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谢绝宗教 五、没有国界的国家

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093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