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沈醉一夜没睡好，他红肿着双眼，拖着疲乏的身子来到了毛公馆。推开门一看，毛人凤、行动处长叶翔之、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三人已早早等候着他。

四个大特务关上门，密谋了一个上午，终于草拟出了一份详尽的暗杀方案。经过蒋介石首肯后，方案迅即被确定下来。

毛人凤对此颇为满意，他打气说：“此次行动必须成功，各位不必担心别的准备，我已命令行动处和人事处了，凡是行动组的要求必须尽量满足，不论是要人要钱，全力保障。大家尽可放心。”

第一套方案由沈醉提出，以非常手段在南京解决李宗仁，具体地点选定在李宗仁居住地傅厚岗官邸。

他们决定在通往其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一个旧书摊，掩护侦察，作为书摊自然可以以看书的名义在此多停留几人，多停留几时，而不易引起别人怀疑。并且设书摊于此处还有利于趁李宗仁汽车进出拐弯时放慢速度而从两面进行狙击。

为了完成监视任务，书摊的负责人是由沈醉亲自选调，曾是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高才生”，一向干行动工作的吴德担任。

同时，按暗杀工作主持人沈醉的要求，助手必须是高手，因为沈醉能双手开枪，一向以神枪手而在军统内部闻名。对此，毛人凤挑选助手时很动了一番脑筋，千挑万选，他最后选定了一向担任军统暗杀任务的秦景川。此人枪法准确，执行任务时沉着冷静。另一姓王的助手则为东北人，从小即开始了杀人越货的惯匪生涯，他能以手枪击落空中的飞鸟，沈醉对此倒也满意。

这套方案名为“公馆设伏”。这样一来，无论李宗仁往哪条道走，都逃脱不了被暗杀的结局。

李宗仁浑然不觉，每日大摇大摆出入公馆。说来有趣，乱世的李公馆，曾几易其主。1934年为国民党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姚琮所建。破土动工，历时3年完成。由于抗战时期的南京陷落，这个宅子还未完全竣工。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就曾住在这个公馆。抗战胜利后，姚琮接收了自己一度失落的公馆，次年又租给美军做了招待所。

李宗仁来南京后，姚琮将公馆送与他，李宗仁便改名为李公馆，当时人称“副总统官邸”。

但这个方案也有弊端，一是在南京城内闹市区，行动起来目标过大；二是就在其官邸附近，事情一旦闹大，不好收拾残局。

为稳妥起见，毛人凤与沈醉他们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加以辅助。

军统定下的第二道方案便是暗杀电报老板史量才的翻版，准拟在沪宁线上，利用李宗仁外出的机会，让杀手以车胁迫李宗仁的座车停下后，然后再行狙击。

史量才被刺一直是军统上下津津乐道的经典教案。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新闻报业史上的巨子、《申报》老板史量才，公然宣称“报纸是民众的喉舌，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他的激进、民主、人道与遵循新闻规律的办报风格深为蒋介石所不容。在蒋介石多次高压和利诱之下，史量才固守着自己的办报方针，不为所动。1934年10月，军统利用史量才由杭回沪的时机，事先派出几个杀手伏于沪杭公路上，待史量才的座车遇阻停下后，不由分说，上前打死司机和史量才儿子的同学。史量才父子情知有变，夺路狂奔。由于年高体衰，史量才终被军统杀手射杀在一个干涸的水塘里。蒋介石贼喊捉贼，佯做调查，昭告天下。可查来查去查不出个所以然，此案不了了之，后由军统内部人员泄密，人们才明白史量才遇刺的真相。

李宗仁此时遇到的情况与史量才有些近似，他局促南京，多方受制，和谈进展又不理想。苦闷之中，常轻车简从，仅带少许人出游，往返于沪宁公路上，权作解闷休闲。

但这套方案更有它的弊端。李宗仁毕竟是代总统，一旦出行，少说也有一二辆车跟随护卫，如果行刺不顺，还容易反招麻烦，杀手们不易脱身。如此这般，操作起来，颇有难度。但这套方案一经得手，蒋介石和他的军统最易开脱，很容易做贼喊贼，嫁祸于共产党或其他派系。善后工作上，极易争得主动。

第三套方案，相形之下，最为保险，但费时，费力，不易操作。利用李宗仁乘坐飞机的机会，制造空难，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又能搪塞四方。

原来，李宗仁夫妇一直有个梦寐以求的心愿，他们一直想坐坐蒋介石的总统专机“美龄号”，显摆显摆。因为“美龄号”专机是当时从美国进口的最为先进舒适的波音飞机。

李夫人郭德洁就一直对宋美龄乘坐的这架专机艳羡不已。

1948年的一天，李宗仁夫妇应邀到蒋介石、宋美龄在南京的“美龄宫”作客，正极力拉拢李宗仁不要参选副总统的蒋介石在席间很关切地问李宗仁道：“德邻，你可以在四处散散心嘛，你的飞机是什么样的？乘上飞机来回就方便多了。”蒋介石很亲热地问应邀来家作客的李宗仁。

“蒋先生，”李宗仁赧然一笑，不自在地说道，“我的是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达令，”在旁的宋美龄向蒋介石问道，“李先生的专机一定要很适于乘坐，我们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予李先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