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韬光养晦终登皇位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在庄严而又神秘的紫禁城中又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44年后登上乾清官内金碧辉煌龙椅的清朝的第五代君主胤禛。

胤禛与康熙众多的儿子一样在帝王家的荣华富贵中慢慢长大。康熙对他的儿子们是严厉的，教育抓得非常紧。皇子年满6岁便入南书房读书，皇子的师傅都是翰林院中的博学大儒。学习的课程有满文、汉文、蒙文及儒家的经史书籍，另外还有军事，体育等科目。每天五鼓，天还未明，便须起床，进书房学习。每天的课程皆是排好了的，先读史、作文、然后有满文师傅教满文，下午学习骑射。直到太阳落山，一天的功课才算结束。康熙皇帝看到一些贵胄之家对子孙娇生惯养，长成大人，则是废物，害了子孙。因此，他对诸皇子要求甚严，康熙帝经常在繁忙的政务中，检查皇子的功课，尤其告诫他们要熟读四书五经，贯通性理，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上之人。

随着皇子们年龄的增长，康熙皇帝还让他们接触一些军政事务，经受实际锻炼，以增长知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自8岁以后胤禛经常随父皇去边塞，了解边塞形势。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15岁的胤禛同几位哥哥参加了曲阜祭祀孔子大典。第二年和康熙三十九年两次随父亲考察了永定河（又名浑河），并亲自主持了永定河的治理。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胤禛与诸兄弟参加了对噶尔丹的讨伐，他受命掌管正红旗的大营，虽然这只是象征性地坐镇正红旗，并没有真正亲临前线、躬冒矢石，胤稹还是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康熙四十二年，他跟随康熙南巡，由德州、济南、泰山、沂州，经淮安、扬州、镇江而达杭州。返途经南京、沛县、东平、东昌返京，历经4个月时间。胤禛得以详细了解了沿途风俗民情及运河闸坝工程。

清朝的传统原是不立太子的，皇位的继承人由老皇帝死前指定。这种不立储君的方法既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各个有继承皇位希望的人都能效忠皇帝，拼命出力，博取皇帝好感，以求被立为君。弊在不立储君，觊窥皇位者多，容易造成父子兄弟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刀兵相见，酿成争位的大祸。康熙皇帝即位后斟酌立太子的利弊，决心改变清朝的习惯，学习前人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办法。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他将孝诚皇后所生年方2岁的皇二子胤礽立为太子。皇长子胤禔因为是庶生，没有得立。其后，康熙的几个儿子争夺储位，刀光剑影，不可开交。胤礽立而废，废而又立。

康熙因废太子问题，劳神伤心，生了一场大病。而诸皇子多忙于经营自己势力、争夺储位，很少关心父皇的病。只有胤禛和胤祉问医问药，关怀备至，很得康熙的欢心。所以，在胤礽复立之时，康熙大封诸子，胤禛与胤祉、胤祺一起被封为亲王，超过了胤礽等人，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此外胤禛很懂得伪装、韬光养晦、避免锋芒太露而遭忌妒。他在形势未明之前与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效地保护了自己。他虽然对胤礽表示关心，同时也与胤礽保持某种联系。对其他兄弟，他在父皇面前只说好话不讲坏话。有人需要时他都能给以支持。他得到亲王之封后，自己上奏要求降低世爵，提高其他兄弟地位。他这样的做法，很得康熙好感，称赞他明白事理。

胤礽的复立并没有平息诸子之间的争夺，也没有消除他与父皇之间矛盾。胤礽复位后，照旧收集党羽，招兵买马，迅速纠合了一批亲信大臣。眼见他羽翼日益丰满，日益骄横无忌，康熙只得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再次废掉了他，逮捕了太子党人，将托合齐焚尸扬灰，耿额，齐世武等人锁拿审问，同时明确表示不再立太子。他说没有合适的人，立了反而引起争斗，本朝向无立太子惯例，不立亦不为过。

巧于心计的胤禛看清了胤禔、胤礽，包括胤祉都不可能被父皇选为嗣君了，他在其他诸皇子中年龄居长，占据一个好的地位，当然也就产生了接班的想法，暗地里做些准备。胤禛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迎合父皇的意旨，取得父皇的喜爱。外松内紧，一方面底下加紧活动，分别取得了守卫京师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和在西北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支持。一方面向父皇，向世人表现出自己对皇位没有兴趣，麻痹康熙和诸位弟兄。

自胤礽二次被废之后，康熙对胤禛更器重了，许多重要的国务活动让他参加。康熙五十一年，胤禛参加了对太子党人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参与议定西北军事。五十七年皇太后安葬，胤禛代父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康熙登极六十年大庆，胤禛前往盛京大祭。回京后，又衔命祭祀太庙、后殿。同年，会试不第士子以取士不公闹事，胤禛受命处理。当年冬至，他还奉命代父皇祀天于圜丘。康熙六十一年，胤禛带人盘查京通仓物。这说明，康熙对立胤禛为储君已有了一定的想法，故而让其全面参与军政事务。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七日，康熙皇帝病了，冬至的祭天礼由胤禛代行。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召见胤禛，在胤禛未到之前，康熙已向在病榻旁的胤祉、胤祥、胤礻异、年大庆、隆科多等人交待由胤禛继皇帝位，胤禛到后，向父皇问安，康熙告诉了他自己的病症，胤禛含泪进行了劝慰。到晚上8点左右时，康熙溘然长逝。胤禛哀号痛哭，隆科多乃当众口头宣布康熙遗诏、命胤禛即位，胤禛当时惊恸昏倒，在大家的劝慰下，强起办理父皇丧事。当晚将康熙遗体运回后宫，次日封胤祀为亲王。召胤禵回京，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向天下颁布遗诏。二十日胤禛登上了皇位受百官朝贺，改第二年为雍正元年。宣布继承父皇的一切法规，不作变更，呼吁皇室团结，诸兄弟一体，共图清朝万世之固。

由于野史纷纭，雍正的即位是不是康熙的意旨，合法与否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史学家也莫衷一是。

二、惩除政敌巩固皇权

雍正坐上皇帝宝座，他的兄弟们，尤其是胤礻异、胤禵是不死心的。一天不彻底解决兄弟间的争斗，他的皇位就一天坐不稳。而这件事情的处理又远较一切事情为复杂，不能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

雍正即位的第二天便封他的政敌胤礻异为亲王，让他和胤祥（皇十三子，与雍正关系最好）、隆科多以及胤礻异的亲信马齐一齐为总理事务大臣，办理一切事务。同时还任用了胤礻异的一些亲信人物。雍正这一着大出人们意外。胤礻异的手下人个个弹冠相庆，只有胤礻异心怀疑惧。他对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没有明日杀头之意？”胤礻异作为局内人，自然比别人想得深刻。但雍正这样做却有效地堵住了许多人的嘴，同时也将胤礻异控制在自己手中，逐步分化他的亲信。他想暂时稳住胤礻异，以待时机成熟时再下手杀他。

对待胤禵，他的同母弟弟，雍正真是不好下手。胤禵是皇位继承人最有力的竞争者、又加上社会上到处传扬雍正夺了胤禵皇位的谣言，胤禵很是受人同情，因此，他具有潜在的号召力，雍正决不能掉以轻心，泛泛视之。胤禵当时正在西藏抗击准噶尔，父亲一死，雍正火速令胤禵回京参加父皇的丧事，将前线军事交与雍正的大舅子年羹尧处理。胤禵到京之前，专门派人请示，是先谒父皇梓宫，还是先朝见新君。雍正命他先谒父皇灵柩。胤禵褪到灵堂，望见父皇灵柩，百感交集，哭倒在地。雍正远远地站在一旁，胤禵对登上皇位的亲哥哥，当然满怀仇恨，但人在矮檐下，又不得不敷衍向哥哥叩头。雍正为表示自己的兄长风度，上前扶他，胤禵却不理他，使雍正很难下台，这使雍正非常不快。雍正因此借这件事，斥责胤禵“气傲心高”，削除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贝子封号。过了一个月时间，雍正和诸皇子送康熙灵柩安葬东陵。事毕后，便令胤禵留下看守父陵，实际上便把他囚禁在了遵化。胤禵的几个亲信也被收拿治罪。

雍正对胤禵的无情，使他们的母亲吴雅氏非常伤心，但她管不住长子，帮不了幼儿，一气一急之下便生起病来。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二十二日得病，次日便死了。这个小家出生的女人，无福去做荣贵的皇太后，撒手离开了这个骨肉之间不能相亲相爱的世界。吴雅氏的死，据雍正的政敌说，是她要见胤禵，雍正不允许，她一气之下撞了铁柱子。这个说法真实性颇大，雍正为了安慰他的母亲，马上封胤禵为郡王，但仍圈囚在遵化。不久胤禵的妻子也染病而死。胤禵遭到如此打击，感到悲愤而又沮丧，向雍正表示他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希望哥哥放他一马，因此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亦是胤禵的支持者，他们对雍正的上台同样心怀不满。雍正在胤禵回来后命胤禟前往西宁办事，暗里令年羹尧把他软禁在西宁。同时借故将胤礻我革去郡王爵位囚禁于京师。对废太子胤礽，大阿哥胤禔，他照样予以严行禁锢。

雍正在处理诸兄弟中，初期并不残酷，不危及他们的生命。他知道在刚继位时若开了杀戒，会激化皇室的矛盾，反倒不利于他的统治。但雍正对诸兄弟政治上的迫害却是一步一步加紧的。

经过了两三年准备，他的权力已巩固，他就准备彻底解决问题了。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雍正罗列了胤礻异种种不法，将其降为民王。圈禁高墙，赐名“阿其那”，意为狗。五月向内外臣工、军民人等颁布胤礻异等人罪状。胤禟赐名“塞思墨”，意为猪，同年八月被害于保定。九月胤礻异也不明不白地死于禁所。惟有雍正同母之弟胤禵保留下一命，活到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至此，雍正彻底结束了诸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巩固了他的地位，加强了皇权，确定了他不可动摇的权威。雍正从皇位的争夺中摆脱出来之后，始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去。

三、改革积弊禁止朋党

康熙后期，官吏贪污，吏治腐败。因此钱粮短缺，国库空虚，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当皇子时深知要富民富国首先便是整顿好吏治。但是，整顿吏治，在官僚队伍头上动土也不是容易的，弄不好则一发不可收拾。雍正知道“吏治乃一篇真文章也”，他决心做好这篇真文章。

钱粮亏空是当时一个大问题，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继位，内阁起草登极恩诏，就开列了豁免官员钱粮亏空一条。雍正马上觉察了，当即将这条勾去，他决不宽恕官员的贪污。十二月十三日，他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让各地严格执行。查清亏空何项，原因是什么，并责令所有亏空3年内必须补齐，且不许苛派于民间。因上司勒索及公用者分别处分。属侵欺贪污者，赔补外还要惩办主犯。随即，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由怡亲王胤祥、隆科多负责将清查进行到底。

会考府是中央的审计机关，各部，各省皆由其督责。会考府查出户部亏空250万两，雍正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部吏赔150万两，另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清查中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以致当时有许多郡王、贝子将家产拿到大街上变卖赔补亏空。对有些贪污多的官僚，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抵空。

地方的清查更为雷历风行。因亏空，许多省级官员被革职查封抄家。对赃官，采取严厉手段，抄家之外，命其亲戚代赔。凡亏空赃官，一经揭露便予革职。各省被革职罢官的官员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达到一半。因此，民间说雍正“好抄人家”。雍正则认为这是应该的，不能让贪官污吏占到一点便宜。全国全面的清查收到很好的效果，3年之间，基本上清理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

官吏的贪污有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在清代还有具体客观原因，那就是官吏俸禄太薄。清朝一品官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官45两。靠这一点俸禄连家口都养不活，还要送往迎来，年节应酬，打点上司。不让他们用另外的办法来搞钱，除非叫他们饿死。所以清朝官场上，地方官靠的是苛捐杂税，最主要的是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来充填私囊；上面的清寒的京官、省官靠的是下边各种名目的送礼来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官场，怎么能不腐败。

各级地方官员，贪污勒索的手段一般均以“火耗”为名。其所用名义是国家征收赋税为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应多征银两以补损，称为“火耗”。另外，征粮还有“雀耗”、“鼠耗”等名目。“火耗”之征，各地不同，但都越来越重，有的地方一两正赋加四五钱“火耗”。雍正非常清楚，无限制地征“火耗”就是剥削民脂民膏，久而久之，非酿成大乱不可。可是如果禁止收“火耗”，各级官员又断了财路，断了生路。雍正很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火耗”由国家规定征收数，统一征收。一部分归到省里作公用，一部分分给各级地方官。他的意见得到雍正的赞赏。

为了慎重起见，雍正命议政王大臣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详加议处。讨论的结果，各执一说。雍正大为恼火，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不再听他们意见，雍正四年七月断然下令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征收比率依各地情况而定，只许比原数少，不许增加。所收“火耗”全部提解到省。拨出一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其他用于地方公费，此法很快全国实行。各地“火耗”率皆比原额有所下降，多的由80％降到18％，如山东等省。全国各省“火耗”率普遍保持在20％以下。“火耗”归公后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很多，远远超过俸禄。如一品官养廉银每年有2万两，是其俸禄的100多倍、七品官养廉银亦达2000两左右，是其俸禄的40余倍。

清理亏空、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使官吏对小民任意加派、官场间收受规礼、贪污勒索的陋习有了很大改变，促使官僚队伍走向清廉。同时也使国库充实，地方公费充足，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打击不法地主官僚为逃避赋役而平均劳役、丁役，或将负担转到小农头上的情况，雍正三年，雍正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丁役摊到土地上去，谁田多，谁出力役多，没田的少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自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提出这个设想，百年来一直实行不下去，雍正决心完成它。他以明确的认识、坚强的毅力促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大变革。从此后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减轻了，压抑了富户，扶植了贫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从另一方面说，因土地是固定的，而人丁是流动变化的，因此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因此对国家亦是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加强集权巩固边疆

雍正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他非常了解康熙后期上上下下报喜不报忧给他父亲造成对许多事情的失察。他登上了皇位，便不能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要更加牢固地掌握他的权力，便需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全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做到耳聪目明。为了这个目的，雍正对王朝的行政制度做了些改革和创造。主要的改革，一是完善了密折奏事制度，二是创设了军机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的集权。

清王朝的公文往来，主要是题本和奏本。题本是官员因公事所上的奏章，要加官印。奏本是个人私事，不用公章。二者皆由通政司送皇帝，其实到皇帝之前便已由内阁看过了。因此这两种公文都是公开的。这样便有许多局限，有些事情官员不敢公开讲，皇帝便无从知道。所以康熙年间便产生了补救的办法——秘密奏折。秘密奏折是皇帝最为心腹、最相信的人才能用的。所奏内容，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无所不包。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上台后，感到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他首先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令各省督抚皆有此权限。后来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上密折权力。一些中下级官员，经过雍正特许，亦可密折奏事。临时差往地方的官员亦有此权。估计雍正朝先后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可达1000多人。

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广辟耳目，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因此，处理各类事情时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雍正朝一切大政皆有密折的功劳。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他皆有周密的调查，有与心腹大臣许多的论证，因此施行起来得心应手。密折又起到了严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警自惕，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逃不脱雍正的眼睛，密折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他们。雍正创立密折制度没有明代东厂之弊，而收东厂之实效。这正是雍正的高明之处。

雍正的另一创造便是设立军机处。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西北对准噶尔用兵。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雍正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不是一个衙门，没有属员，只是一个临时处置机密军事事务的机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不是专职，是临时抽调来的、雍正比较信任的官员，原来的职务照兼。军机章京也是抽调来的，仍属原衙门编制，升转在原衙门进行。军机章京是负责文字工作的秘书类人物，雍正以军机处为工具，他的谕旨直接由军机处转发。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不能休息。

军机处初设是办理西北军务，后来雍正觉得军机处用得顺手，西北军务完毕，便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所以在雍正手中，军机处已代替了内阁，成为国家实际中枢。凡重要机密之事皆由军机处办，内阁只能办一般性事务。军机处除了承命办事之外，还有为皇帝出谋划策，提供谘询，参加议政的任务。军机大臣是雍正挑选的，统统属于他的亲信，事事秉命于他个人，因此雍正非常牢固地抓住了国家一切权力。

雍正继位时，清王朝的边疆地区并不安定。首先是青海、西藏动乱不已。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人在康熙时已归顺清朝。由于准噶尔部的挑动，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夏天叛乱。他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称号，进攻不跟他走的另外两个蒙古亲王，扣留清朝官员，进攻西宁。雍正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决心武力平叛。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主持剿灭军事。年羹尧作了周密部署，雍正元年冬天，连打了几个胜仗，降敌10万。罗卜藏丹津逃到了柴达木。岳钟琪率5000精兵，乘大雪直捣敌巢。第二年二月初八，大败罗卜藏丹津，俘其母亲和妹妹，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逃往准噶尔。平叛战斗胜利后，清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下置若干州县，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平叛后，在青海各地开展了屯田，兴办农业水利，对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方扶持，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藏地区在康熙时已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并留兵2000人驻守，任命亲清的藏人担任西藏地方领袖。雍正元年，雍正听四川巡抚之请从西藏撤回了军队，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便发生了阿尔布巴叛乱。后藏政府首领颇罗鼐率兵坚决平叛，与敌周旋。雍正闻讯令川、云驻军出兵进藏。次年秋，一举平定叛乱。西藏平定后，雍正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留兵2000防守。同时，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初步稳定了西藏局势。

西北准噶尔部在康熙年间数次发难，经康熙几次用兵，形势趋向缓和，但依然与清朝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挑动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蒙古族闹事。因此，准噶尔部不平，清朝的西北边境便不得安宁。雍正继承其父遗志，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由于雍正决策的失误和前线将领的轻率，清军多次失利，直到雍正去世也未能达到目的。

西南云贵地区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区。明代以来中央皆以土司制度统之。即由少数民族酋长自治。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世世代代承袭其职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司之间又经常为争夺土地、山林、人口而争战，有时候又联合起来反叛中央政府，抢掠汉族及他族人民，明朝时一直为国家大患。清朝也沿袭了明的土司制度，行之近百年，土司制的各种弊病愈演愈烈。

雍正从康熙年间便深知土司制度之弊，但怎么解决却没有办法。雍正二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一方面平定贵州土司叛乱，一方面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土司制度问题的根本办法。雍正四年九月，鄂尔泰提出云贵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雍正认为这是治本之策，便当机立断，责令鄂尔泰完成此事。并且迅速为他配备了必要的助手。为了鄂尔泰工作的方便，雍正重新改定了云贵川的行政区划，授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自雍正四年下半年开始剿平了叛乱土司，首先对这些土司改土归流。然后，及于未叛土司。废除少数民族的头人，设立府县，派遣流官管理，并力行清查户口、田土，对忠于朝廷的土司给以荣誉世职，妥善安置。到了雍正八年云贵改土归流工作基本完成。此举打击了叛乱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五、善于用人勤于治政

雍正才思敏捷，由于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其思维非常有逻辑，非常有条理。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文件、密折，亲自书写批示，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皆是一挥而就，且行文流畅，入情入理。他作的批示很少涂抹，很少改动。往往几百字、上千字的批示一字不动，或很少改动。他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可以说一日万机，能够做到这样，足见其才识过人。雍正的书法亦很好，康熙很欣赏他的字，每年都令他专写扇面，多达100多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现存朱批奏折原件还可以看到他的字，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谨，功底深厚。

雍正的政治才能表现在他了解下情、了解臣下、了解自己，能够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雍正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有了解下情比康熙强。他清楚地知道天下弊病在哪里，官场恶习什么为最劣，因此处理政务得心应手，没有事情能瞒过他的眼睛。尤其是他的知人善任、控御臣下的本领更为他人所不敌。

雍正常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在通行“人治”的中国封建社会，雍正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确切的。只要用人得当，天下皆可以治。雍正在作皇子的时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用人原则和用人风格。

康熙用人较为宽厚，其下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但是形成了庸才充斥、官场腐败的现象。雍正欲一改康熙末年状况，造就一支振奋有为，有开拓性的官吏队伍，来保证他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其用人原则便不同于他的父亲。雍正的用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中国历代人君用人的不同总在于德与才的如何偏重，也就是重德还是重才。德才兼备的人是有的，但数量少，远不够国家之用。大部分官僚皆属中才，就看人君怎么使用。一般来讲，德高者往往才不具，多为忠厚老成、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缺乏开拓精神的君子型人物，这种人可以信任，但不能用于成就一项大事业。而有才者，又往往恃才傲物，不拘泥于道德的约束，不容易驾驭，甚至大节、小节皆有瑕疵，为君子所不齿，经常受人攻击，但成就大事业往往是这样的人物。

雍正用人是根据历史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为着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必须用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即使这样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要用。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原是为了办事，而不是为了用人，尤其不是以官职养闲人、庸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用谁，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出身、声望或德性，在这个前提下，对有缺点的才干之臣加强教育，对庸才，则要让他腾出位子来给有才能的人。雍正曾经在田文镜的密折上这样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雍正的用人之道。

对官僚，即使是贤才，雍正要求也很严。历代君王要求大臣不过“清、慎、勤”三个字，而雍正认为只有这三条要求还不够。做官，尤其是高级官吏，还应当眼光远大，有全局意识，胸襟宽广，不然的话，人品再好也不过一具木偶泥胎。对于真正的有才干的大臣，雍正打破了官吏升转惯例，给以高官厚禄、越级提拔。他给几个心腹大臣田文镜、鄂尔泰等人的上谕中，一再让他们荐才，他虚己以用，不拘资格。而对于疲软官员，他动真格地以察典处之。雍正时期，无能的官员被罢斥的很多。雍正也因此得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从整个雍正时期看，雍正对于才干之臣一点也不刻薄。他常常用赏赐世职、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食品、药物等办法奖励能臣。有病的大臣，他亲派御医前去看望。像杨宗仁、宋玮、方觐都受过这种殊荣。江苏巡抚陈时夏要将在云南的老母迎养于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将陈母送去。对政见不同的大臣，只要他公忠任事，雍正照样信任。像朱轼，曾反对他搞耗羡归公，反对西北用兵，但朱轼有才干，忠于朝廷，雍正照样信用他。李元直为监察御史，疏奏中侵及雍正，言词激烈，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赐给他荔枝，要他直言无妨。这种例子在雍正时非常多。

雍正的用人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才德并重，而偏于才，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人他是不用的。他的这种用人方法辅成了他的一代之治。

雍正这个人极为自信，这就决定了他性情刚毅。他教育臣下不要优柔寡断、不要瞻前顾后、拿不定主意。要认准了就干，不怕困难。他本人就很果断，摊丁入地，耗羡归公都是他认准了的，所以不顾舆论坚决干到底。他这种性格的另一面就是急躁。康熙皇帝曾就此批评过他，说他“喜怒无常”，实际掌权后性格也没改变过来。他轻举妄动的事也不少，如强迫闽广土人学官话，结果毫无成效。他气愤时常说过头话、走极端，有暴怒的毛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官员激怒了他，他在批示上将这人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顿，当转过念头来，又去表扬人家。他性格刚愎，但有时也能认错。年羹尧等案处理后，他也多次公开认错，说自己用人不当，应当引咎。

他处理朝政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模棱。他看奏章很认真，经常能从中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非追出个结果来不可。他的批示如果不能立刻引起臣下的反映他就发火，所以雍正时期行政效率异常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不可避免地被臣下说成是“苛察”。雍正说他处于天子之位，总揽万机，必须认真。那些害怕君主英察的人无非是想欺骗君主，掩盖他们的作奸犯科。

雍正没有声色犬马之好，继位后放掉了宫内所养全部珍禽异兽。他不事游猎，连父皇那样的巡游也不搞。但他很喜欢园林，他常年办公的地点就在圆明园，该园经过扩建修缮，湖光山色，风景如画。闲暇时，雍正喜欢流连于园中山水之间。其他生活用具，雍正亦不太讲究。吃喝方面，只是喜欢喝点酒，也有节制。当时西方传来的新鲜东西，像温度计、望远镜、玻璃眼镜他接受得很快，还让宫廷匠役仿造，赐给亲近大臣。

雍正共有8个后妃。这在清代皇帝中，乃至历代帝王中都是少的。他当皇子时只有一妻一妾。继位后根据历代惯例，为了“广嗣继”才纳了几个妃子。

雍正继位后勤政好学，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一直很好。雍正七年曾大病了一场，但一年后已完全痊愈。但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偶感不适，他未在意，仍照常办公。到二十三日晚上病情加重，急忙召见四皇子弘历及亲信大臣，谕及后事，二十三日子时，也就是二十二日深夜，雍正便死了。谥“宪皇帝”，庙号“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