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进入民国后期，国民党已高度腐败，上海被国民党接受以后，社会乱象没有丝毫好转，国民政府、军警、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这四大黑手互相勾结，治安混乱变本加厉，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这个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虎视眈眈的目标。做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就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

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

看来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往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车上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

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绑架案在上海毫不新鲜。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一般来说，绑匪要钱不要命，满足其要求可保肉票平安；而如果吝惜钱财或报警的话，却八成会撕票。因此荣家没有报案，也不希望警方干预，只自己想法和绑匪方面联系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讯，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荣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殂之肉，叱咤商界的一身本领和一呼百应的社会威望在此时全失去了用场，只能任由摆布、听天由命了。

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原来，警方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肯定会和绑匪联系的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经验丰富的嵊县帮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绑匪提出赎金为200万美元，荣德生当即说，我的摊子看起来很大，但都是固定投资，没有这么多现金；如此之巨的钱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而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我支配，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说难道你不想活了？！荣德生唱起了高调，说我活着是为民众服务的，如果因为我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做了交代。

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乎半天，最后一个死人烂在手上，失去忌惮的警方必痛下杀手。于是骆文庆等换了面目，劝起他来，说事情不至于此，200万美元太多了是吧？那就100万吧！绑匪们拟好荣德生给家人的信，叫他照抄。

这封由嵊县帮拟好、荣德生要求改动而被拒绝只好照抄的信是这样的：“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万元……”信中对哪个厂出多少钱都一一做了交代，语气求生心切，希望及早筹足。

绑匪将信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一楼盥洗室的水箱顶上，然后打电话给荣氏集团下属的一个厂长告知。荣家接信后赶紧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联系。

不料三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再次收到两封信，一封为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否则“余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一封出自绑匪之手，大肆恐吓，“……令尊已沦入极为危险之境矣……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之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

荣家哪敢怠慢，立即筹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荣案发生近一个月，警方的侦破毫无进展，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和缉查处长程一鸣被迫辞职，蒋介石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此后，上海军警界精兵强将全被动员，大队人马日夜盘查。

这却苦了只求荣德生平安的荣家。荣家千方百计摆脱警方的监听和跟踪，终于和绑匪接上头，约定5月15日在蒲石路交款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警方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这一接头地点正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隔壁，汤公馆卫兵发现周围忽然潜伏了这么多便衣和警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汤恩伯。汤恩伯不知要出什么事情，立即调来大队人马加强保卫。

经过这样一折腾，本次交钱赎人泡了汤：派来联系的绑匪发现气氛不对，立即溜之乎也。可荣家派来的联系人顾鼎言却不知情，照样拿着赎金的一半、即25万美元前来接洽。顾鼎言赶到地点，四处张望之时，被警方便衣一把按倒在地，25万美元也被搜缴。

就在顾鼎言在沪北警所被毒打之际，荣家赶到，说明顾鼎言带25万美元是赎人之用；警方蛮不讲理，声称与绑匪擅自接洽就是违反法律，因此这25万美元没收！荣家这下人没赎出，钱却被没收，苦不堪言，经托人疏通，警方才答应等案破之日再将款退回。

警方对荣家和绑匪的往来十分窝火，十分不愿意此案以荣家交钱赎票为结局，因为这样的话，显得他们太脓包；而荣家此时哪里管得了警方的面子，也顾不上对绑匪制裁，只求老爷子先平安归来。这样，双方劲就使不到一块，而且警方认为当事的荣家当然应该拿钱孝敬好警方以破案，对荣家对他们百般躲避更加不满，找到由头就来个“没收”。

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如果是抗战胜利之前，他们的活动空间不小，可现在是1946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租界已被中国收回，上海市现在统一管理之下，少了租界的荫庇，绑匪的转圜之地大缩小。

囚禁荣德生的小楼黑屋几次差点被搜查的警察发现。为了避开搜查，袁崇杼等人费尽脑筋，他们欲把荣德生转移到城外，由于路口、码头都被警方严密监控而未实施。绑匪们在提心吊胆中过了20多天，钱还是没到手，于是士气低落，唉声叹气，有几个帮手觉得风险实在太大，索性悄悄溜走了。

终于，骆文庆和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詹荣培原与骆文庆熟识，这时和嵊县帮打交道本是很容易惹嫌疑的事，但他又极受荣德生信任、栽培，因此就不避嫌疑，做为荣家全权代表和绑匪联络。

这次的联系方法是：绑匪将联络地址写在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亲信，见广告就揭，拿到了接头地点。接头地点有两个，荣家分别派人守候，绑匪却都未露面，这只是他们的试探，想搞清到底有没有警察埋伏。

经过这两次试探，绑匪放了心，和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谨慎的詹荣培要求绑匪拿来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以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两件信物立即送来，一件是荣德生的私章，一件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荣家看后确认无疑后，詹荣培携款赎人。

为避开警方，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几个仆人分几次陆续送到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办了几件公事，再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

代表绑匪方面出面的是吴志刚。吴志刚一见花花绿绿的美金，狂喜加垂涎，点过一叠后，随手捏捏另外几捆，就盖上保险箱的盖子，点点头对詹荣培说：“老先生只能晚上出去，现在已经是4点，来不及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这个你放心好了，我打包票！”

詹荣培没法，只能这样对荣家回话；当晚后半夜，荣家又接到绑匪电话，说第二天荣老先生一定到家。

绑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至霞飞路停下，然后将他扶下车，喊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将老先生送到唐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半小时后，荣宅一片欢声笑语，庆祝老爷子在被绑架34天之后，平安归来。

荣德生花钱消灾，荣家不愿得罪警方，没有对外声张，但“荣大老板花50万美金才赎回”的消息立即传开，警方维护治安的能力被社会舆论口诛笔伐，连驻华美军总司令都在和蒋介石会谈时提及。蒋介石十分光火，勒令限期破案。

绑匪拿到赎款后还演出了一个插曲。吴志刚利欲熏心，将詹荣培送到他手上的50万美元私自扣下10万，然后去跟骆文庆和袁崇杼说荣家没凑齐50万，只有40万。袁崇杼一看就有问题，立即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之事；吴志刚若无其事，说荣家只能凑齐这么多，他也没办法，不信去问詹荣培好了。绑匪个个知道这商谈好了的事，荣家绝不可能临场变卦，立即有人喝骂吴志刚胆敢黑下10万，是不是不想活了？！

眼见事没结束，团伙内却就要火拼，骆文庆就劝住大家，说先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先放了荣德生，然后就在关押荣德生的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把40万美元分成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各得2股，其他参与的人或得1股或得半股。

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他们约定半年内不得动用这笔钱，以免露马脚。

此案的最后被破获就在这项约定有人当成了耳旁风，没有严格执行！

在蒋介石的责令下，宁沪军警当局焦头烂额地寻找得手后逃散的绑匪线索。在南京的军统特务头子、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对此很感兴趣，他看了此案材料，觉得以“逮捕”方式绑票真是别出心裁，即使普通绑匪想得出来，军警方面的枪支、汽车、证件也搞不出来，因此这个案子八成有军警察特务参与。

本来此案与他的职责无甚关系，但偏偏案犯撞到他的眼皮底下来。毛森发现手下的黄锦堂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最近却阔绰得很，新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到歌厅酒楼挥霍享受。毛森立即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的以嵊县帮最为有名，莫非黄锦堂与之有瓜葛？他又想起，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就消停了；而且，荣案之后，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立即销声匿迹……

这么多疑点出现在毛森脑子里，毛森按捺不住兴奋，把黄锦堂找来试探。

黄锦堂进门之后，毛森一言不发，盯着他使劲打量，黄锦堂被盯得忐忑不安；毛森忽然一声：“黄锦堂，你最近尽干些什么好事？！”黄锦堂心里一惊，表面故作惊讶地问处座这话什么意思？毛森哈哈一笑，指着他的西装说：“别装疯卖傻了！看看你这身衣服，听说你最近派头可不小啊！”黄锦堂放松了下来，也笑呵呵地说：“原来处座是说我这身衣服啊。一个朋友来南京，我陪他玩了两天，他就送了我这个，还挺合身。”

毛森说：“你那朋友已经走了，对吧？”

“是，前两天回去了。”

“我这有个事，派你去再好不过了。”

“什么事？”

“就是荣德生被绑票的案子，委员长限令破案，兄弟看你去最合适，对吧？”

黄锦堂心里越来越惊疑不定，呐呐不语。毛森忽然厉声道：“你最近经常在上海和无锡，难道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吗？！”黄锦堂慌乱表情越来越难掩饰，只支吾着说：“小弟无法预料，依处座的意见……”

毛森逼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嵊县帮吧？”黄锦堂顿时神色大变；毛森再进一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直盯着他的眼睛说：“5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说说这伙人会怎么分？怎么花？”

至此，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已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实际已经泄露了秘密，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他回过神来深悔不该分得几万美金后如此招摇，现在只能百般抵赖、喊冤叫屈，可他无法解释自己最近大笔资金的来源，又讲不清荣案期间自己的行踪。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横行上海的嵊县帮覆灭，连干8年绑票而从不失手的江洋大盗骆文庆也走到了末日。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重奖他5万美金；荣德生也亲到毛宅致谢，赠送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案子虽破，荣家却只收回20万美金，其他大多落投入军警方面手中，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14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25万美金也未如数发还。案破后，相关人等还不断登门索取酬金。荣家为此事前后共耗费60万美元，超过了绑匪勒索的款额。这笔巨款全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