到了一个空前无耻的地步。

——肯定是蔡襄，不然，“为何造谤者不及他人？”

按他这么说，世上所有受害受苦的人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出事儿呢？为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说是一个皇帝，就算一个泼妇说出了这种话，都应该享受耳光级的待遇。完全就是欠抽型的。谈话到此结束，就算语言大师到了欧阳修的地步也没话可讲了。大家摇头苦笑出门去，今天实在长见识，蔡襄，算你命苦，到外地上班去吧。

蔡襄走了，换上来的人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吕夷简的二儿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比如他在之前就当过河北转运使，开封府尹，尤其是在至和年间就当过三司使。可是与赵曙的第一次谈话，聊到为什么这次还选他时，差点没把他气死。

赵曙说，你还记得当年吗？我做王子时嫌马匹不好，派人到三司去换。你说身为宗室，应当避嫌，就是不答应。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你了。

嗯，就是说选顶级大臣只看中浮光掠影的一些小事，不去评估整个官场生涯的贡献了？吕公弼越想越郁闷，这到底是夸奖还是否定，传出去别人会认为他当上计相，完全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小机遇，是个投机取巧之徒！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难受，相比之下，他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赵曙接下来提拔的人才叫好玩。比如三司度支判官皮公弼，这位老兄又贪又奸，是全开封著名的大贪官；再比如集贤院直学士王广渊，这是全体士大夫公认的钻营求职，不顾廉耻的人中第一名。

至于为什么会提拔他，很简单，王广渊是赵曙没当皇太子时的幕僚。

综上所述，乱七八糟，但也很容易就能挑出其中的主线，赵曙完全是以个人的一己好恶为标准，选国家的栋梁大臣。这是所有时代里做领导的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恶习。他自己是痛快了，可拿的是整个国家管理层的有效运行开玩笑！

打住，这很可恶，可从全面分析英宗朝事务的角度上看，还是片面的。因为这只是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事，还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已，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要从赵曙的特殊心理变化来解释。我们只有回到这一原始点，才能承前启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己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平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份，那么只给出名份。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份”、“名节”这种词汇己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100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更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赵曙、韩琦等一伙儿人做得实在过分。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还都是仁宗朝所遗留下来的，比如知谏院司马光，还有御史中丞贾黯。贾黯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无闻，可他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在司马光之下。

他是一位状元。宋史里状元多如牛毛，贾黯有他特立独行的地方。

贾黯是司马光和范镇的结合体。司马光为了刺勇的事进中书省和韩琦当面辩论，贾黯为了更加敏感，谁都知道是事关现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进中书省和全体宰执辩论。

和韩琦争吵，和欧阳修辩论，和曾公亮、赵概这样不作为玩沉默的大臣较劲。这样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摆明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结果从长远里看，是给他自己挖坑，更给子孙后代招祸。从近处看，就是他把自己气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远比范镇当年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头严重。这时是五六月时，到了九月份，贾黯就病死了……回到当时，欧阳修的“皇考”暗示出炉之后，大臣们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大有争先恐后的架式。大事不妙，韩琦们想出现新的一招。

你们不是能吵吗，那就都别吵了。由赵曙下令，前一个指令作废，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的命令作废，命令由专门机构，负责朝廷礼仪的太常寺出面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这个命令实在是英明，当时反对派的大臣们都面露悲愤——真是太卑鄙了，一来太常寺只是个小部门，中书省的话不敢不听；二来看一看其部门领导，大家就会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给赵曙争来太子位的范镇，铁打的保皇党！

不过事后证明，严重失望的恰恰是赵曙等人。范镇接到命令之后非常认真，他先是给出了答案，既尊仁宗为皇考，那么对濮王而言，不论是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规格都是错的。而且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来反驳欧阳修的《礼记》，把“皇考”说彻底否决。

最要命的一点，是他还把事情爆光了。范镇根本没给韩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机会，把上面的结论直接写成公文，上报给赵曙。你要太常寺的讨论是吗？这个就是！

韩琦气得目瞪口呆，这群该死的书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识抬举。他把范镇叫进中书省，满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喷得范镇满头满脸。不过真见了面，他张了几次嘴，只骂出了一句话：“范镇你搞什么，诏书是要你们资材料找根据，谁让你们这么快就递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这个错。

范镇不阴不阳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诏书，只能尽力去办。难道做得快了还是罪吗？

韩琦哑口无言。

韩琦没话说了，台谏官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御史台方面的吕诲站了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圣旨就跟做游戏一样，先让百官议论，没有结果就下放给部门定名，诏令反复，宋朝100多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皇帝，你不觉得脸红吗？

司马光的资历比他强，说的话更尖锐，第一次把濮议事件上升到了两派对立的层面。他说经过集体讨论，除了宰执之外，全体一致通过“皇伯”说。现在举朝之臣，除了“挟奸佞之心”附会两府蛊惑陛下的人之外，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不妥，您应该很容易就分清谁忠谁奸。

到此为止，矛盾还没有真正升级，只是要分出来谁对谁错而已，真正让矛盾激化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一个月之后，开封城大雨，雨大到了什么程度，以北宋为限，从所未见。先从民宅说起，只见大街就是黄河，小巷就是渭水，整个开封城就像个寨门清晰，规划合理的水军大营。街道上漂满了无边无际的家什杂物，牲畜尸体，而最多的就是人的尸体。

过百万的居民，能查出姓名的尸体就有1588具，没名没姓的可想而知。在这场劫难中，我们的赵曙先生仍然是最耀眼最闪亮的那颗明星，做得比每一个人都出色……不，是出格。

外面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他不说去找诺亚方舟，反而派人通知官员们照样上班。当天他坐在崇政殿里等着，快中午了，连宰相在内只到了十几位。他很不满意，正准备发脾气，有人来报告，皇宫也进水了，现在水位越来越高，您看怎么办？

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赵曙一怒之下说出了最常识的答案——开闸放水。把西华门打开，把水排出去。

这个命令真是太英明了，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当时宋朝空前庞大的衙内集团中的精英分子的本色。他不想想，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宫殿建在本地区最高最好的地段，哪有在坑里睡觉的大爷？这时皇宫进水了，皇宫外面的情况只有更恶劣，居然要打开城门往外“排”水？

西华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水巨浪排空，奔涌而进。我没有半点的夸张，看一下后果吧。大水直奔东殿，沿途把一长排的侍卫营房冲垮，连士卒带马匹淹死了一大批。这真是创了纪录了，赵曙以登基不过两年的时光就让北宋的皇宫内部一次性死了最多数量的人。

空前绝后，除了金兵灭宋那次。

这次灾难也有个好处，就是让赵曙害怕了，这位公子哥猛然反省，是不是上帝在跟他说话，用水灾来提醒他私心杂念不要太多，不孝忤逆也要有个限度？想到这个头皮发麻，他写了一份罪己诏，说下大雨都是我犯的错，各位员工，你们不要客气，把我错在哪儿都列出来吧。

司马光第一个响应，他列出了三点。一，听信馋言，对太后不恭；二，对两府弄权不查；三，不听台谏善言。

御史台方面由新任的监察御史吕大防出面，总结了八句话。由于内容基本雷同，为了节约篇幅就不赘述了。我们看的是结果。

结果是随着大雨的消退，赵曙他不怕了。罪己诏墨迹未干，他就使了些小手段，让对他说过话挑过错的人统统地消失不见。比如说前面提过的贾黯，这是自己病死的；他手下的御史台人员，派出三个出使辽国，远远地支开；知谏院这边是给司马光升官。

司马光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从今以后陪皇上谈天说地增进学识，至于烦人的公务嘛，那太俗了，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了。对于这个安排，司马光接受了。前面说过，他为国家利益只尽80%左右的努力，这时己经到了他的极限。

这一系列动作做下来后，宋朝的台谏官基本上就没人了。回顾一下，在仁宗朝，御史台方面大概经常保持在二十人左右，后期时减员也能有十多人，现在御史中丞病死了，没有新任官，下面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除去出使辽国的三个，只存活下来两个。

知谏院方面更惨，司马光走了，新任官也是空缺，他手下原来只有……别害怕，到了英宗朝只有一个官员，现在还被派去了辽国也当了使者。堂堂的大宋知谏院名存实亡。

整个台谏部门，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叫吕诲、范纯仁、吕大防。

这三个人以后都是威名赫赫的大佬，不过这时还只是官场上小苍蝇，名义上是能弹劾宰相的言官，实际上没有资历说话都没分量。

分量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个过程与所面对的敌人有关。有什么样的敌人就有什么样的成就。比如韩琦，与韩琦为敌，注定了火花四射，你死我活。

三个言官以吕诲为首，他在年底时抓到了一个机会，冬至日大朝会，他当众要求再次召集两府、两制官合议濮王名分。这个要求又被忽略。减少言官数量为的就是削弱声音，小小的一个吕诲正是被忽略的最佳对象。只是没想到吕诲做出了司马光、贾黯都不敢做的事。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韩琦，没有半点含糊，我说的就是你，当朝的首相。吕诲把韩琦上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总结了一下，最后归纳成一个对比。

“观韩琦之才，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而骄恣之色过之。”

上面列出的这四个人名，都是各个朝代里废过皇上，欺过太后，迫害同僚，人神共愤的角色。韩琦做出的贡献远远不如他们，讨厌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他建议罢免韩琦的首相职位，贬出京城到外地当官。

弹劾奏章交上去了，再次石沉大海。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来看，赵允让的皇考身份正在一天天地生成，各种消息像暗流一样四处浮动，声势一天天地变大。吕诲越来越不安，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继续斗下去，在其位谋其政，要对得起言官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完全可以放弃，此时大宋朝共有官员两万多人，他们这三个小言官宛如苍海一粟，要他们来对付整个两府宰执外加皇帝本人，就算放弃也没人笑话。

可是他选择了坚持。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间，他和范纯仁、吕大防联名弹劾全体宰执，把中书省里每一个大佬的错误都公开罗列出来。

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

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庇恶遂非，沮抑公议。”

至于曾公亮和赵概，他们俩的罪名是不作为。总而言之，这批宰执人员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应该全体罢免，像欧阳修这样的首恶更应该扔进大狱，严重处理。

面对这样的指责，谁也没法再沉默了。连当初吕夷简、甚至丁谓都没得到过“豺狼”的封号，韩琦和欧阳修哪受得了。宰执集团立即反击，和言官们掐成了一片。

宋朝的官场乱到了庆历新政时的规模。

现在我们要站得高一些，先抛开吵架的热闹，来分析另一件事。臣子们闹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三五个宰执之外，没有任何人赞同赵允让的“皇考”身份，为什么赵曙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呢？

为什么这么的固执？！

这不能用什么为生父争名分，进孝道有什么不对之类的废话来解释，根本没有半点的说服力。赵曙这样的固执是别有原因的，那是他们父子两代一直深埋在心底里，不敢对外人透一点口风，越埋越深，越深越痛的一段心事。

赵曙父子有个共同点，赵曙的人生经历我们都知道了。他因为仁宗无子，在幼年时曾经入宫，以皇子身份教养。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成长阶段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曾经是皇位的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以后这座花花世界锦绣的江山，就都是我的。

他等到了，果然没有意外，仁宗的三个亲生儿子都死了……他的父亲赵允让就没他这么幸运，赵允让其实是赵曙命运的翻版，两人在开始阶段如出一辙。

赵允让在仁宗出生前，也曾经以皇子的身份进入皇宫寄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刘娥居然用一个宫女给真宗赵恒生出了亲生儿子！

美梦落空，多大的打击。再到后来，这样的悲剧在赵曙的身上重演。当年的张贵妃一心给仁宗生出皇子，怎么会留着赵曙这个祸胎在身边，把他给赶出来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允让父子一直活在热切地期盼和巨大的失落中。

每一个皇子的诞生都是他们的灾难，每一个皇子的死去都成了他们的节日。历史没能记载下来他们的具体表现，可赵曙被正式选为皇子时的玩命拒绝，和在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在意。

当初我们迷惑他为什么认为当皇子是种灾祸，请参照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好东西时的惯常表现——福大祸也大，财去人安乐。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消停过日子最好了。

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强烈的话画音表现赵曙的心情——天哪，这是真的吗？真的死了？！赵祯终于死了？父亲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就此流下了哈喇子。

再回想他在仁宗灵前狂呼疾走，来回乱蹿——你也有今天，赵祯有种你爬起来看看，我就在你面前，我是皇帝了耶~~~~~你能拿我怎么办？！爸爸你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他还是死了！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发病了精神失常，是他乐极了有点过于亢奋。类似于现在一个穷光蛋突然中了30个亿的超级彩票，天上掉下了纯金的林妹妹，换谁都得瞬间断电。

明白了这种心灵动态，才能理解为什么下面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皇家子弟，礼仪廉耻天天挂在嘴边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忠厚诚实的好孩子，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

注意，在中书省和言官们吵成一片，眼看局面没法收拾时，突然间决定性的一击到来，把所有的争吵都一刀切了。

皇太后有旨——濮安懿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晴天霹雳，谁能想到不久之前还和赵曙闹到痛哭流渧的曹太后居然会下这种命令，由她把一个外人提升到和自己死去的丈夫同等的地位上？这太不正常了！

可无论怎样诧异，黄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赵允让不仅是“皇考”，是皇帝死去的父亲，更得到了明正言顺的皇帝称号，他和仁宗赵祯平起平坐了！

那一天开封城沸腾了，除了五六个人如赵曙、韩琦、欧阳修一党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骂街，沉稳些的想到了里边肯定另有猫腻，脾气燥点的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曹太后。这个死老娘们，仁宗有哪点对不起你，居然关键时刻卖夫求……不对，她到底求什么呢？搞不清楚，这女人肯定疯了。

同一天里，赵曙保持着空前的清醒，他一边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一方面非常谦恭地推让了些权益。他也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他没有接受赵允让称皇，三位夫人称后的指令，但保留了称亲。

看着很得体，另有小动作。他把赵允让的坟升格为陵园，再以园立庙，考虑到后面宋朝的皇帝们都是他的子孙，从此后四时祭祀不断，己经和皇帝的规格一模一样。

赵曙终于如愿以偿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没过两天，整个幕后经过就被吕诲查了出来，写成公文，大白天下。我们先不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先看看是怎样的经过。

照例还是有正史版、真相版。先看官方的正史。

正史里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祭祠，特意把他叫了回来。这时全体宰执到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太监送回了垂拱殿。

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任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力了，一个字都没提。

通过吕诲的公文，我们可以知道真相。

那是在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太监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朦胧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首相、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这就是我一直在骂赵曙是个贱人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去杀，去偷，去抢，甚至去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如朱温，那些虽然可恨，但不让人鄙视。那是阳刚式的犯罪，我做了，怎么着！可赵曙这种人渣是躲在阴影里，想做又不敢，不做又难受，只好鬼鬼崇崇地下软刀子，最可恶的是做了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他后面的作为才更让人作呕。

面对吕诲把事情挑白，公之于众的做法，赵曙害怕了。他不是怕他老爸的皇考身份再起争议，毕竟他是皇帝，他在五天之后就宣布濮议到此结束，这件事定案了。他怕的是后世史书上他的名声，坏事做完了才想到毁尸灭迹。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稀泥，先去安抚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位言官。这三个人自从曹太后的旨意生效之后，立即就交还了御史的敕告，回家抗议了。赵曙急忙派人把敕告送还，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三人说回来可以，但邪议必须废除，欧阳修等人必须法力。

“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份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己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但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份”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做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勾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之职。”

韩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了四个字。“非为此也。”然后赵顼立即就明白了。现在请问，赵顼明白了什么？浅一些的说法，这是提醒赵顼，他老爸随时会死，你要永远不离现场，提防两个弟弟，把该得的皇位牢牢握在手里。

可是请问，赵顼身为长子，两个弟弟和他是同母。既长且嫡，怎么会被两个弟弟夺走皇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韩琦所暗示的威胁在哪里？把思路拨回到矛盾的原发点就有答案。他们仍然在提防曹太后，宋朝的皇位兄终弟及早有前例，赵光义就这么干过。考虑到赵曙本身是过继之子，登基后又表现得一塌糊涂，曹太后借机再立一个年长的皇帝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真成了事实，赵顼自然当不了皇帝，韩琦这三年多以来的混帐行为也会被反攻倒算。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绝对含糊不得，所以才有下面韩琦不顾一切的表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赵曙的病情突然加重，宰执人等紧急赶到。韩琦上前提意，考虑到您的健康，请册立皇太子。赵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略微点了点头。韩琦立即命人把笔递到赵曙的手里，赵曙千辛万苦地写下了七个字。

——“立大王为皇太子。”

大王，就是他的长子，人人都知道是赵顼，可这不规范。韩琦再说，“这肯定是指颖王，请皇上写清楚。”

赵曙挣扎再写了三个字，“颖王顼。”千真万确，连封号再名字，再无疑意。这时全场的重心瞬间转移，紧急召见翰林学士，进宫草拟圣旨。

当天的翰林学士是张方平，等他进来时赵曙己经进一步衰弱，无论他怎样请旨，赵曙都说不清楚。史书记载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指在床塌上写画，张方平才明白了要立太子。

事情重大，就算韩琦拿着赵曙刚刚写成的亲笔诏书，张方平也不理会，他一定要赵曙当面再写一次。万般无奈，赵曙只有咬牙完成。当他终于都做完后，在场的人看到，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缓缓滑落。

他为什么要哭呢？

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两位名臣的对答。走出寝宫后，文彦博对韩琦说，“相公看见吗？人生至此，虽父子至亲也不能无动于衷。”

韩琦冷冷地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根据这个分析，赵曙是留恋皇位，想到病体难支要传位给儿子，他特别地难过。这让人想起了当年赵光义立太子时的咆哮：“人心皆向太子，将置我于何地？”他真不愧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超强的嫉妒心如出一辙。可是深想一层，设身处地，就能发现另有隐情。

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塌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20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100年，它己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己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