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得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西汉帝国而言，从建国开始，乃至整个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朋友”和“敌人”是经常变的，唯独不变的一个敌人，恐怕就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整个中国北半部的一个阴影——匈奴。

在西汉以前，“匈奴”这个敌人，对于这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就不陌生。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都曾长期忍受匈奴侵扰之苦。秦始皇发动民力修筑万里长城，其本意也是为了防备匈奴的入侵。事实上，秦始皇修的长城，并不是凭空而建，而是把原先燕国、赵国、秦国3国北方防备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末楚汉逐鹿，匈奴与中原的军事冲突也始终未断过。对于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军队来说，匈奴骑兵的高速突击与运动战中的骑射，是正中他们“死穴”的杀招：笨重的战车与步兵跟不上匈奴骑兵的速度，只能成为人家射杀的猎物。大规模兵团作战中，更容易被人家以避实击虚的方式，在运动战中被消灭。在西汉之前，中原政权曾有过赵国李牧大破匈奴以及秦国蒙恬收复河套的胜仗。但是这两场战役，前者是通过诱敌深入的方式，将匈奴人诱到长城下面，依托坚固城防与战车聚歼，后者则是凭借秦军强大的弩箭装备和战车冲锋，将匈奴人驱逐。但对于匈奴骑兵高速机动的作战方式，依然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原政权来说，修长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这个敌人的实力，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汉之前，中国北方的草原形势，其实是“三足鼎立”的态势。盘踞今天东北地区的，是一大游牧部落“东胡”，而盘踞内蒙古西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是西北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当刘邦与项羽为了争天下而打得昏天黑地时，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冒顿杀害父亲头曼，篡夺了匈奴“单于”的位置，随后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先于公元前205年平灭东胡，占领了东北大地，继而又发动了西征，赶走了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不但占有甘肃，更迫使西域国家臣服匈奴。到了西汉建立时期，汉帝国北面的匈奴人，已非秦朝时“不敢南下牧马”的“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在冒顿单于整治下，拥有完备的组织建制，高效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广袤的国土，空前强大战斗力的游牧帝国。无论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还是秦始皇收河套修长城，都不曾面对过这样强大的对手。

一

对于富饶的中原大地，匈奴帝国也是有想法的。冒顿时代，匈奴的“王廷”，已经从原来的阴山迁移到了鄂尔浑河地区，匈奴单于直接控制的区域，正对着中原的河北蔚州地区。而匈奴的左贤王管辖的地区，正对着河北怀来地区，匈奴右贤王的控制区域，正对着陕西榆林地区。早在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匈奴就趁秦帝国主力南下的机会，重新夺取了河套草原。河套丢失的结果，就是定都长安的西汉帝国，脑门上长期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西汉帝国建立初期，匈奴的侵扰日益频繁。而此时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肆诛灭异姓王的行为，也给了匈奴发动战争的机会。刘邦登基后，对曾帮助他得天下的各路异姓王，采取了打压甚至诛杀的政策。韩信、彭越、英布3位大功臣相继被铲除。北部方面，与匈奴相邻的异姓王，包括燕王卢绾、常山王张傲、韩王信等。这其中尤其以韩王信地位最微妙：他是战国时期韩国王室的后人，秦末农民战争时期，他曾跟随刘邦入函谷关灭秦，后被封为韩王。天下大定后，他这样的人物注定会被刘邦猜忌。果然，不久他就被迁出了原来的韩国封地，改封在太原，正好与匈奴相对。虽然韩王信忍气吞声就封，但双方的裂痕已日益加剧。如此机会冒顿单于自然不会放弃，韩王信前脚刚到太原，公元前201年九月，几万匈奴骑兵就拍马杀到。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军事碰撞，就以这样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突然到来。

战端既开，韩王信起初全力迎敌。但内战里都算不上精锐的韩国军，又怎是匈奴扈卫精骑的对手。结果韩王信连战连败，重镇马邑被围。刘邦呢，却想趁匈奴入侵的机会，假匈奴之手削弱韩王信。因此在这一年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救援，很想坐山观虎斗。但“虎”也没这么傻，韩王信知道，自己本来“档案就黑”，楚汉相争的时候曾投降过项羽，一直怕刘邦秋后算账，这次匈奴入侵又连遭败仗，战后势必没好果子吃。结果横下一条心，主动找匈奴商量——投降。

韩王信投降，后果是严重的，几万骑兵归附匈奴不说，山西重镇门户大开。冒顿大喜过望，公元前200年，匈奴起兵40万，以韩王信的“伪军”为向导，发动了对西汉帝国的大规模进攻。危急局面让刘邦再不能坐视，本欲“休养生息”的刘邦毅然决定御驾亲征，汉军火速集结，30万大军兵发山西。小小的山西省，一下子集结了汉匈两大民族的70万精锐，可以说都动了血本。

刘邦的进军很顺利，韩王信的“伪军”在西汉帝国精锐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多年内战锤炼积累下的强大战斗力，让汉军势如破竹。汉军先在沁县大破韩王信，继而收复晋阳，随后又击退了韩王信残部的反扑，一路北进，直向匈奴主力军杀去。在山西宁武，汉军第一次和匈奴军开练，结果匈奴军大败，被迫向北退去。整个战场的形势，正朝着对汉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00年冬，这一年的中国北方，比往年都要冷，连日大雪漫天，北风呼啸，以中原汉人为主的汉军第一次接触到酷寒天气，许多士兵甚至冻掉了手指头，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而且，汉军从出发之后，一路马不停蹄，从晋中追杀到晋北，连续作战，疲态已露。已然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此时却信心满满，毕竟汉军连战连捷，宁武之战更证明，匈奴人远非传说中那样可怕，一战聚歼匈奴主力，彻底解除北方边患，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才能迎来真正意义的休养生息。

带着这样的目的，刘邦率领的精锐军团，一路北进，抵达位于前线的平城，而此时的冒顿单于，也率主力驻扎在蔚县，双方的主力决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二

戎马一生的刘邦不是糊涂人，他深知“知己知彼”的道理，所以到达平城后，他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匈奴的情报，得到的消息都是匈奴尽是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唯独刘邦身边的谋士刘敬认定：匈奴一定是将主力隐藏起来，企图诱使汉军北进，却反被刘邦当场斥责下狱。其实刘邦未必不明白匈奴意图，但此时山西连日大雪，汉军粮草物资供应不上，长期相持不是办法，就此退走，匈奴势必卷土重来，所以无论刀山火海，都要闯一下。

公元前200年十二月，在经过无数次周密筹谋后，刘邦终下决心，率领麾下主力进发蔚县，准备对匈奴进行总攻。然而在途经白登山的时候，却遭到了早已埋伏在此的匈奴主力合围。这次战斗匈奴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东南西北4个方向共部署了40万大军，且都是养精蓄锐的精锐骑兵。陷入合围的汉军立刻原地布防，在白登山就地组织防御，和匈奴军进行了惨烈的厮杀。依冒顿本身的战略构想，是打算一鼓作气，彻底聚歼刘邦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酷寒和重围下的汉军非但没有崩溃，相反迸发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凭借着严整的军阵和弩箭防御，数次击退匈奴的进攻，原本计划内的歼灭战，打成了攻守双方谁也不能前进。

这时候的局面对刘邦而言更惨。刘邦这次北征，动用了32万大军，但随他进抵平城前线的，只有10万人左右，其余的20多万人划拨给周勃，用以清剿韩王信的残部。这时候的周勃，在击破韩王信后，正北进到楼烦地区，如果他能够及时赶到，自然可以解除匈奴围困。但冒顿已经把白登山围得水泄不通，又怎能突围出去呢？好在白登山自战国时期赵国开始，就是防备匈奴的要塞，有赵国时期就修筑的坚固军堡，足矣固守。7天7夜，匈奴无力攻击，汉军也无力突围，断水断粮的汉军，局面无疑是更加困难的。

万般无奈下的刘邦，依照陈平的计策，主动联络冒顿单于的阏氏（老婆），假意说给冒顿送美女，以此诱使“吃醋”的阏氏向冒顿说情。阏氏果然中计，以“汉天子有神灵保佑”为名，建议冒顿解除包围。按照许多史料的记载，就是冒顿上了当，主动在包围圈上解开一个口子，让刘邦逃出生天。但真实的原因，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另一路汉军周勃部在扫荡了韩王信残部后，已经杀奔白登山而来，对于久攻不下的匈奴来说，此时面临被汉军前后夹击的危险，所以顺水推舟解除包围，体面地撤军，就成了冒顿单于最好的选择。

对于征战一生的刘邦来说，白登之围可谓奇耻大辱，以他有仇必报的性格自然不能罢休。解围班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战前劝他进兵决战的十几个谋士，并释放了战前曾劝说他的刘敬。但对匈奴，刘邦却忍了：这时正是汉朝百废待兴之时，匈奴又处强势，已无法轻易再起战端。而白登之围中，汉军在绝境下的顽强精神，以及强悍的防御能力，也给匈奴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匈奴此时的军力，在野战里击败汉军或许可以做到，但占有汉地却很难。所以和平，成了两家共同的选择。

公元前198年，汉帝国以刘敬为使节，与匈奴正式缔结了和平条约：汉朝以公主嫁给匈奴，并附赠大量米粮财宝，同时约法三章：一，汉朝每年要送给匈奴大量礼品；二，双方在边关开设互市；三，两家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这个“和平协议”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和亲”。固然屈辱，却是当时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也是白登之战中十几万汉军将士，用鲜血生命打出来的。

三

汉匈“和亲”后，按照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就是汉匈双方维持了60年的和平。事实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汉匈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如果说白登之战前的匈奴，对西汉的主要政策是打劫，那么白登之战至汉武帝反击战打响前的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国策只有一个——讹诈。

所谓的讹诈，就是利用各种方式，主要是武力恐吓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式，向西汉王朝不断地狮子大开口，索取金银财物。其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毒，做派越来越嚣张。

就在汉匈双方“和亲”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97年冬，匈奴就再次发难。趁着代地守将陈稀造反的机会，匈奴人趁火打劫，攻掠河北、山西等地，逼得重病中的刘邦，不得不再次以老迈之躯御驾亲征。为了防止白登之围的重演，汉帝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出征前派使节至匈奴，送上大量财物，请匈奴在此战中“保持中立”，得了好处的匈奴，也就“见好就收”。平定代地之乱后的刘邦，痛感于北方边患的沉重，在归乡巡视时，悲怆地唱起了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但匈奴人却不管刘邦有多伤心，见机会就要捞一票。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又造反，率领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之后他主动担任向导，引匈奴骑兵攻略州县，做了“铁杆汉奸”。汉王朝曾多次出使匈奴，送上金银财宝，想请匈奴“引渡”卢绾，匈奴每次都是钱收了，不办事，最多就是承诺汉朝，约束卢绾的行为。一直到刘邦去世，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几乎没有停止。但毕竟垂涎于“和亲”的巨大财富，匈奴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通常是几十几百骑兵在边境打劫后，再对汉朝说“误会”，大规模的战争并未爆发。

刘邦去世后，匈奴险些再次挑起战争。公元前192年，此时的汉王朝，刘邦已经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其子汉惠帝。大权掌握于太后吕雉之手。冒顿趁机写信给吕雉，信中赤裸裸地对大汉太后进行“性骚扰”，要吕雉嫁给他。如此奇耻大辱，激得汉朝君臣大怒，吕后的妹夫樊哙主动要求率兵10万横扫匈奴，满朝文武也是一片喊打喊杀。但中郎将季布冷静，嘲笑樊哙说：“当年你在白登山上，也没见多么威武，今天吹的什么牛。”作为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吕雉也明白此时不是和匈奴开战的时候，事情的结果，是汉朝送上大量粮食财宝，外加几十名美女和吕后一封言辞卑微的书信。吕后的忍气吞声，效果是显著的，她把持大权的那些年，是西汉时期匈奴侵扰最少的几年。当然这不是因为匈奴善良，此时的冒顿单于也已到了晚年，进取之心大减，每年从汉朝多讹诈一些财富，用于享乐才是真。

汉匈边境战祸再起，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后。这时候的汉王朝刚刚经历了吕后之乱，国家政权还在初定之时，自然也是匈奴人眼中讹诈的最好时候。公元前177年，趁汉朝济北王反叛的机会，匈奴右贤王部再次发动进攻，这次的手段更酷烈，不但攻克了代郡，还杀害了代郡的地方官。这是汉匈“和亲”后从未有过的恶性事件。汉文帝对此的反应也出人意料的强硬。他立刻命令灌婴率领8万精锐赶赴边地迎战，见汉朝大军既出，匈奴火速撤走。事后汉文帝派使者“问责”，冒顿单于也不得不做出表面姿态，推脱说此事是右贤王擅自发动，并且假意惩戒了右贤王。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国力比汉高祖时期大为增强，但依然还以步兵战车为主，骑兵力量严重不足。和平，依然是无奈的选择。

匈奴的做法却日益猖狂，特别是在冒顿单于去世后，即位的老上单于年少气盛，此人的做派十分嚣张。比如和汉帝国的往来文书，在尺寸上都要大过汉帝国，以示压倒汉帝国之意。军事方面，老上单于几乎每年都发动进攻，从西北到东北，汉朝边境狼烟四起，边军疲于奔命。最严重的一次，是公元前166年，匈奴军队深入到陕西境内，前锋竟然抵达了西汉皇宫甘泉宫，汉帝国再次派兵征剿，一样是军队还没到前线，匈奴军就满载而归了。而公元前162年的那一次更过分。匈奴侵扰上谷、渔阳、云中三地，汉王朝调集13万大军开赴北方边地迎敌，但主帅周亚夫却太过谨慎，命令部下不能轻易和匈奴交手。结果，在汉朝十几万大军的眼皮底下，匈奴人烧杀抢掠1个月，才在汉军的“礼送”之下，得意洋洋地班师回朝。

到汉文帝去世，其子汉景帝即位后，匈奴的威胁依然有增无减。汉景帝在位期间，西汉帝国曾发生了大规模诸侯反叛事件——七国之乱。匈奴此时在位的军臣单于，就曾与西汉诸侯吴王密谋，企图趁机南下夺取汉地。虽然权衡利弊下，军臣单于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派重兵屯于汉朝边境做牵制，但西汉的北部精锐骑兵，也因此被牵制在北方边境，无法参加平叛战争，导致七国之乱持续数月。而七国之乱的平定，对于西汉帝国最大的意义是：中原诸侯与匈奴勾结的隐患被彻底消除，汉帝国从此可以集中充足的人力物力，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就在汉匈之间“和亲”的67年里，汉朝通过隐忍的方式，维系与匈奴之间的和平，而从吕后开始至汉景帝的几代帝王，也把建设一支足够与匈奴对抗的强兵作为重点任务。从汉初开始，汉朝就实行马政，鼓励养马，更招募边地匈奴人到汉朝，为汉朝训练骑兵，以李广为代表的新一代骑兵将领也在崛起。到了汉景帝在位时，汉朝的边地骑兵已经初具规模，七国之乱的转折点，就是汉朝调数千北边骑兵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叛军。到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日渐成熟。

但是，与军事问题相比，对于汉朝反击匈奴战争来说，更要命的却是“思想问题”。汉朝以“黄老学说”治国，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策，放到外交问题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次匈奴的讹诈，都尽可能地满足要求，匈奴的入侵，也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在汉武帝登基初期，大权掌握在祖母窦太皇太后手中，老太太本身不爱打仗，崇尚休养生息，根基不稳的汉武帝也只好忍气吞声。但汉朝国策的更张，已经从这时期的一些政策上露出端倪：汉武帝在宫廷里倡导射猎，带头习武。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和大月氏联合攻击匈奴，同时在西汉北军中设置“八校尉”，在皇宫内设置“羽林骑”，整编精锐骑兵。朝堂之上，原本是上下共识的“和亲”政策，此时也发生了分裂。新一代的官员们，如王恢等人，都主张整军备战，反击匈奴，与韩安国的“主和”派形成对立。虽然在起初“和亲”政策得到了老臣们的支持，但随着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的去世，亲政的汉武帝，开始全面推行对匈奴的反击政策，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马邑诱敌战。

马邑，即山西朔县，是西汉时期汉朝北部重镇。汉匈“和亲”时代，这里是汉匈两族“互市”的场所，素来以经济繁荣，商旅往来云集著称，也是匈奴人一直垂涎的财富之地。公元前133年，大行令王恢献策，可以以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前来，发动一场围歼战，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匈奴问题。在经过激烈的朝堂争辩后，汉武帝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由马邑当地商人聂壹出头，假装向匈奴军臣单于投降，谎称可以里应外合袭击马邑，引诱匈奴单于到来，然后，以30万重兵发动进攻，将匈奴彻底剿灭。为了这个计划，汉武帝几乎动用了北方所有的精兵，以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领32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中，以王恢率领3万精锐断后，断掉匈奴的归路，以图彻底全歼。表面看，这是个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

但如此复杂的计划，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不走漏风声是不可能的。军臣单于起初上当，率军直扑马邑，但是路上却得到消息，得知汉军在当地设伏，随即拔马北逃。本来应该断掉匈奴逃路的王恢，关键时刻却临阵退缩，不敢发动攻击，反而“礼送”匈奴出境。事后汉武帝震怒，王恢的理由是，自己兵力只有3万，无力抵挡10万匈奴骑兵。若此时汉军30万主力全速扑来，只要王恢能够拖住，打赢还是很有希望的。结果，王恢的临阵退缩，使得汉军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马邑之围的败露，标志着汉匈双方的彻底决裂。从此，匈奴人再也不必玩讹诈的把戏，汉朝也不必忍气吞声。双方刺刀见红，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经过60多年隐忍后，汉帝国青锋出鞘，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