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乔冠华巧妙地安排好郭沫若的住处，并打算通过海上或由苏俄护送郭沫若进京。

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郭沫若由此羁留了一些时日。

那是1948年冬，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安娜带着其子和夫、志鸿和女儿淑禹一道抵达香港。早在1946年，郭安娜就收到了郭沫若带去日本的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郭安娜虽缓解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窘困，但却伤心欲绝。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了郭沫若已另行组建家庭并育有4个子女的详情。

郭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结束，却意想不到打算相聚的一家人并未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她明白，自己与郭沫若20年的婚姻，已然坍塌。郭安娜痛定思痛，决定到战胜后的中国去寻找已琵琶别抱的丈夫，至少，两人之间应有个了断。

于是，她请她的二妹和妹夫在台湾为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夫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商定，将已娶妻成家的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变卖了家产，特地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用毛笔抄写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一些书信，亲手交给了一家书店，请他们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拿走手稿。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女儿和幼子郭志鸿离开日本去了台湾省。他们一行离开时，日本的报纸、港台的报刊都作了显著报道。

这年冬天，郭安娜带3个儿女正式抵达香港。

郭沫若闻知安娜母子来到了香港，他明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处理的时候了。可是要想做到令各方满意，却又绝非易事。他只得仰天长叹道，“我只好对不住安娜母子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安娜带着子女找上门来。于立群表现得相当大度，她亲自安排安娜母子住到了家中。待到郭沫若与安娜正式见面时，气氛却令人窒息和尴尬。

一贯坚强的郭安娜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沫若心都碎了。良久，他开口劝道：“你放心，这么多年，你吃的苦，遭的罪，我心里明白。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任的。”

安娜这才止住哭声，不悦地说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总要说清楚吧！”

郭沫若叹了口气，轻轻答道：“还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都已这样了，木已成舟，木已成舟哟！”

安娜却陡地提高声音，“按你们中国人的做法，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哪些是该说清楚的，总该给我有个交代吧。”

郭沫若见安娜情绪颇为激动，只得让中共地下党员冯乃超出来解围，然后他托辞避别而去。

安娜向冯乃超提出了三条：（1）郭沫若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负责女儿郭淑禹和幼子郭志鸿上完大学。（2）郭沫若要付给她相当数额的赡养费。（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三个条件不算高，并不苛刻，尽在情理之中。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经过商定后，决定由冯乃超继续出面做好工作。

冯乃超的解释颇为得体。他劝郭安娜说，造成郭沫若与她分离，另行组建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他们之间这种局面只是许多的中日不幸家庭的一个缩影。郭沫若对此感到特别痛心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冯乃超又劝道，目前国共两党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有信心很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能理解郭沫若本人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最后，冯乃超很是诚恳和遗憾地说：“供养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后两条限于目前条件，确实无法做到。”

郭安娜最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反复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将自己的部分著作版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的办法。对五个孩子则这样安排：长子和三子暂回台湾，和夫继续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大学，女儿淑禹留下来，过上一段时间，送往解放区。

据知情者回忆，郭安娜对这次会面及讨个说法的最终解决，并不觉得满意。安娜与孩子们来时，便有情绪，见面后还是表现得理智和顾全大局，除了一些情绪不满外，基本上还能协商合作，总算对两个未成年孩子有个交代，在她本人的后半生供养问题上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但这却苦了于立群。她带着五个孩子随郭沫若潜居香港，国民党军统又伺机对郭沫若下毒手，她既要担心郭沫若的安全，又要照顾一家大小。安娜一家住进来后，毕竟有些不愉快。不过，她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食宿。只是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心里还是很感伤。

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已经悄然伸了过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猛炒郭沫若的家事。

负责谋刺郭沫若的叶翔之读罢报上的新闻，兴奋得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来的地址，这帮记者给我们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