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绅是以两首《悯农》诗流芳后世的，其中一首就是妇孺皆知的《锄禾》（为了适合儿童阅读才改成了这个题目），而笔者更欣赏的则是另一首，其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二句的警世意义绝对不亚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深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同志按理说应该是个生活俭朴的人，然而事实却大跌后人眼镜。也许李绅曾经非常节俭朴素，但是他在当了官老爷，特别是淮南节度使（后来又升格为宰相）之后，却骄奢淫逸起来了。史书记载，李绅为官后，逐渐奢华到一餐耗费千百贯。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对其无不嗤之以鼻，嘘之以声。

笔者以为，史书的记载可能有点夸张，但李绅的奢侈是肯定无疑的，否则韩愈、刘禹锡等大诗人不会就此对他进行批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同为大诗人，而且对李绅更熟悉的白居易为什么在这个事上不说话呢？

白居易和李绅都是新乐府诗派的中坚人物，他俩和这个诗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元稹互相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你来我往，诗词唱和。但白居易好像并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真正的好朋友。如果白居易尽到了一个朋友的职责，劝说李绅在生活上由奢入俭，放弃过分奢侈的鸡舌宴，那么，在做人为官这个方面，李绅留在历史上的就是知错能改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口是心非的反面教材。可惜的是，面对李绅的骄奢，白居易由于照顾朋友李绅的面子或者其他原因最终保持了沉默。

之所以批评白居易不是一个真朋友，还因为他在元稹犯了比李绅更大的错误时仍然选择了“沉默是金”的态度。

元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李绅还要高出半截，他为妻子韦蕙从写的悼亡诗非常有名，那句众口相传、感人至深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出自他的笔下。但他一生之中的两大污点严重影响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尽管他年轻时是个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帅哥。

第一个污点是他对初恋情人（就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的生活原型）的始乱终弃，不负责任；第二个污点则是从当年弹劾误国宦官的勇士蜕变成了为了升职投靠宦官的肖之辈。

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垍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此时的元稹年少气盛，以大无畏的精神劾奏不法藩镇、官员以及他们身后隐藏的宦官，为此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和六年，裴垍去世，刚刚吃了些苦头的元稹又失去了倚靠，一番得失权衡之后，他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决定卖身投靠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并且真就黑着心肠，厚着脸皮这么做了。

元稹依附宦官的可耻行为引起了朝臣们的鄙视，“为时论所薄”，作为好友的白居易却没有提出“逆耳忠言”让他悬崖勒马，而是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地和元稹互寄诗作，一唱一和，而且酬唱地比以前更加频繁，就连著名的《长恨歌》都是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相对应唱和时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白居易碍于情面在元稹生前没有对他提出批评，但他其实是不认可元稹的变节行为的，他为元稹所写墓志铭中的“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等字句可以为证。

李绅生活奢侈，元稹屈身事奸以至于遗臭于史，他们自己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白居易作为他们二人的至友却对他们的失节行为始终保持失语，不发一言也应该难逃其咎，至少他不是一个敢于直言相劝、令人肃然起敬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