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九六一 黄花岗五十年后
黄花岗五十年后，一九六一，三月二十九，在台北。
台北盆地是四面环山的，但圆山却是四面盆地中的凸起，说它是山，未免太寒碜了，因为它太矮了，虽然矮，却把台北看个够，它是台北盆地中的制高点，尤其顶上有个圆山大饭店，宫殿式的建筑，倒有观光据点上的一片浮名。内行人看圆山，不只看它的大饭店，还要看看它附近的两处幽灵之地。一处叫“招魂塚”， 一处叫“忠烈祠”。
“招魂塚”的全名是“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山西王”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事实上，五百完人是吹牛的，真正死的，只有四十六人而已。四十六人以外，其他有七个人根本活得好好的、四十年后还活得好好的；又有十八个人早在几年前就先死了；又有“一人两死”充数的，死者名单上有“赵恭”、“赵敬斋”两人，事实上，“敬斋”就是“赵恭”的别号；又有八十三个人，根本就只有名字，没有真人，是典型的“幽灵完人”……
另一处幽灵之地是“忠烈祠”。比起“招魂塚”来，它气派多了。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忠烈祠”是总昭忠祠，而“招魂塚”呢，只是专祠，是为单一事件设立的忠烈祠，单一事件具体而微，比总昭忠祠细腻，所以，在“招魂塚”上有专碑、有石刻名单，而在“忠烈祠”这边，就只是一个牌位，在中国文字学上，牌位的造型来自“且”字、“且”的造型来自“祖”字。“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祖”字就是崇拜男性生殖器，是祖先崇拜，也是生殖器崇拜。不过，中国文字学上的慎终追远是令人发窘的，所以，人们就有意不深究这个牌位的造型了。
“忠烈祠”是相当传统的政治符号，并且非常动人，因为它的建筑太堂皇了、堂皇而肃穆，它不只是一面徽章、也不只是一面旗帜、也不只是一张匾、也不只是一片馨香、也不只是一篇《国史馆立传》，它是一组建筑群，庞然大物立在那儿，对人有压迫感、令人敬畏有加。为了政治需要，它会改名字，以追上时代。“中华民国”元年，就由陆军部出面，通令各省湘军、楚军、淮军的“昭忠祠”一律改名，改为“大汉忠烈祠”。随着“在袁大总统世凯”的推动下，就颁行“民国礼制七种”，包括祭祀老天爷的“祀天通礼”、祭祀孔夫子的“祀孔典礼”、祭祀关公岳飞的“关岳合祀典礼”、祭祀忠烈们的“忠烈祠祭礼”等等，可见蒋介石在台湾小岛上搞大忠烈祠，是非常袁世凯的。袁世凯被当成北洋军阀祖师爷，国民党搞国民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但国民党也未尝不军阀，甚至比军阀更军阀。因为军阀脑筋简单，不会办中央党部、不会办中央军校、不会办中央银行、不会办《中央日报》、不会办“中央通讯社”，军阀统治中国的力量与技巧都不够，所以，老百姓还能偷生、还能喘口气。但是，当南方的新军阀崛起以后，一切就走样了，人民越来越无力了、缩小了，但“忠烈祠”却变大了。就这样，圆山“忠烈祠”，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忠烈祠”。一九四九年，亡国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兵败山倒的国民党涌人中国千分之三的岛上，涌入了逃官、涌入了遗民、涌入了故宫的宝物、也涌入了“忠烈祠”的群鬼。不错，群鬼没说要来台湾，但国民党“招魂”了他们、牌位了他们，不由得你不来。圆山“忠烈祠”胃纳百川，裹胁了一切。那是漫漫的长夜，没有闪烁的鬼火，众鬼默默，鬼也没火了。
由于长年有宪兵仪仗表演，圆山“忠烈祠”变成一个“耍花枪”的胜地、一个观光客的旅游据点，每天，从清早到下午，一辆辆的观光巴士，包来了一车车的观光客，鸭行而来。观光客对什么忠烈缺少兴趣、也缺少敬意，因为历史太遥远了，远得像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一切，观光客“忠烈祠”了一阵，除了欣赏“耍花枪”的操枪表演，其他了无兴趣。忠烈多么乏味，那明明是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世代、是她们哭儿子做寡妇的世代、是乱世。乱世忠魂又怎样？现代不时兴这些了，它令人们痛苦、令人们逃避。
除了一个人，他是例外，上午九点钟，他就伫立在那里，伫立在“忠烈祠”的拱门之下。雄伟的大门开处，他已伫立在那里，他挺直胸膛，首先走进去，与人不同的是，随后的人，他们群体开进“忠烈祠”；而他呢，却孤单走进那里，那里对他说来，彷彿是一座坟场，有精灵在兹、有鬼神在兹，没人知道他是谁，除了远远的一个年轻人，在偷窥着他。
他七十五岁，是位老先生，除了春祭秋祭的七十五岁的蒋介石外，不大有这种年纪的人跑到这里来了。他一步步脚踩在石板上，一如一步步踩在一座老坟上，走着、走着，直接走向廊庑、迈过高高的门槛，朝向每个特区。特区里都是所谓先烈、一排排牌位、机械式的伫立在大理石高案上。牌位其实也今非昔比了。按照当年在大陆的法规，明定烈士牌位“一律蓝底金字，边花纹，上加额，下设座”，到台湾后，“蓝底金字”不见了，变成简陋的木底黑字了，“边花纹”也不见了，大陆时期规定的“牌位中直书烈士姓名，有衔者具衔，左书年龄籍贯，右书殉难事由”，也一律从缺了。结果是，除了一座总招牌，诸如“开国烈士”“讨逆烈士”“抗日烈士”“戡乱复国烈士”等等酌予分类外，整个局面，变成了立体的“录鬼簿”，每个名字都失掉了介绍和线索，除非他的名字很特殊，被观光的小朋友指点给大人看。
“爸爸你看，这个人叫‘林小猫’呢。‘故林小猫烈士之灵位’，为什么烈士叫‘林小猫’？”
做爸爸的摇了摇头，低声说：“小猫老猫都一样，反正是烈士就对了。”
“什么是‘故’？”
“‘故’就是死了。”
“死了？该叫林死猫吧？”
“死人的名字不能改。”
“什么是‘先烈’？”
“先烈嘛，就是为爱国而不得好死的人。”
“爱国要爱得这样可怕吗？”
“因为有敌人逼你，非用可怕的方法不可。”
“哦。”小朋友似懂非懂着。“那我要爱国吗？”
做爸爸的苦笑了一下。“如果要在这里立个牌位，就爱爱也好。”
“我要改名什么小猫小狗吗？”
“你已经叫小鱼了，你的名字比他们好，不必改了。”
父子对话就如此告一段落。最后，他们父子走向了门槛，小朋友吃力的跨过了高高的门槛。他回过头来，一片困惑的问：
“小猫要吃小鱼吗？”
做爸爸的笑起来。
“进到这‘忠烈祠’来的，都死了，谁也吃不了谁。死人吃不了死人，只有活人能吃死人。”做爸爸的终于找到答案。
“如果我死了、小鱼死了，活猫会来吃我吗？”
做爸爸的苦笑起来。
“猫是不吃死鱼的，人才吃死鱼。”
“还有，”小朋友补了一句，“蒋总统还没死，他可以来这里吗？”
“蒋总统还没死，不是死人是不能到这个地方的。”
“如果蒋总统死了，他会不会来，也排个座位？”
“不是排个座位，是牌位，就是这上面一个个立在那里的，叫牌位。”
“蒋总统死了，会来牌位吗？”
“蒋总统人说是‘民族救星’，应该会来吧！”
“救星怎么会死呢？他死了，谁来做救星呢？”
“蒋总统还有儿子呀，儿子可以接班做救星啊。”
“我可以做‘民族救星’吗？”
“你每年过生日，做‘寿星’就好了。‘民族救星’还是给蒋总统的儿子来做比较好。”
“你是说我不够资格做吗？”
“也不是，而是做‘民族救星’要排队，你年纪太小了。”
“我排队时候，蒋总统儿子的儿子要来插队怎么办？”
“你可以叫警察来。”
“如果他是警察呢？”
“那你就做宪兵吧。”
“做宪兵可以每天到‘忠烈祠’操枪表演呢。”
“多好啊，做宪兵比做警察好。”
“好吧，我就去做宪兵了，又可以操枪表演，又可以抓警察。”
“宪兵只可以不被警察抓，不可以抓警察。”
“宪兵可以抓什么呢？抓个‘民族救星’吧？”
“你不要乱说，你乱说，这里的宪兵就会把你抓起来。”
“那我还是做警察吧。”
“你变来变去的，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偷偷告诉你，我要做一个不排队的‘民族寿星’。可是蒋总统先做了。”
“蒋总统做的是‘民族救星’，不是‘民族寿星’。”
“蒋总统也是‘民族寿星’，标语上都说‘蒋总统万岁’，万岁不是寿星吗？”
“你都说对了，蒋总统既是‘民族救星’，又是‘民族寿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民族救星’吗？”
“标语上‘民族救星’只指蒋总统一个人。”
“那七十二烈士是‘民族寿星’吗？”
“他们都太早就死了，不能称寿星了。”
“那他们是什么？又不是‘民族救星’、又不是‘民族寿星’，哇塞，我知道了，他们是‘民族短命鬼’。”
最后，话多的父子二人，他们终于走开了。
一旁的老先生偷听了他们的对话，又点头又摇头、又点头又摇头。他走向了门槛、迈向了它，门槛太高了，不小心闪了一下，一个年轻人快步上前，扶住了他。
“啊，小兄弟，谢谢你。”
“老先生，您可得小心一点。这里的门槛太高了。”
“哦，为什么要把门槛做这么高？”
“这样才像‘忠烈祠’啊。”
“这样才可以绊倒我”
“老先生真会说话。”
老先生仔细看了年轻人一眼，彷彿说：“你小兄弟也会说话吧？你好像话里有话？”
年轻人笑起来，放开了老先生。两人相对，又会心一笑。
“小兄弟，”老先生亲切的说，“你一个人来的吗？”
年轻人点点头。
“那倒好，不像我刚才碰到那对父子。他们的对话，令我感到压力。童子吐真言，人越年轻，越会说真话。”
“我也听到他们的对话，小朋友说的，句句真言；他爸爸回答的，句句机锋。真有趣。”
“这世界，好像只有小朋友说真话了。”
“也不尽然吧，”年轻人笑着，“知道真相的老先生也有说真话的时候。”
老先生又仔细看了年轻人一眼。
“你这位小兄弟，话里总是带点什么。”
“不敢、不敢。只是我在学校里碰巧念到了一个讲真话的系。”
老先生一笑。“那一定是畜牧兽医系，你对野兽讲话，讲假的它听不懂。”老先生笑出声来。
“您老先生真幽默，”年轻人也笑着，“您说得对，我真想念那个畜牧兽医系呢，可是我爸爸劝我说，说真话有时要靠文字，野兽比较文盲，想写出真话，还是念历史系吧，所以我就念了历史系。不过念了以后，很不方便，因为别人都玩假的，我一个人玩真的，闹得曲真和寡。幸亏我有点找史料的本领，所以能够靠不写历史专找史料赚点外快。现在外面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由老师介绍，我到这会里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块钱，所以就来了。到这会里有个好处，由于会方开给我的证明，我可以有机会看到一些资料、偶尔也幸会一些人。”
“你刚才说什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什么会？”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
“开国五十年了？国祚有五十年了吗？”
“他们说有，我说没有。我只是找史料的，有没有对我不算什么。”
“你不相信‘中华民国’？”
“我相信在历史上有过‘中华民国’。不过，今天要称‘中华民国’，就好像‘故林小猫烈士之灵位’一样，得在头顶上加个‘故’字，‘故中华民国之灵位’才妥当。”
七十五岁老先生把手加额一笑。“你这年轻人，你不信‘中华民国’还活着？”
“如果不大声喊它死了，我就不信它还活着，我是学真历史的啊！”
“为什么不大声喊？”
“我还年轻，我不想做革命先烈。”
“你几岁？”
“二十五。”
“啊，正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年纪。”
“也正是您老先生在黄花岗时代的年纪。”
老先生惊异起来。“你的意思是，黄花岗与我有关？”
神秘的年轻人点点头。
“只是年纪有关？”老先生低声试探。“他们若活到现在，年纪跟我这老人家差不多？”
“不止年纪吧？”年轻人指着牌位，“您老先生应该认识他们吧？”
老先生更惊异了。
“凭什么你这么说？”
“这个答案，让我们先到他们牌位前面再说吧。他们都在‘开国先烈’那一区，在那一区里，有您老先生要的一切答案。”
“你这位小兄弟说话怪怪的，”老先生把眉毛一皱。“刚才你说你在大学学历史的。你一定知道许多革命史，包括黄花岗三月二十九的。从你谈话间，你好像把我这年龄相当的人，当成一个演员似的。”
“老先生不是一个演员，老先生是劫后余生的参与者。老先生是被演员演的啊。”
老先生震撼了。他盯住年轻人，抓住他肩膀，沉重的说：“你知道我是谁？”
年轻人神秘一笑，点点头。“刚才我已经向您透露了，我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临时雇员，这么早就贴近您身边，来意不说自明。”
“他们派你来找我的？”
“派我找到您，并且向您请教。”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中华民国’哪来五十年呢？”
“‘中华民国’的确三十八年就亡国了，没有五十年了。但开国文献会重点是开国，只算开头、不算结尾。日后的亡国，无碍于当初的开国，所以派我来了。但我只是临时雇员，只替他们找真的史料，不替他们写假的历史。这一点，务必请老先生明察，我不是他们，我也不代表他们。如果一定要代表谁，我冒昧说一句，我代表我的大伯父吧，我的大伯父跟您可是同志呢。”
“令大伯父？是哪一位啊？”老先生更好奇了，他急着问。
年轻人凄楚一笑。“让我们走到他牌位前面，我再指给您看他是谁吧。”
在“开国烈士”区，两人停了下来。
年轻人把手朝牌位一挥。“老先生，他，我的大伯父在这里了。我说七个字，请您认出他来。”
“牌位上单名的是八个字、单名以外的是九个字，怎么你说七个字？”
“我不报明牌，我只报出七个字，老先生就该知道我大伯父是谁。”
“啊，你这小兄弟，真会整我们老年人。”
“别这么说。老先生，我现在报出七个字了：
时有落花随我行
有印象吗？老先生。”
老先生惊异的盯着年轻人，又摇头又点首，“原来你是林时塽的侄子！林广尘的侄子！”说着，就拥抱过来。年轻人同他拥抱，互相拍着背。
“‘时有落花随我行’、‘时有落花随我行’。”老先生兴奋说着，“多么洒脱！多么诗意！这就是你大伯父，他跟我同岁，三二九那年春天，他正生病，就写下这七个字。病还没好，就收到黄克强他们的信，说要在广州起义，他立刻约了林觉民和我等一起赶到香港，我记得很清楚，离日本那天是阳历三月三日，距阴历三月二十九起义，也就是阳历四月二十七日，相隔四十五天，四十五天中，我们先在香港准备了四十一天，最后四天混进广州。最后起义时候，因为黄克强另调我做第三选锋队长，所以我没参加攻打督署这一队，结果，你大伯父头部中弹，当场死了；林觉民被捕后，砍头了，死伤惨重。记得你大伯父说过，过去革命，前面死的多是乡下人、是‘乡氓’，我们读书人反倒在后面，这回一定要走在前面，要死也死住前面，死给他们看。这回他真做到了，他当场打到广州东辕门，正好碰到李准的先锋队，你大伯父听说先锋队中有同志卧底，倾向革命，就一马当先，向先锋队招手，高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同心协力杀异族，汉人不要自相残杀。话没喊完，脑部就中弹了，黄克强词里说‘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看来就是特指你大伯父的。好可惜啊，二十五岁，就那样牺牲了。我后来想，也许当天喊话的不是他而是我，效果可能不一样，因为李准的先锋队是广州人做底子的，你大伯父喊的是福州话，老广未必听得清楚，要喊话，该由老广喊才好。”
“老先生是广东东莞人。林则徐烧英国帝国主义者两百万斤鸦片的地方。”
“哦，你这位小兄弟，你全知道。”
“林则徐和我大伯父同乡，也和我同乡，但他活在广东广州，做过两广总督，死在广东潮州，他跟广东关系太深了。我大伯父跟林则徐有一点一样，福建人，为了爱国，死在广东。”
“你大伯父二十五岁就死了，你当然没见过大伯父。”
“当然，大伯父兄弟很多，我是老么的老么。我生在台湾。”
“你的大名是——”
“我叫林光烈。双木林，使先烈发光的光烈。”
“你的大名倒很够资格写革命史。”
“先烈都埋在黑暗里了，这段历史可不怎么好写。”
“福州人，怎么生在台湾呢？”
“听说在福州活不下去，很多人就渡海过来了。当时有‘黄花岗福建十杰’的说法，十杰的遗族本来官方还有个照顾，后来兵荒马乱了，没人管了。听说有人都饿死了，其中包括林觉民的太太陈意映、‘意映卿卿如晤’诀别书中的意映、陈意映……”
“哦！还有她！”老先生失声而出。“来，我们到前面亭子里讲话。”他拉着小兄弟，一言不发，走到亭子里，小兄弟扶着他，坐了下来。
“谈谈你对陈意映知道多少？”
“我们都从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知道她。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每个中学生都念过。”
“大概很少人知道，林觉民这封绝笔书的收件人意映，她当时并不在福州家乡，而在日本。”
“在日本？”
“在日本。林觉民到日本留学，把太太带出来了。住在东京的一幢大公寓里，那公寓里有许多间小套房，许多革命党都窝在小套房里，有两人一间的、有一人一间的。林觉民他们夫妻两人一间、我、你大伯父，还有别人，都一人一间。所以，我见过意映、陈意映，她是旧社会出来的新女性，人极漂亮，可是她很沉默，她似乎只用眼神说话，或者说，用眼波说话。”
“很动人？”
“很动人。哀怨而动人。”
“她哀怨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也许她预感到她和丈夫难偕白首。”
“为什么？”
“嫁给了性好革命的丈夫，早晚不得好死，怎么白头偕老呢？”
“如果女人也性好革命呢？”
“代价太大了，不好吧？像秋瑾，男人革命，被砍头就算了；女人革命，砍头前在牢里那段日子可不好受，会被强奸、被轮奸。被她要救的禁子牢头们轮奸。”
“这样说来，您赞成男人革命、反对女人革命？”
“我反对女人被抓到。”
“意映住在东京，后来呢？”
“林觉民不放心太太流落在异邦，死前特别嘱咐把意映接回福州。”
“后来呢？”
“后来听说有族人照顾。方声涛做福建省代理主席时，还由公家特别照料了先烈遗族。《良友画报》还登过一张照片，标题‘黄花岗七十二先烈遗族之一部’，图上几位老太太，但认不出来有没有意映。”
“后来呢？”
“后来就不清楚了，只有传言。传言说抗战时，有遗族饿死了，但也有传言说，有些遗族流落在外了。”
“会不会像我父亲他们一样，最后流落到海峡对岸的地方呢？”
老先生沉思了一下，低声自言自语：“希望那是真的。”
“老先生知道我大伯父一生未婚，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老先生犹豫了一下。“五十年前的事了，告诉你也没什么了。你大伯父一生未婚，跟意映有关。为了意映，他一直到死，都是单身的。”
“这件事，我也若有所闻。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好像不止我大伯父一人。”
“你若有所闻，还听到什么？”
“我只听到不止一人为意映着迷，姓甚名谁，并不清楚。”
“哦，”老先生若有所思。“谈谈开国文献什么会要问的问题吧。”
“好的。我虽然是晚辈，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事件，但我接触的历史史料，却比当事人还多，许多当事人看不到的史料，我反而看到了。比如说，在三月二十九前四天，一九一一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胡汉民有一封秘密的信写给孙中山和冯自由，我把副本带来了，尤其最后三段，其中有您的名字，请您过目。”
老先生接过了副本，最后三段是：
自孚琦诛后，虏吏未尝不加意防闲，且亦稍知风声。然吾等不能不及期而发者，一则二标将于四月退伍，虏吏不告以期，而但云初几以内（大抵张鸣岐与蒋伯器之手段），二标同志最多，久经训练，若退去则难发起。二则用款幸于此时无大绌，倘久之，可望来之款无定，事又有半天吊之虞。三则选锋各人，多密布入内，久之则不保秘密。为此三因，则必定发于本月月底，至迟至四月初二，方能避害而图功。此次集合全党之财力为之固无论矣，人才之共事亦为大多数，其间多怀决拚之心，即稍有不甚干净之人，亦为大义所挟持。天下无必成之事，以此吾人之心志，精神所到，或可补物力之不充。背城借一，无所用其踌躇。若不捷者，以广州城为巨塚，而葬许多甚正当之革命党于内，后之继者，仍不患其无也。
克兄（黄克强）以廿五日发，伯兄（赵声）由间道入。临时之举事，则以伯为总指挥，克兄副之。伯任杀李准；克任杀张鸣岐；毅（胡毅生）以其人与陈炯明之众，堵截旗界；姚雨平任破小北门，延入新军；莫纪彭、徐为（维）扬任取督练公所；黄侠毅与其姐夫（梁起）扫灭中协等衙门；李文甫结东莞之豪，取石马槽旗人军械；周醒黄取西槐二巷旗人砲营；毅生与炯明之兵，同时占据大北门与归德之城楼。此攻取之大略也。弟与仲实（黎仲实）、壁君（陈璧君）、君瑛（方君瑛）及其嫂（曾醒）、又李应生之小姑（李佩书），择地于虏兵必由之道，踞高屋而轰以炸弹……
大事若邀天之幸而有成，必有电报两君。先生必即返，自由兄或可暂留外国为援济。然若事成，而此间任事者或多伤死，则人才内里太乏，兄亦宜归。若不成，后此如何收拾，则非所知矣！
老先生边看边点头。“这一文件，我真的没看过，写得这么仔细。文件里提到的这些革命英雄，陈璧君后来嫁给汪精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说她是汉奸，关了她，判她无期徒刑；共产党接手后，继续关她，宋庆龄到牢里探望她，她说无过可悔，不肯通融，最后死在牢里，六十九岁。另一位英雄方君瑛，是方声涛、方声洞的姐姐，三十九岁就痛感国事无望，自杀了。其中最有后话的是陈炯明。陈炯明有大功于孙中山，因为他替孙中山推出了唯一的主力，抢到了广东地盘。但孙中山想干非法大总统，陈炯明不以为然；孙中山搞武力统一，陈炯明却主张美国联邦式的统一，中国不要内战。孙中山一意孤行，没能力统一却要统一，明着打倒军阀，自己却勾结军阀，他拿军阀张作霖的钱，给张作霖的道谢信我们都发现了。孙中山见陈炯明不配合，乃计划由蒋介石用手枪对付。陈炯明发现孙中山这样对待老同志，寒心极了。先是陈炯明把孙中山的非法总统给干掉，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勾结苏联，用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打败了陈炯明。这次国民党打中国人，不勾结军阀了，改勾结外国人了，借洋人之力，消灭自己同胞；借洋人大炮新武器，轰倒了惠州城。蒋介石还声言挖陈炯明的心肝，来祭孙中山呢。唉，黄花岗的同志下场，竟是要比照满清政府挖徐锡麟的心的干法了，多不可思议啊！”
“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用洋人做顾问、用洋人运来的大炮对付自己同胞的，只有孙中山、蒋介石这么干过，是吗？”年轻人补充说。
“一点没错，只有孙中山、蒋介石干得出来。”
“只有‘中华民国’干得出来。”年轻人再加一句。
“唉，七十二烈士缔造的‘中华民国’啊。”
“老先生可以谈谈温生才吗？他们想多知道一点有关温生才的事。温生才是三月十日行刺孚琦的，七天后，三月十七日，就被砍头在他行刺的现场。民国成立后，在档案堆里，我们找到当时两广总督张鸣岐与北京中央政府的来往电文，有些问题，想请教莫老先生。‘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找工读生经手这件事，找到了我，我四处打听莫老先生，听说今天三月二十九日早上您会来‘忠烈祠’，所以我就赶来了。”
“哦，”老先生眼睛一亮，“原来如此，原来你真的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您不但参加了三月二十九，还是‘选锋队长’呢！‘选锋’不就是敢死队吗？”
“很惭愧，当时我没战死、也没被俘、也没被砍头。”
“您太谦虚了。并不能以死不死做检验标准啊。黄克强先生是三二九带头的，他也没死啊。”
“他打断了两只指头，剩下八只指头。”
“打断两只指头，总比那位‘八指头陀’务实啊。八指头陀为了信佛，烧掉了两只指头，虽然精神可嘉，但比起黄克强用指头来革命杀敌，就差得太远了。”
“你这位小兄弟，看来你很熟悉我们年轻时候的历史。”
“承蒙过奖。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历史，并且专门研究革命史，所以知道一点皮毛。”
“你知道我莫纪彭多少？”
“我知道得不多，但很简单扼要。我把它写成一则笔记，今天来见您，放在口袋里。但不便给您看，怕有冒犯之处。”
“不会的，让我先看看也好。”莫纪彭说着，伸出手来。
年轻人掏出小纸条，递给了他。
莫纪彭，一八八六生，字宇非、又名侠仁。广东东莞人。他十七岁时就办了被县太爷查禁的杂志——《东莞旬刊》、二十三岁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二十五岁时参与黄花岗之役，同时是第三选锋队队长。生还以后，他在广东又举义旗响应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他辞官身退、不受勋赏。此后五十年，他一心向往世界大同、一心回忆黄花旧事，他写《革命史藁》、写《黄花血战》出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纂修，都魂牵梦萦在这一主题上。肉体上，他没死在三月二十九；但在精神上，却早已随先烈而去。五十年如一日，他是“第七十三烈士”、他是“活先烈”。
老先生点着头，喃喃自语。“第七十三烈士、第七十三烈士，活先烈……哈，小兄弟，你写得真残酷，但也写得好逼真、写得真够好。你一针见血，真的知道我、知道我莫纪彭。简明扼要，几百个字，就写尽了我的一生、我一生将尽的一生。”
“您过奖了。”年轻人说。“我怕这样写会冒犯您老人家，您既然看了不生气，我就放心了。”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说我是‘第七十三烈土’，我很光荣。虽然事实上我不是。”
“老先生，我听不懂，您明明参加了三二九，并且还是第三选锋队队长。您唯一与七十二烈士不同的是，他们打死了、或被杀死了，而您没死而已。但是五十年来，三二九像幽灵一样附着着您，使您一直活在过去，因此我们才封您做‘第七十三烈土’，您怎么推托得掉呢？”
老先生盯住年轻人，好一阵子沉默。他又四顾茫然，像寻找什么，转着头又点着头，最后说：“小兄弟啊，你说得不错，我是活在过去里、活在革命先烈里，但我并没活在死人堆里，他们啊，是活人、对我是活人，虽死犹生、活生生的人，而他们所留下的我，反倒是活死人。并且，让我透露给你我的心境，我不是第‘七十三烈士’，至多我是一个替死的七十二烈士。我想了一次又一次、想了一年又一年，如果当时死的是我，林觉民派到我这个职务，做第三选锋队长，说不定林觉民可以像我一样生还。哦，我说了什么？唉，不多说了。”
显然的，老先生话里有话，但他止住了。
“林觉民？林觉民死与不死，对您有特别意义吗？”
老先生苦笑了一下，把话题转开。“我们先谈谈别的吧。谈谈你带来的资料，要问我的。”
“好的。”年轻人说。“我带来一件三二九时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密件。”
“张鸣岐？”
“张鸣歧。”
“哦，好巧，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黄花岗三十八年后碰到他，好死不死，就在七十二烈士的坟上。”
“他去干什么？”
“不是示威也不是惭愧，好像是凭吊，看来很友善。当时现场只有两个人，就是他和我，我们还聊了一阵。”
“他知道你是谁吗？”
“起初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身份。谈到后来，他递了名片给我，我没给他，他仍不知我是谁。后来他临走时，才在墓园管理处那边听说是我，他留下一个小香炉，和一张纸，上面写着：
香熏烛照，
死生以之。
敌友江湖，
纪彭宝之。
他信了佛，显然要消除这一夙孽。我想他在三月二十九那天清早，到七十二烈士坟头上来，情绪就很复杂，等到跟我大聊一阵，又发现我是谁后，情绪就更复杂了。“
“您老先生的情绪呢？您碰到这死对头，这三二九的刽子手，也有一番情绪吧？”
“也有。我发现他讲的，并非全无道理，尤其讲的内容已在黄花岗三十八年后、在七十二烈士缔造的‘中华民国’亡国前不久，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当然，他当年做封彊大吏的心狠手辣，我们也不会忘记。”
“今天我带来张鸣岐的一件密电，是给北京军机处的报告和军机处批文，您先看看吧。”
“好的，我来看看：
北京军机处钧鉴：午，兼署将军满洲副部统孚琦，被匪枪伤出缺。获犯温生才，供讯大概情形，于初十日会同电奏。十三日钦奉电传谕旨，切实研究，务得实情，严行惩办等因。钦此，遵即督饬缉捕总局司道，提犯覆讯。该犯温生才供：‘年四十二岁，实系嘉应州丙村人，素充长随，因出洋学习工艺，投入孙文革命党。回华后，专持暗杀主义，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飞机，闻知将军亦到观看，独自一人在东门外道旁，拔枪向轿，连击四响，不知中伤何处，当即被获。’不讳。诘以革党内容，据称：‘孙文革命如何布置，伊实茫然无所知。惟自在南洋闻其演说革命宗旨，甚为信服，情愿牺牲性命，并非与将军挟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及另有知情同谋之人。’等语，鸣等提犯亲讯无异。查现行律载，部民谋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已被杀者，绞；其非本属者，依凡人谋杀论；又谋杀人造意者，绞监候等语。部民谋杀非所属府州县以上官，律无治罪明文。惟查同治十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漏网发匪张文祥刺死，当将该犯张文祥比照大逆问拟、凌迟处死、摘心致祭在案。该犯温生才身充革党，戕毅现任将军，与张文祥情罪相同。但现行律凌迟等刑，业经删改，本案钦奉谕旨严行惩办，相应请旨，将该犯温生才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除将本案供招另行咨达查外，谨请代奏。鸣岐谨肃覆。
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谏电开：奉旨，张鸣岐等电奏审明戕毅前将军孚琦之凶犯温生才，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从这些档案中，清楚看到张鸣岐是三月十六日得到将温生才‘即行正法’的命令的，第二天，三月十七日，温生才就被砍头了。你要问的是什么？”
“是档案中那句‘鸣等提犯亲讯无异’，表示说，我张鸣岐将犯人提出来亲自问过了，我手下官吏的查证属实。但是，张鸣岐亲审温生才，还有一些别的对话，在档案里都一笔带过、按下不表了。您听过别的对话吗？”
老先生想了一下。“我听到的是，当时张鸣岐坐在大堂上，召集文武大员，一起公审。张鸣岐劈头就问：‘为什么要搞暗杀？’不料温生才答得妙，说：‘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鸣岐说：‘好，明杀，为什么要搞明杀？’温生才答道：‘满清政府无道，日召外侮，这些大官都是共犯。死了一个大官孚琦，固然无济于事，但是我敢为天下先，也算号召。’温生才做小贩出身，又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革命目的，简明扼要，他没有大道理，没有什么主义、领袖，他独来独往， 一命换一命、一小民之命换一大官之命。你看张鸣岐的奏文，字里行间，好像因为法律改了，不能将温生才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不无遗憾似的。温生才的一人革命法，真革得干脆俐落，他死后十二天，就是三月二十九，时间那么近，他真开了七十二烈士的先河。”
“党史会那边传出消息，说您在党史会，一天查到收藏文物中，居然有温生才的辫子和脚镣，您当场看了，为之泪下，您跟温生才认识吧？”
老先生凄凉的点点头。“那天真震撼了我。温生才那时从南洋回来，表示要革命、要动手行刺满洲大员，找上黄克强。黄克强给他一笔钱，他拿走了，好久不见动静。后来又来了，又有新的开支，向黄克强要。黄克强有点不高兴，对温生才说，这点革命经费，是海外华侨相信我们，一点一点捐来的，来之不易，虽然人家信任我们，不要我们报帐，但总要革出命来给人看才行。上次你拿钱走了，至今没有行动，又要钱，太说不过去。温生才听了黄克强这番话，脸红了，没说什么就走了。当时我在现场，清楚看到他的背影，看到他那条辫子、头发又脏又粗，印象深刻，没想到他走后没几天，就发生了他行刺孚琦将军的大案。本来他要行刺李准的，杀这满清水师提督，本是他的原案，也是他向我们领钱办事的原案，没想到却杀错了人，没杀到水师提督，杀到的却是陆军将军。不过也好，我们革命党就是用暗杀使满清大员气为之夺、胆为之寒，杀了孚琦，也达到这一效果了，只是分不清是杀鸡儆猴呢，还是杀猴儆鸡而已。”
“对温生才而言，他知道他杀的是孚琦，而非李准吗？”
“杀的当时他不知道，他连开三枪，不是口供所说的四枪，他以为他杀了李准。我认为不管是谁，他都要开枪。因为他觉得他拖不下去了，大家在等着他、看他行动。大概他受了黄克强的刺激，不论成败，开了枪再说吧。”
“温生才三月十日开枪杀满清大员，广州一定草木皆兵，十九天后你们又来行动，不是故意增加起义的难度吗？张鸣岐他们会不加紧防范吗？”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也就是三二九功败垂成的一个理由。温生才的一人革命，的确惹来张鸣岐他们提高警觉。我们革命党也知道，所以三二九起义的前夜，大家意见纷纷，有的要改期、有的要硬干。最后，有意无意之间，有些革命党放水了、或无所适从了。至于不肯改期的，坚持要硬干一场的，心里也未尝没有个底，知道未必成功，但是不成功也要来一下。黄克强就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海内外人士一再捐钱，看我们革命，我们要老是延期，怎么取信于人，所以即使不成功，也要一试身手给大家看。这种心态，我看跟温生才一死了之的心情是相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圣人的心情啊。”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圣人的心情。”
“最能表现这种心情的，除了黄克强他们外，有一个人，最令人怀念，他是李文甫。李文甫带队五十人，攻石马槽，他们得到延期的指令，五十人解散了，接着又来了三月二十九起义的指令，李文甫乃只身赴难、殉战而死，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更复杂。‘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一个人去吧。”
“黄克强呢？他后来写《蝶恋花》那首词，说：
回首羊城三月暮，
记血肉纷飞，
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词中所谓‘事败垂成原鼠子’，‘鼠子’指谁呢？”
“照中国传统说法，‘诗无达诂’、诗词没有固定的解释，黄克强词中指的‘鼠子’，似乎指本可以成功的革命，被鼠辈破坏了。鼠辈可以指满清的封疆大吏，也可以指某些坏了大事的自己同志，黄克强没有明指。从当时情况评估，那次革命，变数太多、布局错乱，成功本不容易，黄克强事前给同志的信，一再提到‘绝笔’，似乎他心里有数。所以，最后仍要‘赴死’，看来悲壮的成分多过别的。这就是革命，好像在跑接力赛，你以为你跑的是最后一棒，事实却跑的是起步的、中间的一段，成功不必在你，可是最后的成功中，一定有最前面的你。这就是革命，你必须一次又一次悲壮的奔向失败，因为这次失败，才是下次成功的一部分。以黄克强的伟大，他一定有这种心理准备，至于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某些‘革命狂’们一定没有。这种人以革命做幌子，一辈子革个没完，奇怪的是，这种‘革命狂’只是以革命革命整人，他们自己，却逍遥革命之外呢。”
“老先生，您意有所指吧？”
老先生笑起来。“我越说越激烈了，我不必这么激烈吧？他们不值得我这么激烈吧？”
“我们还是来谈谈温生才。老先生，您怎么定位这位烈士？”
“我嘛，我会挪用你写我的‘第七十三烈士’来定位他。”
“第七十三烈士？”
“第七十三烈士。”
“这是一个伟大的、宽厚的构想，不过，您把温生才当作‘第七十三烈士’，可是他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啊。”
“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又怎样？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有位‘饶辅廷’，广东梅县人，他已被捕在先，并没参加实际的攻打督署，他也没同其他人一起砍头，其他人是四月三日被杀的，他因为另案处理，到了四月八日才被杀，尸体也没埋在黄花岗，可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里照样有他名字。明明尸体不在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照样把他算进去，这怎么说？”
“哦，这真是怪事。饶辅廷死的时候三十一岁，死后不久，他太太也殉情了，他有一个儿子，叫饶兰芳，留学日本，下落不明了。饶辅廷只比其他烈士晚死五天，不可能埋在一起吗？”
“不可能。因为四月三日张鸣岐就同意善堂收拾了，四月四日忙了一整天埋下的。那时饶辅廷还没死呢，不可能等他死了才一起埋。所以七十二烈士的坟里，绝对没有饶辅廷。但在碑上名单中却有他，可见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饶辅廷以外，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又有一位徐容九，广东花县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可是没打死也没被捕，反倒受伤回家了，回到了花县老家才死。徐容九没死在黄花岗，他的尸体自然也没埋在黄花岗，但七十二烈士照样有他一份，算进去了，这又怎么说？这又是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的例子。所以呀，说‘第七十三烈士’，并不以埋在黄花岗为要件，也不以名字刻上碑为要件。绝对可以来个‘烈士压顶’，由温生才做‘第七十三烈士’并且排名第一呢。”
“您说的真有道理。”年轻人点着头。“您说的真有大道理。姐果照您所说，烈士不烈士，不以埋在黄花岗、不以三月二十九为取舍标准，容我说一句，‘第七十三烈’，我看还该是您啊！”
“我哪担待得起。”
“您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却没打死，但自此以后，他没有一生，他只有一天，一天就是黄花岗三月二十九，不是他的一生浓缩成这一天，而是这一天，就是他的一生。这个人，黄花岗三月二十九后五十年如一日， 一往情深、死生以之，您说这样的人，算不算‘第七十三烈士’？”
老先生苦笑起来。“关键不在数目，论数目，已经有七十二位了，多一位少一位，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怎么了？他们死而有知，要怎样想？死而无知，活下来的要怎样替他们想。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下，我们曾经为它而欢呼、而战斗。但是，当‘中华民国’先我们而衰老、而被剽窃、而变质质变，如果有如你所说的‘第七十三烈士’，这一烈士，一定不再株守、不再墨守、不再死守，一定丢掉了它。丢掉它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我们曾经迟钝，但我们终于觉悟、终于大彻大悟：‘中华民国’早已不再是‘中华民国’，它由出生到成长、到被裹胁、到变质、到面目全非、到挂羊头卖狗肉……我们都一一看到了，并且参与了、浑身伤疤的参与了。最后，我们终于猛醒，我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没有了，它先被偷走、被篡夺、被偷天换日，变得面目全非了。结论是：‘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早就亡国了。一九零二年，章太炎、秦力山他们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起算点是二百四十二年前的明朝永历皇帝亡国之日，很多后来参加黄花岗的人都来参加了，当时的大前提是不提清朝开国、只提明朝亡国。如今，黄花岗的人怎么自处呢？他们必须面对‘中华民国亡国五十年纪念会’吧？多令人发窘啊！”
“看来七十二烈士是‘英雄地下长无语’的，不能靠死去的，要靠没死的，要靠‘活死人’。”
“对，‘活死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没死在三月二十九，毋宁也是一件必要的遭遇。三二九没死，使我留下一对老眼，来看尽后来发生的事、看尽‘中华民国’的兴亡，使我终于能够觉悟、能够大彻大悟七十二烈士的定位、能够大彻大悟‘革命’两字对我们和对人们的真正意义，虽然大彻大悟以后，我们看到的并不如我们希冀的美好，但我们会有成熟的面对。设想七十二烈士他们没死，活到今天我这年纪，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成熟，成熟并不是否定自己，成熟是理解别人、理解革命。我们终于知道。要革命，你就得准备付自己的代价与别人的代价。为了那伟大的远景和憧憬，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少数人的得利、多数人的受害、成千上万人的人头落地、多少小孩子的流离失所……这都是可能的过渡。革命、革命，天下多少罪恶会托它之名以行，但也有多少善良和光明伴它成长，因此，我们看到七十二烈士，也看到黄花。一般用法，黄花象征着晚节，但七十二烈士却太早绽放了它。我遗憾我未能及时死去，我真的遗憾。”
“您别这么说。”
“其实，从另一角度看，七十二烈士比我幸运，他们比我少活了五十年，但却有幸没看到‘中华民国’的成立与衰亡、没看到同志的鼠窃狗偷，也没看到窃国大盗的嘴脸，不论是蒋介石的、还是谁的。尤其没有像我，流落到中国东南方的小岛，在‘中华民国’亡国后，又看它尸居余气、年复一年，看到小朝廷的作威作福，最后看到蒋介石的衰亡。七十二烈土没有我这样苦涩，虽然他们战死了、被杀了，但他们满怀憧憬的离开了这世界，他们的视野是灿烂的，他们在革命、革命，青年人活在革命的热情里，多么有远景啊。没有被偷走的革命，是最美的革命。七十二烈士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我越老而未死，我越羡慕他们。”
“其实，您老先生不死也有不死的意义，您见证了死的历史，也见证了活的历史，您讽刺了革命的篡夺者们，有您这活骷髅，他们才不能篡夺一切，至少不能篡夺历史。”
“不能吗？我看他们能、能、能。我虽然活着，但他们把我给孤立了，孤立在一个满讽刺的地方——‘党史会’。”
“您怎么进了‘党史会’的？”
“还不是为了生活。我到了台湾，他们给了我一口饭吃，在‘党史会’挂个名义。党史会的全名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是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直属机构，顾名思义，是要把‘党史史料’又‘编’又‘纂’的。所谓‘党史’，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唉，天知道这历史是被总归户了的，太多太多的历史根本与中国国民党不相干，但都给一网兜收了。”
“国民党可真大胆，可以硬吃别人的历史？”
“说得也是。只是一开始还不会这样大胆。记得那是一九三零年的事。一九三零年成立了这个‘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那是国民党北伐后在南京干的事，眼看打到天下了，就一网兜收了。”
“国民党这样一网兜收别人的历史，难道没有人讲公道话吗？”
“革命元勋章太炎讲过一些，但是，有什么用呢？国民党一方面抹杀掉立场不同的同志的历史；另一方面，吃下了根本不是国民党的历史。最明显的是徐锡麟、秋瑾他们。他们跟国民党毫不相干，可是没用，他们死后，好像都给国民党强迫入党了。”
“‘党史会’的构想，对国民党说来，没苦恼吗？”年轻人似乎明知故问。
“苦恼是，有些‘活口’在妨碍他们。‘活口’总会发出异见，章太炎就是最大的‘活口’，威胁利诱对他都无效。‘党史会’的库房里，有成千上万的档案、实物、书刊，一排排的架子顺序着、蜷缩着中国现代史的长河。河床是干枯的，沉淀着尸味与腥臭。虽然都是过去的一切，但是‘古为今用’，却是诠释者的教条，诠释者要化朽腐为神奇，历史在他们手里，在河床上，随他们颠倒与搬弄。但是，有章太炎在，‘党史会’的功能，就失色了。章太炎真了不起。你的看法呢？”
“也许有一种反问就是，章太炎这样不服这口气，有用吗？让我试着说说我的看法。人间的事，最后的胜利要靠时间和群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是星火和点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后结论，对个人，尤其有点英雄主义的个人来说，看来有一点扫兴，但这就是真相，世界已变得个人越来越是螺丝钉，不会无足轻重、不会轻到波澜不起、也不会重到左右大局。虽然如此，星火和点缀还是不能少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本身呢？想想看，一旦没有了星星，天空还能看吗？所以，对星星说来，对星光说来，他们就是先驱者、是先进、是先烈。人们不可以用‘有用吗？’的疑问来反问他。人类，万古长夜，当然要星光，不要说它们只是流星而已，不流又怎样，北极星就是不动的，但无补于现状，月亮不来，太阳不升起，星光只是点缀，只是对漫漫长夜的异议。哦，异议、异议、异议也好。从章太炎到温生才，都是异议者，都是个体、是少数。别以为个体与少数‘有用吗？’”
“听了你这说法，有时候，我几乎认为，一个个体、一个少数，做出的成绩，甚至比群体、多数还要多。再以章太炎为例，他为徐锡麟讲公道话、为陈炯明讲公道话，没人敢这样说的；再以温生才为例，他三枪打死了一个孚琦，但七十二个人都动不了张鸣岐一根毫毛，谁敢小看个体、小看少数啊。”
“所以呀，我们才这样重视您，黄花岗五十年后，您莫纪彭化为个体了、少数了，但您是唯一的鲁殿灵光、唯一的见证人、唯一的‘活口’，也是唯一的‘讽刺’，使那些人因您的没死，而觉得难堪。这就是莫纪彭长寿的作用，他使鼠窃狗偷们觉得难堪。不过，对您本人而言，您是不是太消极了？”
“我消极？”老先生一派严肃，“你怎么解释我们那一代的革命者呢？苏曼殊出家了，而方君瑛呢……”
“方君瑛是我们福州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师范学校，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三二九前会任暗杀团团长，与汪精卫等谋刺满清摄政王。辛亥革命后，回家乡教书，黄克强派她到法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回国。她最后的下场，您刚刚已经说了。”
“啊！你这位小兄弟，你什么都知道！黄花岗三月二十九的筹备工作，方君瑛是大功臣，她不死于满清之手，却死于自己之手，死时不到四十岁。她的青春都在玩炸弹，生龙活虎；可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事蜩螗，她反倒活不下去了，最后自杀了，这才是消极。我莫纪彭，一不出家、二不自杀，我消极吗？”
“消极的意思是相对的，就是无法去做积极的事，也就是说，你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最后落到蒋介石这票人手里。你出局了，你只能坐视、你无能为力了。只能坐视、无能为力，不是消极吗？”
莫纪彭迟钝的点点头，又摇摇头。“又能怎样呢？”
“如果只局限在一种定位下，您老先生也做得很好啊！”
“什么定位？”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代表黄花岗烈士精神，一直到老到死，做‘活先烈’、只做‘活先烈’，不做别的，不也很光荣吗？做‘活先烈’，但他的夕阳没有接近黄昏，因为他自己就是夕阳，他永远日落，但在西边，它却老是日出。”
“你这位小兄弟真会说话。我被你感动了。”
“还有，你做‘活先烈’，永远是一颗眼中钉，钉在浙江人前面。”
“浙江人？”
“浙江人蒋介石。”
“怎么说？和浙江人蒋介石有什么关系？”
“老先生啊，你们真是当局者迷！七十二烈士，后来经过调查，追加到八十六人，从年龄看，二十岁到二十九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三十岁到三十九岁的占百分之二十七；从职业看，工人十七人、商人六人、农人十三人、军人十四人、技击家三人、消防队长一人、知识分子二十六人、不详六人。相互比较：农工人数比知识分子多。从省籍看，参加的，是中国华南和华中的六个省区，除了浙江省外。广东死得最多，五十一人；福建次之，十九人；广西七人，其余江苏、安徽、四川各三人。请注意，没有一个浙江人。奇怪吧？为什么没有浙江人？一个浙江人都没有？没有内陆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比较开通，但是没有浙江人，太奇怪了，为什么？”
老先生会心笑起来。“你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学历史的，你能慧眼独具，看出这个窍。革命时候，冒险犯难，浙江人不见了，‘中华民国’建立后，浙江人变成接收大员，最后甚至变成‘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的民国总统、甚至变成亡了‘中华民国’的亡国总统，多讽刺啊。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知道当时浙江人肚子疼，变成肚子疼的革命党，临时缺席了吧？”
“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把蒋介石的革命史，写得神气活现，蒋介石是浙江人，他为什么不参加黄花岗，甚至后来的武昌起义，他也没参加？”
“这真是耐人寻味的问题，被你发现了。”
“按说浙江人也不乏革命纪录，‘苏报案’的章太炎、刺恩铭案的徐锡麟，乃至秋瑾等人，都是浙江人啊。但对黄花岗三月二十九而言，‘苏报案’太早了，要早八年；徐锡麟、秋瑾他们也早，要早四年。并且，徐锡麟根本看不起孙中山，徐锡麟他们革命，是另一个系统，根本与孙中山毫无关系。徐锡麟根本认为孙中山人格卑鄙。这个浙江人革命系统，陶成章的光复会最后发扬光大。辛亥革命时上海响应，就是陶成章的功劳。可是由于陶成章的革命功劳，被陈英士偷走了，不但偷走，还派出帮会小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最后的结局是：革命元勋的浙江人陶成章革命成果被偷走了、人也被暗杀了、在革命史上也被出局了，不但出局，还在附带场合给他戴上大帽子，说他反革命呢。”
“刚才你这小兄弟特别点出浙江人没一个参加三二九，我倒没注意到，经你一提醒，我才发现真是这么回事。一般的观感，大家都注意湖北人。湖北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人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不同。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有总比没有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时，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蒋介石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
“反攻大陆的空头支票开了多少张？你小兄弟一定比我更清楚，你是学历史的。”
“第一张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开的，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当然要说话算话。这是第一张支票。不料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就把‘一年反攻’改为‘二年反攻’了，这是第二张支票。不料，改期以后两个月，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五月十六日，他宣布：
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力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真难怪蒋介石要吃败仗！这个三月反攻论，是第三张支票。但紧接着，他把三月反攻论又转为二年反攻论，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这是第四张支票。”
“天啊！”老先生把手加额。“听了你的支票数字，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三月、两年、五月等翻来覆去，把人弄糊涂了。唯一知道的是，人还在台湾，全没反攻的影儿。”
“因为银行在大陆，支票在台湾，所以，宁波人的支票必须等到五年才行。不料，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也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蒋介石把宁波人的脸丢光了，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也就是来台湾十年以后，他又开第五张支票了。他说：
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蒋介石这段话是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九年说‘再过十年’，当是一九六九年。在这里他明确的说，到了一九六九年，‘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一九六九年距离现在只有八年了，我们就等第五张支票兑现吧。”
“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八十二岁，在台湾二十年了，二十年后还想反攻回去，谁都看不到了。二十年前，所谓反攻大陆，也许还算一场梦，但梦已醒了又醒了，它不再是梦，而是一场骗局。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二十年后的‘反攻大陆’骗局最后骗不起来了，国民党政权一定只谈‘中华民国’了，用‘中华民国’四个字‘反攻大陆’更容易得手，因为‘中华民国’不要时间表。”
“‘英雄地下长无语’，其实地下的话，你替他们说了。”
老先生低头沉思着，又轻轻摇了头。最后，抬起头来，两眼闪着泪光。“他们地下的话，我替他们说了，但又说给谁听呢？除了你，这位小兄弟。我的声音太微弱了，微弱得别人听不到，也没人要听、没人会听。多少年来，他们地下长无语，我在地上，又何曾有言？我们为中国人争取自由人权，但我们就是被抹杀、被遗忘的一代。噢，每年三月二十九，会被纪念一下。但那算什么纪念，那是‘告朔饩羊’。古礼以活的羊祭于庙，行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流于形式，成为虚应故事。每年三月二十九这天，对黄花岗烈士而言，就是如此，不过，有一点更逼真的是，广州又叫羊城，‘回首羊城三月暮’，羊城、羊城，告朔饩羊起来，更对头了。哦，广州为什么叫羊城，我不懂。”
“相传周朝时候，有五个仙人，每人手中执穗，乘羊而来、腾空而去。因此广州就叫羊城、也叫五羊城、也叫穗城。”
“啊，你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学历史的，什么事的来龙去脉，统统知道。”
“老先生过奖了.”
“那为什么叫广州？”
“最早秦朝叫它南海郡。三国时候吴国叫它广州，后来改名，隋朝叫番州、唐朝宋朝叫清海，明朝时候又叫广州，就这样一路叫下来。”
“噢，广州、广州。”老先生停了一下，轻轻接上一句：“那是我青年的梦、我的伤心之地。虽然是伤心之地，但我每年三月二十九都去看看它、凭吊它。十二年前，‘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我离开了它，但它缠绕不去，变成我老年的梦。它一直吸引着我，直到‘忠烈祠’盖起来，他们死者和我这生者，彷彿冥冥之中有一种串连、在‘忠烈祠’这个所在串连。‘忠烈祠’对我，生出一种吸引力。我没有黄花岗公墓了，但有个‘忠烈祠’也好。”
“恕我直言，老先生，怎么可以相信‘忠烈祠’呢？这不是真的地方，这是一座虽然雄伟但却虚伪的假货，被蒋介石用来包山包海一网兜收的假货、假建筑，蒋介石他们偷走了你们的革命，压住你们不能动了；也偷走了我们的反革命，压住我们也不能动了，‘万马齐喑’，多可悲呀，他搞出个非驴非马的‘忠烈祠’，可以信它吗？看看在这里立了牌位的，有多少假货？就便是按照蒋介石自己订的入祀标准，也是假货。蒋介石推出所谓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条件，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凡合乎这个要件，虽军阶再低，如二等兵，亦得入祀；不合这个要件，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得入祀。所以，金门古宁头大战与八二三炮战殉职的官兵，因均系在战阵上殒命，故虽为一名列兵，仍具有入祀资格；反之，曾任金门防卫司令官的将军们，其生前虽战功彪炳，然而最后系积劳病故，并非阵亡，故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能人祀。这个标准未尝不言之成理。可是，一碰到蒋介石的私暱，就不灵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他居然也进了‘忠烈祠’，我们看看戴笠入祀，合标准吗？据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的‘国民政府命’，戴笠之死，是‘航机失事，竟以身殉’，是明明指出这位大珰头是飞机失事死的，这飞机之飞也，既未‘作战’，自不属‘作战阵亡’；亦未‘被俘’，自亦不属‘不屈殉难’，自然都不合‘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的标准了，那么戴笠竟能入祀，冒充忠烈，这不是笑话吗？戴笠之死，只不过是死于单纯的飞机出事，飞机出事的人，死了也可比照‘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铨叙，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性的烈士灵位，说错了吗？这么一个假忠烈充斥的鬼地方，您老先生却还信它，老先生啊，您是不是一生处处设防，临老却上了蒋介石的当了？既然明明知道‘忠烈祠’是蒋介石的把戏，为什么还要来呢？既然明明知道他搭一戏台向我们演戏，为什么还要入戏呢？您是革命家，该革它一下这‘忠烈祠’的命吧？这话说来有点失敬，请老先生不要介意。”
老先生睁大眼睛，一眨也不眨，看着年轻人。“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你没注意到，先烈的名字、包括七十二烈士的名字，落到蒋介石手里，名字是什么？是‘名器’，不客气的说，蒋介石偷走了‘名器’，我们到‘忠烈祠’来，其实是维护这一‘名器’。另一方面，小兄弟啊，你也别忘了，人生总要有点寄托，正如韩愈那两句诗：
无心雕作木居士，
便有无穷求福人。
工匠随便刻木为佛，便有人来拜，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人生的寄托。别那么认真，把佛像的来源那样寻根剖柢吧。他刻他的假像、我拜我的真佛，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再想想王羲之那两句诗：
群籁虽参差，
适我无非新。
虽然声音有点乱七八糟，但知音人就会听出道理。为什么不用‘宏观’的视野使自己就地取材呢？小兄弟啊，你太年轻了、太好恶分明了。但别忘了，人生也有有弹性的时候，只要不失你的立场与信念，你可以与你无奈面对的环境周旋一下啊，你拿一点津贴，只为什么开国文献会找点史料而不共修伪史，不也正是这种周旋吗？”
“我受教了，非常感谢您的开示。我愿意回去想一想。也许有一天，我会想通这些令人愤愤不平的问题。”
“愤愤不平是一种正义感，是好的，但请了解，在群体大方向前进的时候，一部分人倒霉、一部分人被牺牲，甚至在奇冤异惨下被牺牲，毋宁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绝不是说这一部分人该被牺牲，而是说，被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并非说是应该的。这一现象，有人用奇怪的哲理加以解释，就是命，命是有好坏、有吉凶的，用个人命的吉凶好坏，使自己因知命信命而认命由命，而平静下来。不过，信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大众哲学’，真正的智者不信这一套，智者只相信在群体大方向前进的时候，一部分人的不幸不可避免，但并不视为当然，而认为有避免、纾解、或改善的空间，这就是圣人层面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信念。老子的信念是‘为而不有’，谁说老子是消极的，在这一点上，老子比孔子积极多了。”
“粱启超讨论过这两种信念。”
“梁启超再造了共和，他是保皇党，但比我们革命党还有益民国。他这方面对老子孔子的看法，我不清楚，我清楚的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后，这种‘为之’，别有另外一层的意味。老子、梁启超都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层深层意味。深层意味是，我倒霉了、我牺牲了、我被驱逐了、我被惩罚了、我被鸣鼓而攻之了，但我留下了标竿、树立了里程碑，告诉人们，就在天旋地转、玄黄乍变之际，有一个人，他和你不一样，他坚持了真理，不论是你信或他信的真理，他敢于行道、甘于行道。看到他，你会感动、感慨，又点头又摇头。像——”
“像文天祥？”
“文天祥是流血的场面，太强人所难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流血的场面，可是惊心动魄，可以勉强做到。别忘了当满堂一致、每一只眼睛都反对着你的时候，你仍要独行其是，你不单‘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还留下了标竿、树立了里程碑，这就是我指出的一层深层意味，我不但‘知其不可’、知道你扭转不了满堂一致，但你还是‘为之’了，并且‘为之’以后，还留下‘为之’以外的教训，像《伊索寓言》一般，在每一节故事以外，都有一个教训。那个教训就是‘为之’以后的‘为而不有’。”
“老先生，您说得太远了，我听不到主题。”
“下面就是主题，年轻人，我告诉你，人生要做出大事，必须排除阻力，阻力最大的是敌人，还有一个次大的，是朋友、是同志、是自己人。说是次大的，还太客气了，有时候，朋友、同志、自己人也是最大的阻力，甚至比敌人还拖得久，我们的弱点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命人倒胃的事实，因而会苦恼，明着苦恼或暗中苦恼。倒是一位革命家说得很干脆，他说：‘一个不可靠的朋友就是敌人。’ 一刀切了，切出了敌人不止在你正面，敌人有时在四面八方，尤其在你身边、在你背后。最令人难过的，是他在你上方，他是你的领袖！竟是你的领袖！说他背叛革命，太严重了，至少他背叛了你，但你并没背叛革命，多吊诡啊。说到这里，你会怪我说得太玄了吧，你会奇怪这老人家说了一大堆，说的是什么主题呀。主题出来了，就是‘为而不有’，你做你认为对的事，最后，你被牺牲了、被忽视了、你出局了。你不好过、不甘心，因为你的标准是‘为而有之’，你该有收获、该有地位、该有这个那个，你错了，作为真的革命党，他没有报酬，革命本身便是报酬、革命动作本身便是回馈，你一定要有这种怀抱，才能活到我这年纪、七十五岁。你若反过来要公道，你就痛苦了、你就自寻烦恼了。他们对你的忘恩负义、对你的冷落与现实，是当然的。如果你当年死了，他们会对你告朔饩羊，每年三月二十九一次，就是最大的安慰了，盖出‘忠烈祠’，如他们党报所描写的，大意我都背得出来，我背给你听：
这座国际观瞻所系的忠烈祠，最近业已改建，春祭时，一道大门，即感焕然一新！第一进左右两庑，乃办公及警卫处所；其后，为钟、鼓二楼。第二进正殿，供有国民革命先烈总神主。左殿是文祠，供开国、讨袁、护法、抗日、戡乱五类先烈个别神主。右殿是武祠。供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日、戡乱六类个别神主。右殿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古色古香，气势雄伟；纯为中国式建筑。瞻仰之后，见英灵已寄托得所，心中无限安慰！
因为心理太高兴了，在致祭之余，继续在那里多徘徊了一会儿。在对全局加多一些了解之后，又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缘文武两祠，所供忠烈神主，约以千计，其上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使到祠瞻仰之人，对各先烈都朦胧无知，又何从生效法之念？
其实，写这篇报导的人不知道，‘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其目的，正在使人‘朦胧无知’，以便夹带假先烈入境，若个个都给弄得一清二楚，则一切穿帮了，又先什么烈来哉？不过，小兄弟啊，听清楚，对我说来，至少左殿‘开国’中那个先烈事迹，我却一清二楚，光凭牌位上一个个名字，我就清楚那些事迹，所以呀，对我说来，小兄弟，‘忠烈祠’中这一区块是真实的，是特别对我有感应的。即使蒋介石玩出这些花样来，又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可拒绝的，因为对我不是花样，对我是真的碧血黄花啊。就他的锅，下我的面，这就是我这老革命党的周旋之道啊，难道你要我自己去盖一座‘忠烈祠’吗？并且，附带告诉你一声，这‘忠烈祠’的旧址，原是日本人的神社啊，改头换面成中国人的，也不错啊，中间搀有假货如戴笠之流，又算得了什么呢？”说着，老先生伸手过来，拍了林光烈的肩膀。
“问题看来已不限于在‘忠烈祠’方面了，问题是整个的‘中华民国’出了问题，好像出了大窃案。”
“他们偷走了我们的革命、偷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并且把偷走的，又给弄丢了。”
“弄丢了？你指又被别人偷走了？”
“不是别人偷走了它，而是取代了它。”
“取代？您老先生指‘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是帝王将相时代的说法、是封建的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结束，中国一共有四千五百八十五年的帝王统治，一共有四百二十四个帝王，有正统的、有非正统的、有僭伪的。”
“‘中华民国’不是帝王统治？”
“表面上不是，实际上一应俱全，什么‘中华民国’，它有正统局面、有非正统局面、有僭伪局面，只是打着‘中华民国’年号而已。至于在‘忠烈祠’中动手脚，移入假货，只是被窃取的‘中华民国’招牌下的假戏之一而已。总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人间有你这种小兄弟在，历史真相就不会落在他们手里。”
“感谢老先生对我的期许。还有一个问题，我忍不住要问问，您来台湾干什么？‘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您没看出那正是它寿终正寝之年，您来台湾干什么？会不会有别的原因，没人知道的？”
老先生眼望天外，半晌不语。沉默了好久，他有点沮丧，轻声的说着，“我来台湾干什么？我啊……我来看最后一场戏，或者说，我来参加最后一段丧礼。照中国传统老规矩，这叫‘亲视含殓’，我要亲眼看它死。”
“‘中华民国’不是死在台湾吧？‘中华民国’死在它失去大陆。”
“如果在台湾能拖上一阵子，又怎么说呢？台湾占‘中华民国’的千分之三。看来美国人是不肯放弃‘第一岛链’的，美国人如帮忙守台湾，‘中华民国’这千分之三，也许会拖上一阵，甚至拖上好一阵，那可能就出现了漫长的丧礼，可有得看呢！”老先生低声说。
“就算剩下国土的千分之三，就可以号称不亡国吗？就算有千分之三没被中央政府统一到，‘中华民国’就不算亡吗？历史上可没这样宽大解释的。历史上记秦灭六国，灭韩、灭赵、灭燕、灭魏、灭楚、灭齐，‘六王毕，四海一’，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有个六国以外的小国卫国，却没灭到，变成漏网之鱼，这个小国，直到秦始皇死了，才由他儿子秦二世灭掉，那是公元前二一零年，已是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一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卫国没灭掉，就说秦始皇没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卫国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卫国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再看宋朝，历史上记宋朝开国，宋太祖于公元九六零年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却有吴越没统一到，直到宋太祖死了，才由他弟弟宋太宗统一到，那是公元九七八年，已是公元九六零年宋太祖统一中国后十八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吴越没灭掉，就说宋太祖没在公元九六零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吴越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吴越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再看清朝，历史上记清朝开国，清世祖于公元一六四四年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却有南明没被统一到，直到清世祖死了，才由他儿子清圣祖统一到，那是公元一六六一年，已是公元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统一中国后十七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南明没灭掉，就说清世祖没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南明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南明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结论是，蒋介石即使统治了中国千分之三的领土，仍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亡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不会等到收复这千分之三才叫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已在一九四九年统一了中国。秦朝不会等卫国十一年才宣布统一、宋朝不会等吴越十八年才宣布统一、清朝不会等南明十七年才宣布统一，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等你台湾了，毛泽东曾说愿给台湾时间，一百年都可以等。但等归等，历史怎么写，早就明定了。怨我直言，老先生、‘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难道您真的相信：七十二烈士会相信还有个千分之三的‘中华民国’存在于世吗？七十二烈士殉国的时候，殉的对象，是整个中国大陆，他们英灵不灭，不会把自己缔造的‘中华民国’，搬到台湾来吧？”
老先生静静的听着，最后说：“你这位小兄弟，可能弄拧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承认‘中华民国’亡到台湾来了，我本来在亲眼看它死，所谓‘亲视含殓’，但的确有个千分之三的问题困扰了大家，归属到‘中华民国’的招牌之下……”
“不对，”林光烈坚决的说，“即使有千分之三，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招牌之下，没有‘中华民国’了，统一不在话下了，秦朝的统一史、宋朝的统一史、清朝的统一史，都在在佐证了这一点，在历史书法上，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尽管台湾岛上不明历史的人可以负隅顽抗，但是没有用了。”
“照你这位小兄弟的高见，我来台湾的理由，似乎越来越不成立了。”
“老先生，再一次恕我直言，我总觉得，有更隐晦的理由，使您来了台湾。”
老先生心头一震。他半晌无语，望着天外，又低了头，最后，用打量的眼神，低声问道：“你这位小兄弟，你似乎知道太多太多的革命逸史、知道我们革命党的一些秘密。”
林光烈点点头。
“你究竟知道多少？小兄弟，你究竟知道多少？你一定知道一些我们去广州的背后理由。除了要缔造‘中华民国’外，我们之中，有人可能有第二个理由去献身、去一死了之。”
“我相信七十二烈士中，一定有人有第二个理由。”
“我有吗？”
“现在的莫纪彭，似乎没有了；当年的莫纪彭，却似乎有。”
“似乎？”老先生压低了声音问。
“似乎。”林光烈压低了声音答。
“你的话……好晦涩。”老先生有点吞吞吐吐。
“人在多年以后，常常把他当年做某件事的理由简化了、单一了。也就是说，本来有第二理由的，但年老了，第二理由不见了。并不是第二理由见不得人，而是见不得自己了。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回首会带来失落感。可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对许多历史事件中的第二理由极感兴趣；并且，作为林文大伯父的侄子，我更相信有第二理由的可能，他的身世太多索隐了，他为什么没结婚？为什么总跟林觉民长相左右？为什么在日本公寓隔邻同生？为什么在广州街头共死？这中间可能有个谜。什么谜，谜就在那句‘时有落花随我行’。‘我’不是林文，‘落花’才是林文，我大胆假设，林文自己是‘落花’，他暗中随着那个‘我’，他可能很痛苦，但有一种神秘的温存，使他九死无侮，别人死在广州街头，‘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但他却别有从容。据说他在广州街上一直掩护林觉民、保护林觉民，抢在林觉民前面、争着做出派给林觉民的任务，直到侧面突然冒出官兵、突袭过来，林觉民受伤被捕了，大家才知道革命失败了，只好撤退。但是，林文不但不肯撤退，反倒单身走向前去，喊话，全身暴露，让敌人把他打死。坦白说，他最后的行动有点反常。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林文正好面对了孟子的提醒，但他在‘可以死、可以无死’之间，勇敢选择了‘伤勇’。在第二理由面前，死亡只是成全、也是随行，像‘落花’一样随行。”
“如果是随行林觉民，可是当时林觉民只是受伤被捕，还没死啊。”
“我先你而死啊。我想兵荒马乱之中，林觉民看到了林文先他而死。我想林文有意使林觉民看到。”
“从整体布局来猜想，你觉得林文的整体布局是什么？”
“整体布局有两个，第一，三二九成功了，不但抓到了张鸣岐，并且同志们没有什么死伤；第二，三二九失败了，可是既然失败了，能撤退出来的，要尽量撤出来，林文似乎要由他挡在林觉民前面，他不死，就成功了；他死了，林觉民他们就赶紧撤退。”
“但是，侧面突然冒出官兵来，林觉民受伤被捕了。”
“按照突发情况，林觉民这边出了意外，林文就该撤退，保留实力，徐图再举。但是，林文却在‘可以无死’的情况下，选择了‘可以死’，从革命总体战而言，这一死是战略错误的，可是林文显然不想活了，为什么不想活了，这就是我纳闷的，这就是我相信有第二理由的缘故。”
“不是先死给林觉民看吗？你林觉民受伤了、被捕了，我林文义不独生，先你而死了。”说到这里，老先生停了一下，试探性的低声说：“这该是第二理由吧？”
林光烈轻轻摇摇头、又大幅度的摇摇头。
“不是吧？第二理由没那么简单吧？如果这是第二理由，它的层次，是革命的层次、同志的层次、友谊的层次。但我觉得，林文之死，应该另有层次。”
“什么层次？答案在哪里？”
“爱情层次，答案在那句‘时有落花随我行’。”
“爱情层次？你指有人在同性恋？”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林觉民、林文他们都不是那种人。”
“那爱情什么？谁爱上谁啊？”
“‘落花’爱上那个‘我’。”
“‘落花’是谁？”
“我已说过，是林文。”
“‘我’是谁？”
“‘我’是住在东京公寓里边好友林觉民的太太陈意映！”
突然间，老先生双手捂脸、两肘抵膝，埋了下去。“我在听、我在听，你说吧、你说完吧。”
“好吧，我说完吧。林文一直单恋意映，但意映是好友林觉民的太太，林文知道一切止于单恋，但他升华了这种感情，乐见林觉民和意映白头偕老。但是，革命卡住了白头偕老，林觉民爱太太、也爱革命，他要去广州干这一票，林文本来也是一心革命的，自然也去广州，但他怕林觉民出事，他就处处暗中保护林觉民，结果局面是，他不能保护林觉民、不能代林觉民而死，只好自己一死了之，先林觉民而死。这，就是我全部解释出来的经过，林文是有他第二理由的，只是革命失败了、大家全死了。”
老先生抬起头来，两眼泛出泪光。他站起来，仰望天外，长叹一声。“太精彩了。历史家的本领在老吏断狱、曲得实情，小兄弟啊，小兄弟，你真的得到了实情。”
“得到了吗？我看我还没完全得到。我还判断不出来：莫纪彭为什么来台湾？‘亲视含殓’亡国的‘中华民国’吗？我看那只是浮面的理由，莫老先生啊，您有您的第二理由、您一定有您的第二理由。”
“你有证据？”
“证据还在那首诗上：‘时有落花随我行’。”
“你刚才不是点破了吗？‘落花’是林文、‘我’是意映啊。”
“不错，‘我’是单数，只有一位；但‘落花’是单数吗？‘落花’只是一朵吗？”
老先生盯住了林光烈，目不转睛，他说不出任何话来了，泪水流了下来。林光烈扶他坐下，拿出了手帕，递给他。
“你全知道了。你全知道了。”他拭了泪。“我莫纪彭，就是另一朵‘落花’。”
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午，莫纪彭从七十二烈士墓园走下来，在墓园大门口，他收到了张鸣岐留下的名片和小香炉，这是多么震撼人的一天！但是，这天还没过去，晚上，他得到一个讯息：听说当年《良友画报》上刊出的黄花岗烈士遗族，有人流落到台湾。其中有没有陈意映，不知道。多么令人震撼的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
半个月后，莫纪彭飘洋过海，到了台湾，一切听说止于听说而已，一切讯息，都是黄鹤与断萍。
多年以后，古董之肆，举办了联合清仓活动，大量的古董涌入市场。在预展中，“中国文物学会”举办了观摩会，从几百件古董中，大家围着铺上白色桌布的平台，交换意见。在一件件古董流转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香炉在传观着。
“这小香炉好精致！”
“香炉底座铸出的三个字，‘张鸣岐’，谁是张鸣岐？”
“张鸣岐不是大杀黄花岗革命先烈的刽子手吗？”
“刽子手怎么信了佛？造起香炉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香炉怎么会流到台湾来？”
“故宫那么多国宝都流来了，何况一个小香炉。”
“这位收藏家贵姓？”
“姓莫，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
“谁是莫纪彭？”
“这名字太陌生了。”
铜器传观过后，大家又看起字画来。宋朝的字画已经罕见了；元朝、明朝的也不多了；清朝初年的有一些，但是不如晚清的多，晚清的，又跟民国初年的纠缠不清，因为清朝亡国时，有太多太多的遗民，必须重新定性定位。
“看这一副对联，是郑孝胥写的：
甲夜观书支日通奏
月灵诞庆云祉开祥
这副对联可写得别有怀抱。”
“郑孝胥五十岁前在前清做官，民国成立后在上海卖字，后来追随末代皇帝，反民国、搞复辟，末代皇帝跑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他做国务总理呢，是汉奸哪。”
“他是民国的汉奸，却是清朝的忠臣哪。”
“民国搞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人要忠于你民国？”
“共产党倒干脆，根本推翻了民国，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郑孝胥活了七十八岁，他一辈子就不信你们‘中华民国’。”
“信也白信，民国只剩千分之三了。”
“他不信‘中华民国’没关系，艺术史上他跑不掉，都说他是‘中华民国’的大书法家。”
“他真不幸，后半生竟和‘中华民国’沾黏在一起。他‘一生负气走山林’，却又走进满洲国，他真不幸。”
大家观赏完了郑孝胥，打开了另一副对联。
“大家看呀，刚才我们谈到莫纪彭，现在他就出现了。看这副：
珠灯黯淡望城郭
一棹仓皇怨别离
看他落款：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文先烈诗句
曾随先烈血战终宵生还者 纪彭
下面这个大方印，印文是：
黄花岗之役第三队选锋队长
这位先生倒是对黄花岗念念不忘。”
“噢，这位莫纪彭原来是黄花岗留下来的‘活口’，令人肃然起敬。”
“他冒险犯难、建立民国。革命成功后却出局了、又被大家遗忘了。”
“他现在还活着吗？”
“没人知道。”
“他来了台湾吗？”
“没人知道。”
“这位莫先生，写的是七十二烈士林文的句子：孤灯黯淡时刻，眼望城郭，孤舟远引，但却仓皇离别、暗有所怨，他跟什么人离别而有所怨呢？这有点怪。他去革命、献身革命，求仁得仁，却有所怨，好奇怪啊，他会不会暗恋一个女人？”
“照你这样说来，作这首诗的，暗恋一个女人；那写这副对联的，也同样暗恋了吧？”
“那可难说了，说不定他们同时暗恋同一个女人呢。”
“好啦，别说了，别弄拧了革命先烈。”
“弄拧了，可别那么说。革命先烈既有赤血史诗、又有红颜故事，也不错啊。”
“这副对联的书法，比郑孝胥的差远了，讲书法，革命党赶不上保皇党。”
“这副字有价码吗？”
“从艺术观点看，不怎么样；但从史料观点上，倒寓意很深呢，自称‘曾追随先烈血战终宵生还者’，他使死去的又生还了，且有仓皇别离之怨，这一纪念同志的方式，倒很特别呢。”
“你老兄真会做索隐。这副对联，就叫黄花索隐联吧。”
“对，就叫黄花索隐联吧。”
“可怜的莫先生，郑孝胥做了汉奸，但他写了一手好字，使他名传千古。这位莫先生，做了‘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他字写不过汉奸，所以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他留下了索隐、留下了大谜团。”
“我看什么都别留了，还是练毛笔字吧。”
“哈哈！”
“这副莫纪彭的对联值几文？”
“它卖不掉的，看来还是送给‘党史会’吧！”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件吧。下一件是谁的？”
“哦，陈宝琛的。”
“哦，又一个保皇党，他是帝王师呢，但宣统搞满洲国时，他不肯附逆，八十八岁老死林泉，他们满清遗老亡了国，却很有品呢。”
“还有那小陈宝琛五岁的陈三立，一九三七年冬天，他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死于北京。他们真行，这些满清人物，比民国人物格调高多了。”
“你老兄怎么老是替满清遗老讲话？”
“我也想替民国遗老讲话，只是真正的遗老不见了。”
“书法家于右任总是见得到的遗老吧？”
“他是专写‘民族救星’毛笔字歌颂‘中华民国’总统的遗老，书法一流、骨头末等，这算遗老吗？”
“满清遗老好一点吗？”
“满清遗老赶不上民国遗老肉麻吧？”
“哎呀，快来看，又有一副莫纪彭的对联。”
“我来念念：
砥节砺行直道正为
畏荣好古薄身厚志
上题‘七十二烈士李文甫遗墨八字，郭有道碑语，朱执信先烈集成语为十六言楹联’、下题‘从两先烈黄花岗大流血后余生者纪彭’，最后盖上同样的那个大方印：
黄花岗之役第三队选锋队长
今天可好了，莫纪彭阴魂不散、黄花索隐阴魂不散。刚才那副对联是‘生还者’，这副对联是‘余生者’，这位莫纪彭先生，他好像老是强调这一点，七十二烈士死了，他却没死。他庆幸他没死呢？还是惭愧他没死呢？”
“这就是黄花索隐中的一条索隐啊。”
“我越来越对这位莫先生感到兴趣了。”
“他老对死人说他不该活、对活人说他没有死。”
“有什么不对吗？”
“好像有点怪怪的。既然自己当时没死，应该把过去告一段落，怎么老是依恋逝水、一生老是锁定在一件事上？”
“该是印象太深刻了吧？”
“也许别有隐情，我们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知道。”
“但从他留下的吉光片羽，又显然要我们知道，只是他欲说还休而已。”
“别管什么莫纪彭、彭纪莫了吧，别研究这个索隐了吧，什么都不必再知道啦，只知道又一副对联要送给‘党史会’了吧！”
大家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