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当时东陵地区划归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十九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二十二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时间最近的慈禧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十六两制的旧枰称为五斤十四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一些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三厘米，宽四厘米，长六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盗贼们在风头上交出了少量并不太珍贵的赃物以求过关自保而已。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

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受到了巨大摧残，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六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六人里有五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对保护清东陵起了积极作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