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

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局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这样一来，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而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他突然被监控，感到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正面答复。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听话听音，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尽管事已至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传下话说：“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喜欢他，更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搞了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并于11月6日以张澜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

从这天起，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罗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愤慨。后经张澜再次斡旋，陈立夫口头表态说：“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住医院，费用我们可以包。”

可谁知道，罗隆基这一入院，就被软禁了起来。而现在，上海解放在即，蒋介石居然要对自己下黑手了。

疗养院的夜晚，静谧而森冷。205病房——监控室里，郑定竹递上听装的“伽莱克”香烟，敬着监守的军警。四个轮值的军警毫不客气，拿来就抽，还没忘往左右耳朵上夹。郑定竹套着近乎，“白天的事，你们是过分了，疗养院上上下下都抱不平！”

军警似乎不把好客的郑医师当外人，也叹开苦经，“郑医生，我们是担待不起呀！真闹出个什么意外，你身家性命没了，我们脑袋也‘搬家’了！”

另一军警透着风，“听说……大头儿毛森也紧张着呐！”

“有这么严重？”郑定竹趁热打铁，“你们先抽着，等一下给你们送酒菜、夜宵来。”轮到军警套近乎了，“还是郑医生够意思！”

随后，郑定竹就以查房为由，拐进相邻的206病房。他压低嗓门向张澜与罗隆基通报了外面抓人、处决的情势，很有些焦虑，“再不想办法走，怕走不了啦！”

张澜显然判断着什么，“现在外面晓得我们被软禁在这里么？”

郑定竹摇摇头，“他们封锁得很紧。肯定有鬼！”

罗隆基从反向思维考虑着，“嗯。只有让社会上都晓得了，他们才会有所顾忌。”

张澜立马想定，“找叶笃义。”

从来不问政治，只会埋首医学、治病救人的郑定竹，自己都没有闹清楚，怎么也急着问“政治”！

郑定竹马上拨打电话。叶笃义闻知后，立即转移了住址，赶紧想法营救张、罗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