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和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枢铭是广东老乡。1932年8月，陈枢铭失势，出国“考察”，交通部长其时由内政部长黄绍竑兼任。陈孚木觉得自己也前途已尽，时刻考虑的是怎样大捞一把以便去职之后还有退路。李国杰要出卖码头给外国的呈文一拿到手上，他眯起了眼睛，觉得大好机会来了。

在此前，那个航政司司长蔡培和参议黄居素已经在这笔生意上挖下一笔。蔡培看到黄居素递来的李国杰呈文上写卖码头可得款100万两白银，就对黄居素说：“何必说100万两银子呢，100万元不行吗？”黄居素立即心领神会——100万两银子相当于128万元，这样一报，就多出了28万元不在出卖收益内，可以私分。于是黄居素授意李国杰，叫他重写呈文为“100万元现钞”。

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李国杰当然同意，立即改动呈文。这笔瞒报的钱由陈孚木、蔡培、黄居素和李国杰均分。到该年10月，出卖码头和仓库办妥，黄居素首先提去了属于他的7万元。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胃口可绝不只在这区区7万元。他始终对李国杰出卖码头未置可否，交易进行中既不制止也不说同意。李国杰一直把他的态度理解为默许。到了出卖交易刚办妥时，陈孚木以官方身份电话通知李国杰：速汇70万元给部里，作购买交通器材之用，一星期后归还。李国杰虽然觉得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但转念一想，刚刚卖得一笔大钱的时候陈次长就来公务借款，这不正是他和交通部对出卖码头的认可吗？本来他对陈孚木始终不表明态还感到心里发虚，这下顿时踏实了，于是立即将钱汇出。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孚木收到70万元支票，马上化名将这笔巨款存入外国银行，然后弃官乘船跑到澳门定居，开了一个大赌场，惬意地做起了富豪大老板！

发觉上当的李国杰目瞪口呆。他无法就此事上告，因为出卖码头是行贿陈孚木才办成。现在他只有吃个哑巴亏，把此事捂住，再自己想法把这70万元的亏空填起来。

然而，这个漏子捅大了。他得罪过的杜月笙和张啸林立即知道李国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二人马上上庐山向蒋介石告发。

赵铁桥被暗杀之时，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和李国杰有关，但没有证据，只好放过；现在听到杜、张二人关于李国杰勾结贪官陈孚木盗卖国有码头之事的报告，正好新账老账一起算，立即派宋子文和朱家骅前往上海查办。

本来靠出卖码头，李国杰已基本缓过气来。在汇丰银行逼债期间，他象热锅上蚂蚁一样四处挪借，曾向一个姓王的前清长芦盐运使借钱，豪富的王某一次借给李国杰10万两白银，让他感激不已。现在卖码头拿到了一大笔钱，李国杰准备还王某的账，结果王某说：我受先中堂厚恩，无以为报，此银两算是一点补偿。李国杰更加感激涕零，要和人家结成异姓兄弟，却被王某婉言谢绝。王某很了解这位侯爷跟他爷爷李鸿章的天上地下，私下说：李文忠无后。

李国杰还没把银子捂热，来查办他的宋子文和朱家骅就到了上海，电话通知他到宋子文私宅谈话。李国杰知道不妙，先派秘书杨天囚去探听虚实。一见来的是杨天囚，宋子文劈头就说：“你来干什么？请李总经理来，这件事非他亲自来不可，任何人也代表不了的！”

这本是凶险之兆，可这个杨天囚不知怎么回事，回到李国杰处兴奋地说：“一点啥也没有，宋院长非常客气，不过他说这事谁也代表不了。照我的看法，宋和朱都没有什么恶意，我看总经理是可以去的。”

李国杰松了口气，按杨天囚的话去了宋子文处。一进门，李国杰魂飞魄散，他看到的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场面：宋子文、朱家骅、蔡培、杜月笙、张啸林、美国大莱银行代表及门外大队的巡捕。

李国杰不肯认栽，他声言出卖码头得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同意，他做为下级，是请示获准后再实行的。

可在他的呈文上，陈孚木等交通部官员根本没有签署任何意见。

同伙的航政司司长蔡培，在陈孚木携款逃往澳门时已知不妙，属于他的那个7万元他根本没有提取，现在反而参与了对他的审问。宋子文问五号码头的售价是多少，李国杰说100万两白银，蔡培大喝一声：“你放屁！呈文上明明写的是100万元！”李国杰目瞪口呆，半天不知怎么回应。

审结后，上海地方法院宣判：李国杰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和仓库权益、虚报价款、启蒙政府等罪名，判处徒刑8年，剥夺公民权10年。

律师曾为他辩护：出卖码头先写了呈文，也的确得到了上司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同意（虽无书面批署），不能算“擅自”；陈孚木以次长身份叫他汇款70万，他有服从义务，此事不应李国杰负责。

这些辩护在判决时都未予考虑，这么重的量刑，其实就是因为他勾结王亚樵暗杀了赵铁桥——几次刺杀蒋介石的王亚樵是老蒋的死敌，而赵铁桥生前又是蒋介石和戴笠的红人。

李鸿章的长孙，前清显赫一时的侯爷，一代名企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顷刻成了锒铛入狱的罪犯囚徒。

李国杰下狱后，上海轮船招商局重新成立管理机构，杜月笙任董事长，他的门徒刘鸿生任总经理，这家航运业巨头企业完全落入了杜月笙之手。

在狱中饱尝铁窗滋味的李国杰，一定在一次次想着他在前清的威风。如果还是大清国，谁能欺负到他侯爷头上？敢触犯他的人该会是何下场？跟祖父李鸿章一手能遮天的无限神力比，什么蒋介石宋子文戴笠杜月笙能算老几？

时转势移，荣辱判然。在民国能一家之下、万家之上的，早轮不到他李国杰。

爷爷李鸿章这棵已死去的大树还是根须繁密，尽管蒋介石和李氏家族从无关系，对李国杰尽可放手收拾，但还是有既感念李鸿章旧情、又能以面子压住蒋介石之人。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北洋之虎”段祺瑞。

在袁世凯死后，国务总理段祺瑞逐步掌握了北洋政府全部军政大权。但在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段祺瑞的皖系失利，段祺瑞被逐出北京，避到天津吃斋念佛，等待东山再起；1924年，他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三角同盟”，在该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借助直系将领冯玉祥的突然倒戈，击败直系。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总执政”这个职务是鉴于“府院之争”的教训，把总统和总理职权并到一起而成。

在段祺瑞任总执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初，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7国公使，联合发出要求中国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的“八国通牒”；通牒发出后，3月18日，愤怒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北京各界2000多人来到执政府前请愿，要求驳回“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

执政府的人推说段祺瑞生病未来办公，人们不愿无果而返，于是请愿人群和层层围护着执政府的执政府卫队紧张对峙。忽然，卫队前排握棍士兵向两边闪开，后排持枪士兵蜂拥而上，向手无寸铁的人群疯狂射击，执政府前顿时血肉横飞，惨声入云！

在这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47名请愿者牺牲在执政府卫队枪棍下；借助鲁迅的不朽文字，后世广泛知名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另有150多人被打伤。

没有证据表明开枪是段祺瑞下的命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匆匆赶到现场，看着血泊中满地的年轻躯体，段祺瑞如遭电击，轰然一声，向死难者遗体长跪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