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爆发于公元前154年的诸侯王叛乱——七国之乱，现代人对此都不陌生。这场波及西汉帝国三分之二国土的叛乱战争，给西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持续8个月的叛乱，牵动了西汉帝国三分之二的精锐兵力，西汉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和最富庶的地区，几乎都卷入了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对于任何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这都是一场遭到巨大打击的内耗。

然而对于西汉帝国来说，这场战争却带来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后果——大乱之后有大治。声势浩大的内战，并没有让西汉似唐朝安史之乱一般，结束天下太平的黄金时代。相反，西汉帝国的中央威权，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从此在东亚大陆拔地而起。如果联系后来西汉帝国反击匈奴战争的辉煌胜利，和汉武帝大一统的伟大成就，我们不得不说，七国之乱，正是这一切的伏笔。

如果打个比喻的话，我们不妨借用汉文帝时代的儒臣贾谊在其奏疏里的一段话：当今天下大势，好比是大腿上的肉，比身体上的肉还多，整个国家已经臃肿了。这里所说的“臃肿”，就是诸侯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汉帝国开国后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但休养了百姓，更“生息”了诸侯，长时间的和平，让诸侯势力日益强盛起来，甚至出现了中央无法节制的局面。就像当年周朝的变迁一样，如果没有措施去阻止这个趋势，那么诸侯割据乃至战国纷争的局面，都是大势所趋。所以“七国之乱”，恰恰是西汉帝国解决诸侯国问题的一个强制性手术。虽经历了“大出血”的危险，但这场手术成功了。

一

说道西汉七国之乱的爆发，世人都把责任归结到晁错贸然采取的“削藩”政策上。其实在削藩政策推出的早期，晁错已经预感到一场大乱即将发生。但是晁错认为，暴乱现在爆发，要比之后爆发要容易对付得多，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早做手术，比晚做手术有更大的康复机会。但是西汉帝国的这场“沉疴”，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一点不得不说，西汉帝国后来的文景二帝，是在为刘邦的分封政策“埋单”，这一点，就要说说西汉成立后，各个诸侯国的分封局面。

在汉高祖刘邦即位早期，凭借暗算、武力镇压等方式，相继平定了楚汉战争时期为他立下功勋的各路异姓诸侯王，包括韩信、彭越、英布3大势力。但是，在那些被刘邦夺取的异姓诸侯土地上，刘邦并没有像之前的秦王朝那样，建立由中央直接统辖的郡县，相反，则是继续分封诸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们。与此同时，在许多六国的故地上，刘邦也相继分封了许多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无一例外的都是刘姓子孙。刘邦此举，一在利用刘姓宗族的势力拱卫中央，二在于刘邦得天下后，对于日益强大的吕后势力，已经有了越来越力不从心之感，强化诸侯的威权，更是为了能够阻遏吕家势力的扩张。所以从立国开始，西汉帝国，其实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政体，既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有给予地方足够自治权的诸侯国分封制度，国家的行政体制，俨然是一锅交织着两个时代制度的“杂烩菜”。

刘邦分封诸侯王的高潮期，是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95年，这个阶段分封的诸侯王最多，诸侯王的地盘也最大。当时分封的宗旨就是“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而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镇天下”。也就是说，当时西汉虽然意识到中央郡县制的好处，但是在总结秦朝灭亡经验的时候，把因为实行中央郡县制，导致王室无人拱卫当作了很重要的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西汉采取分封制，也与当时西汉帝国将道家黄老无为学说作为立国思想有很大关系。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特别是在国家行政体制上，主张中央“无为”，给予地方充分的发展权力，所以分封诸侯，也是一种“无为”的方式了。在这6年里，刘邦相继册封了9大同姓诸侯王：齐王刘肥、赵王如意、代王刘恒、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楚王刘交、吴王刘濞。这其中，除了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弟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其余的，都是刘邦的亲生骨肉。

如果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九大同姓诸侯王的国土，从南至北，几乎包括了战国时期关东诸侯的所有故地。以天下郡县的数量来论，西汉立国的时候，全国一共有57个郡，其中由诸侯控制的，竟然达到了42个，作为中央政府的汉帝国，却仅仅掌握着15个郡。西汉中央政府实际掌控的地盘，也就仅仅包括秦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四川地区，以及河南和河北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所谓的西汉中央政府，按控制区域论，只不过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而已，摆着“天子”的名分，国家力量却有限得很。

而从诸侯王的权限看，西汉帝国开国初期的诸侯王，其在地方上的自治权力，甚至不亚于战国时期凌驾于周天子之上的诸侯们。按照刘邦分封时的规定，各诸侯要“掌治其国”，也就是具有诸侯国绝对的地方行政权力。在地方王国的行政建制上，诸侯国仿照汉朝廷，比如纪年、号令、护卫军队，以及下属的丞相等职位划分，都和中央政府“同制”，而且诸侯王们拥有对属下官员任免的权利和掌控境内赋税及军队的权利。这样的诸侯国，俨然就是名义上听命于中央政府的独立王国。

所以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汉初期，对强大的匈奴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仅从军队战斗力来说，汉军未必不能与匈奴一战，至少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要命的问题是，西汉的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早期保持对于诸侯的统治，主要原因就是实力。中央政府的实力，虽然对于所有诸侯国是劣势，但对于单个的诸侯国有绝对的优势，一旦和匈奴发生长期的战争，无论是胜是败，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力量的严重削弱。一旦这种局面出现，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列国割据争霸的情景，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汉帝国这种“杂烩菜”的行政体制，匈奴也大为了解。在西汉与匈奴早期的“和亲”时，匈奴往往采用挑拨西汉境内诸侯造反的方式，造成西汉帝国两线作战内外交困，不得不在一次次匈奴入侵时，对匈奴的漫天要价照单全收，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从吕后，再到汉文帝和汉景帝，这几代的西汉帝王，虽然在后世都评价不错，休养生息的“GDP成就”也不错，但一直在受夹板气。

就西汉早期的“休养生息”而言，西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国思路，其经济建设的成果，也大部分被诸侯们所享受。西汉帝国的诸侯们，在经济上自主权之大，已经仅次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国了。当时的诸侯们，在自己的境内，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特别是西汉帝国中央财政的两大赋税：土地税和农业税，在诸侯国境内都由诸侯们代为征收，其征收的款项，除了一小部分按照规定上缴中央外，其他部分都由诸侯们所有。大家都在津津乐道西汉初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在西汉的诸侯国里，老百姓的负担一点也不轻。当时诸侯国内的老百姓缴纳的赋税，通常只有1成是交给中央的，其他的9成是交给诸侯王。也就是说，诸侯国境内的老百姓，仅仅在土地税和人头税上，其负担就是西汉中央直接统辖郡县的10倍。另外诸侯境内的老百姓，还必须承担诸如盐铁税、渔税、市租等，这些都是属于诸侯王的专利赋税，作为诸侯王个人财政的“私奉养”。换句话说，西汉开国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得到的好处很有限，老百姓负担的减轻也很有限，最发家致富的，就是中间这群诸侯们。

而西汉帝国的危机，也就在开国休养生息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渐渐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关于西汉诸侯国的治理问题，汉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就曾一针见血——强者也反。也就是说，诸侯国的实力越强，其挑战中央权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汉高祖到汉文帝，西汉局面的暂时风平浪静，主要是因为诸侯实力有限，西汉中央政府的独大，和诸侯国实力之间的相互牵制，是一个短暂的平衡，一旦有一家诸侯国突然崛起，这个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不幸的是，打破平衡的人，其实早就出现了，他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的侄儿，吴王刘濞。

二

说到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在后世史家中，这是一个被很不齿并且被鄙视的人。被鄙视的原因，除了他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外，更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自不量力”。比如后来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很纳闷，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以吴王刘濞这小小的诸侯王身份，怎么敢去挑战中央的权威。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就不懂西汉的历史，当时的吴王刘濞敢于扯旗，主要是因为他具备了这种实力。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儿，他在刘邦去世的最后一年，被封为吴王，他的属地，包括了东阳郡、彰郡、吴郡，一共有53个县城。这个规模，即使放在战国时代，也超过了当时的大国赵国、燕国等国的国土面积，俨然是一方强势。而且刘濞不但有土地，更有资源，他所统辖的吴国，有两样当时绝对暴利的资源，一是盐，二是铜。盐是老百姓生后的必需品，是必须买的，谁有了盐，谁就有了庞大的财源。而铜更不简单，铜是当时铸造货币的主要材料，有了铜，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铸钱，想要多少钱，去铸就可以。当时吴地所管辖的漳县，是整个西汉最大的铜矿。这份家底，就好比今天，如果哪个国家有储量丰富的石油或者优质铁矿，在国际上腰杆子就很硬。当时的吴王刘濞，就是一个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腰杆子很硬的诸侯。

不但腰杆子硬，刘濞的实力更硬。当年刘邦之所以册封刘濞，是因为吴国的南边，就是汉帝国册封的异姓王长沙王，再往南，就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南越政权。当时的西汉帝国，长沙国是西汉抵抗南越军队的缓冲地带，而吴国，就是西汉南方防线的要冲。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自然要给予军事上的绝对专权。所以吴王刘濞从刘邦时代就获得了特权，可以借着加强南方防御的名义，大肆扩充军队，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刘濞是不会让权力作废的。多年以来，刘濞不但大肆招募军队，更和吴国南部的东瓯、闽越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在汉文帝晚期，刘濞境内的军队，总数最多的时候已经到了30万人。这个规模不但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无人可以匹敌，甚至西汉中央军也不占太多优势。有钱有资源又有兵的刘濞，此时已经是西汉帝国的大敌。

而且这个有钱又有兵的刘濞，其本人更是一个和西汉帝国“有梁子”的人，而且这个梁子是不共戴天的——杀子之仇。汉文帝时代，刘濞的儿子“入朝”——也就是以朝见的名义，到西汉中央宫廷来做人质，结果在和当时是太子的刘启下棋时，因为一时口角，两人大打出手，刘启一怒之下，拿着棋盘砸向吴太子的脑袋，竟然一下子把吴太子给砸死了。这娄子可捅大了，刘启本人差点因此被废了太子位。为了掩人耳目，西汉帝国对外说吴太子是感染瘟疫暴病而亡。汉文帝还主动派使者去吴国，宣布给予吴国“免朝”的权力，以及允许吴国私自开铜山铸钱。本想因此按住刘濞，但实际却是割肉喂狼。免朝的权利，让刘濞失去了中央政权对他的控制，他可以安心地在吴国扩充实力；允许他有制货币的权力，更让刘濞解决了招兵买马的财政问题。而且大量的吴国钱币流通入市场，更破坏了中央的财政政策。如此一来，刘濞的力量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但是汉文帝时代，因为政治稳定，外加汉文帝本人又是一位极其有作为的君王，刘濞一时尚不敢轻举妄动。事情的转折，出现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刘濞的“杀子仇人”——汉景帝刘启登基后。

其实在汉景帝刘启登基前后，西汉中央政府与刘濞之间，一直就在互相提防。刘启之所以重用力主削藩的晁错，就因为当年误杀吴太子的事情，对于刘启本人来说是个心理阴影，他知道这个宿仇，早晚会有摊牌的一天。所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刘濞的实力，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于西汉诸侯国，刘启上台后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在打的方面，他启用御史大夫晁错，开始推行对诸侯国全面削藩。公元前155年，“削藩令”正式通告全国，其中削藩的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吴王刘濞。第一轮被削藩的诸侯中，包括楚王、赵王以及吴王。其中吴王刘濞被削夺的封地，包括拥有当时全国最大铜山的彰郡，以及人口最多，作为吴国兵源的吴郡。这两个郡县被剥夺，等于先夺走了刘濞的钱，又夺走了刘濞的兵。但是刘濞的准备却是细致的，早在汉文帝晚期，他就已经和各路诸侯王串联，尤其是他和楚王一脉早就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当时的楚王，拥有城池40多座，楚国的国土，基本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楚国虽然没有吴国富庶，但地盘广大，人口众多，且山越部落林立。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楚国最多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百万大军，其作战潜力极其巨大。楚国和吴国之所以结盟，除了因为削藩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更因为两家血缘上的亲近。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直系子孙后代不同的是，楚国和吴国，都是作为刘邦的侄儿获得诸侯身份的。在刘姓宗族中，他们更多的属于旁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走到一起。

而在叛乱的准备上，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国。其实在原本的分封中，齐国才是诸侯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齐国的城池有70多座，而且齐国是当时整个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其财政储备和粮食储备，都是各诸侯国中最好的。对于齐国的强大力量，汉帝国早在汉文帝时候就产生警觉，将其国土分而治之。到了汉景帝刘启在位的时候，齐国的疆界，已经划归了胶西王、齐王、济南王、济北王、淄川王等各路诸侯，实力已经分散。但是刘濞善于抓重点。当时的齐地，实力最强大的就是胶西王刘卯。此人的地盘在整个齐地是最大的，齐地的70座城池，他自己就占有了30多座。史载当时“齐人皆畏之”。刘卯的城池虽然不如刘濞多，但其属地土地富庶。其本人又性格彪悍凶残，是诸侯中的一方雄杰。对这样的人物，刘濞自然极力拉拢。他最打动刘卯的，就是和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是因为刘卯所处的战略位置重要，一旦刘卯从侧面出击，那么西汉帝国就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且占西汉帝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齐地沦陷，也将从此令西汉帝国财政“断奶”。除了刘卯外，刘濞先后串联的，一共有14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已然本末倒置。

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变乱，汉景帝刘启也做出了应对，一是往各路诸侯国派驻中央官员以及巡查御使，这些人的存在，使中央可以及时掌握诸侯国的动向；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加紧分化拉拢诸侯国。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国中，还有8个诸侯国是坚决站在汉帝国中央一边的，包括梁王、代王、河间王、临江王、淮阳王、汝南王、广川王和长沙国。这8个诸侯国之所以支持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央的削藩政策，而是他们的血缘与汉景帝刘启太近，其中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代王是汉景帝的亲侄，其余的六个王爷，都是汉景帝的儿子。对于他们来说，削藩固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吴王刘濞夺权，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他们也只有把自己捆绑在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战车上。这8个诸侯国数目虽然多，实力却极其有限，除了梁王刘武之外，其他人实力都很弱小，根本无力和吴王、楚王、胶西王这样的豪强抗衡。所以汉景帝刘启着力拉拢的就是梁王刘武，他给予了刘武大量经济和武力支持，并且帮助他重新修缮梁国重镇睢阳的城池。这一步十分重要，梁国的边境和吴楚接壤，一旦战争爆发，吴楚联军的主力势必会集中攻打梁王的属地，一旦梁国沦陷，那么长安的门户函谷关就将直接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子底下，到时候局面就非常糟糕了。

公元前154年正月，刘启发布削藩令，诏书送到吴国，吴王刘濞随即决定造反。这场造反他已经准备了几十年，此时水到渠成。刘濞立刻诛杀境内所有的汉帝国高官，下令全国动员，其境内15岁以上，62岁以下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应征从军。与此同时，楚王也起兵响应，杀掉境内的汉朝官员，在广陵与刘濞会师，当时的吴楚联军，其总数已经超过了50万人。而且在实力强大的同时，刘濞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好，他把造反的口号定为“清君侧，诛晁错”，即宣布自己并不是要夺皇位，而是要诛杀力主削藩的“奸臣”晁错。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沸反盈天。

当时的局面，对于汉帝国是非常不利的。暴乱发生后，早就与刘濞串通的胶西王刘卯也起兵作乱，加上齐地当地的淄川王、济南王、胶东王，以及北方的赵王，一共有7个诸侯国参与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七个叛乱的国家，都是诸侯中实力非常强大者，战略位置也极其重要。比如赵王，他的位置地处防御匈奴的要冲，更和匈奴挂上了联系，齐地三王的叛乱，也让西汉帝国失去了平叛所需要的钱粮赋税。这样一来，汉帝国是既失去了战略优势，更失去了财政优势，中央的名义，只有一个空架子。就在汉帝国准备平叛战争的时候，和汉帝国一直有“和亲”关系的匈奴也频频动作，他们频繁的集结大军侵扰汉帝国北方边境，所以汉帝国最精锐的边防骑兵部队，一时难以调集南下平叛。在叛乱的初期，汉帝国可以投入平叛战争的机动军队，竟然只有不到10万人，这个数量，比起声势浩大的吴楚50万叛军，自然是大为不如。

所以在叛乱发生后，西汉帝国败绩连连。在南线上，吴楚联军长驱直入，西汉帝国本来在梁国设立的防线，才打了没几天就土崩瓦解。双方在赤壁交兵，梁国军队被杀伤数万人，主力一战尽失，无奈之下，梁国只能退守睢阳城坚守。这已经是到了绝路上，一旦睢阳被叛军攻破，那么函谷关以南将再无险要位置可守，叛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举拿下函谷关。在齐地方面，倒是传来了对西汉帝国有利的消息：齐王在本来参与叛乱的情况下，因为担心事情不成而反悔，反而和胶西王等人打了起来，这样齐地叛军之间首先陷入了内战，暂时无暇东进。齐王之所以变卦，关键在于此时的齐王刘将闾原本是齐王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的拼命阻挠，也让齐王最终变卦。之后，齐王死守临淄城，与齐地叛军相持，使山东的战火，暂时没有蔓延到汉帝国直属区域内。与此同时，刘濞所串联的13个诸侯王里，淮南王和济北王的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这些临阵变卦的诸侯，虽然在叛乱势力中处于弱势，但是他们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他们的倒戈，汉帝国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平叛方略。

说到汉帝国的平叛，虽然最后的平叛者是周亚夫，但是最早为汉帝国定下平叛方略的，却是削藩的倡导者晁错。早在削藩令酝酿时，晁错在给汉景帝刘启的奏疏中，就提出了“以梁国为屏，以齐地为隙”的平叛方略，即利用梁国坚固的防御阵线，阻止叛军的北进，再以重兵从齐地突破，达到迂回歼灭叛军的目的。但是在叛乱早期，面对连战连败的局势，汉帝国还是准备不足，而刘濞“诛晁错”的口号，更一时蒙蔽了很多人。为了暂时稳住局势，汉景帝诛杀了晁错，现在有人把汉景帝诛杀晁错，看成是为了赢得平叛时间所做的“缓兵之计”，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刘启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刘濞自己的行为更表明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意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既然刘濞要反到底，汉帝国也要奉陪到底。汉帝国被委任平叛的主帅，是太尉周亚夫。与此同时，汉帝国还派遣两路偏师牵制，一路是栾布的军队，用以平定齐地；一路是骊寄的军队，用以对付赵国。此时的汉帝国，在兵力对比上，比起叛军是严重的劣势，人口和经济资源更不及。在叛乱发生后，汉帝国的府库为之一空，为了筹措军费，汉帝国甚至不得不向关中的富商巨贾告贷。所以，虽然梁国凭借着防御城池抵挡住了吴楚联军，齐地的叛乱也暂时成了相持局面，但以汉帝国此时的经济能力，拖是根本拖不起的，速战速决才是上策，但此时汉帝国动用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不足10万，速战又谈何容易？

所以周亚夫在临危受命之后，他的平叛政策就一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早在临危受命时，他就向汉景帝言明：“楚军彪悍，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就是说，他要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联军的攻击，然后抄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他们的粮草供应。此举在当时是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梁王刘武不但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更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得罪了梁王，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当时的西汉皇室。在七国之乱结束后，周亚夫最终遭到了汉景帝的清算，以谋反罪被逮捕，死于牢狱之中。悲剧的缘起，就在于这场战争。

战事打响之后，梁国重镇睢阳遭到围攻，梁王数次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都置之不理，仅命将领李广带领少数部队前往救援，吴楚联军50万人攻打睢阳日烈，这一战成就了后来的“飞将军”李广。在战斗中，原本是骑兵的李广登城作战，凭借其精妙的射术不断狙杀吴楚联军的将领，成了当时战场上最牛的狙击手，他骁勇的身手也得到了梁王的赞赏。但局面依旧危急，虽然睢阳之前做足了战争准备，储备了大量的粮草，但是弩箭储备却严重不足，被围困两个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打到最后，梁国军队不得不把棉衣挂在城池上，浇上水来吸附敌人的弩箭，而梁王刘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站在城池上督战，激励全城军民万众一心。

睢阳城的决死抵抗，给了周亚夫施展自己战略的时间，趁吴楚联军猛攻的机会。周亚夫派兵从昌邑出发一路南下，一举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吴楚联军的粮道就此断绝。闻听噩耗的刘濞无奈，只好撤回对睢阳的包围，转而与周亚夫决战，然而这时候的作战地区，是在江淮平原的平地上，汉军的主要部队是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长期的“假想敌”，是北方彪悍的匈奴骑兵，其作战方式也是以骑兵和战车防御为主，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身经百战、优中选优的精锐。相比起来，吴楚联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召的境内平民，作战经验极其匮乏，真刀真枪地开练，相当吃亏。淮北之战中，10万汉军气势如虹，将几十万吴楚联军打得大溃，杀敌数万人，而这个时候，梁国的军队也趁势反攻，原先形势大好的刘濞，这下被夹在了梁国和周亚夫之间的夹板里，基本歇菜了。

但吴王刘濞是不想歇菜的，为了挽救危局，他决定率军发起最后的攻势。在安徽下邑，吴王再次对周亚夫发动了反击，周亚夫这次更贼，并不直接与吴王交兵，而是先故意撤退，再以骑兵抄袭吴王的后路，结果几十万吴军遭到前后夹击，再次发生崩溃。吴王刘濞仅带着数千人逃亡东瓯国，见风使舵的东瓯人怎容得了他，吴王刘濞刚到，就被东瓯人砍了脑袋，送给周亚夫请功，而和吴王刘濞合兵的楚王，也在吴王刘濞兵败后自杀。至此，七国之乱的两大势力，吴国与楚国，仅经过两个多月，就被周亚夫扑灭了。

吴国和楚国完蛋了，其他诸侯国就好对付了。齐王刘将闾坚守临淄三个月，汉军栾布赶到后里外夹击，被打得稀里哗啦，各路叛军皆被平灭。赵王本来与骊寄一路打得不分胜负，但匈奴在得到汉朝大批粮米“孝敬”后最终变卦，撤出了在汉匈边境的军队，汉朝的边地精锐骑兵得以投入到平叛战争，赵王立刻就崩溃了。但他还是死硬，硬是在邯郸和汉军死战，最后栾布和骊寄合兵，挖开周围水道，将邯郸城完全淹没，才算彻底解除了这个祸害。

三

七国之乱的结束，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汉帝国在建国之后发动的第二次统一战争，对于西汉后来大国崛起、称霸东方世界的情景来说，其意义好比南北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七国之乱的直接影响，就是汉帝国趁机对各路诸侯采取了打压政策，甚至株连极广，不只是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在叛乱过程里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甚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原本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下了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中央直接掌控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大多被中央收回，赋税收取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所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是这个郡县的获得，使得汉帝国从东到西，建立了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在七国之乱之后，各个诸侯国的处境，可谓是又穷又弱。在“穷”上，原本诸侯国拥有的赋税权，被大部分收归中央，各个诸侯国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少量的租税，也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诸侯国原本有的“治民权”，也被汉朝中央政府收回，各个诸侯国内负责行政的丞相，由原先的由诸侯国自己委任，变成了汉帝国直接委派，这样就把诸侯国治下的百姓，完全掌控在汉帝国自己的手里。另外各个诸侯国内俸禄400石以上的官员，任免权也完全收归中央，诸侯国内部的行政权力从此名存实亡，所谓的诸侯，其实已经变成了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到了汉景帝晚期，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已经由他在位初期的15个，变成了此时的44个，诸侯国占有的郡县，已经下降到了15个，诸侯对于中央的威胁，可以说不复存在。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汉帝国，从此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也因此有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