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西汉王朝正式奠定了它的主流地位。但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儒家文化其实是“靠边站”的，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70多年里不管皇位如何变化，汉帝国始终遵循的是黄老学说至上的国策。直到汉武帝时期，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才有了儒家的一家独大。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儒家也不是一天独大的，儒家从靠边站逐渐发展到主流，是西汉建国后一代代儒生努力的结果。其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就是西汉初期杰出的大儒叔孙通。

一

说到叔孙通，不得不说说西汉建国初期儒家的生存状态，就一个字：惨！

秦始皇时期著名的“焚书坑儒”，打击的对象主要就是儒家文化。随后的秦末农民战争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生产力遭到了沉重破坏，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以与民休息为主体的道家文化，自然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这时期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封建社会，但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态并未建立。从西汉初期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还是一个利益分配平衡的松散邦联，包括贵为天子的汉朝皇帝，其威权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从刘邦时期“白马盟”等事件上可以看出，连封个区区的诸侯王，都需要功臣皇室进行盟约，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其实还处于比较弱的形态。

在这样的形态下，出于利益平衡分布，以及恢复经济的需要，儒家文化并不受待见。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其本人开始是非常厌恶儒生的，早期打天下的时候，就曾作出了羞辱儒生的事情。虽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的儒生谋士，但对于靠黄老学说建国的西汉来说，儒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处于次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从西汉建国到文景之治，是儒家学派的重新拓荒期。

汉初大儒叔孙通，就是这个拓荒期里，儒家最为杰出的人物。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其实就是由他所奠定。

叔孙通，又名叔孙阿，山东枣庄人，生年不详，出身于儒家文化昌隆的齐地，他叱咤风云的壮年时代，正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期。

所谓乱世出英雄，秦末农民战争时期是乱世，也是各路英雄大显身手的舞台，而叱咤其中的叔孙通，在这段岁月里得到的评价只有一个——鄙视。

被鄙视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他跟过的人很多，自身难保的秦二世，做傀儡的楚怀王熊心，殒命山东的项梁，横刀自刎的项羽，但凡是有点权的，折腾出点动静的，曾经说了算的，他都跟过。等到跟着刘邦混的时候，已经成了出名的有奶就是娘的人物。

有奶就是娘也就算了，关键是此人做人很有问题，又是出了名的“扫把星”。比如他跟着秦二世混的时候，秦二世问大家现在全国局面怎么样？大家纷纷进言，有说农民起义四起的，有说天下大乱的，唯独叔孙通识相，张口就唱赞歌，热情讴歌秦二世的英明统治，颂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拍马屁都不打草稿，捧得秦二世心花怒放，当场就封了他当博士。升了官的叔孙通更识相，眼见秦王朝自身难保，瞅准机会脚底抹油赶快跑，摇身一变又成了北上伐秦的项梁的谋士，在项梁的军中混了没几天，项梁就在定陶之战里挂了。捡了一条命的叔孙通马不停蹄，又混成了楚怀王熊心的谋士，高谈阔论了没两天，熊心又被项羽坑死了。叔孙通眼泪都没掉一滴，又跟着项羽混，一路混到了彭城，眼见刘邦大兵压境，立刻掉转枪头，投到刘邦麾下，气还没喘定，刘邦就在彭城之战里被项羽打得全军覆没。这样的扫把星，刘邦是不敢用了，摆摆手打发他回汉中，协助萧何安定后方，发展生产。他前脚一走，后脚刘邦就稳定了形势，此后连战连捷彻底打垮了项羽。

跟谁混谁倒霉不说，他的混法也被人所不齿，基本就是啥事不干，张口就吹捧，什么千古圣君帝王威仪的，漂亮话连篇累牍，能把人吹得云山雾罩，而且势利眼，看谁不行了，立刻吹灯拔蜡，说叛变就叛变，丁点君臣之情都不讲。这样的人物，搁在哪个团队，哪个朝代，都是注定不受待见的。

大家不待见，刘邦本人对他却很待见。比如彭城之战后，面对上门投靠的叔孙通，刘邦分外赞赏，后来彭城兵败后，派他回汉中辅助萧何，萧何对他也赞赏有加。当然他也是立了功的，比如他举荐一些勇猛之士加入汉军，后帮助萧何安定地方时，也曾多次出面，劝说当地乡民支援前线，是很称职的“宣传委员”。楚汉之争胜利后，刘邦也记了他这一功，封他为博士。

之所以待见他，一是他很识趣，比如那时候的儒家学子，骨子里都带着傲气硬气，刘邦是一个不容别人有傲气的人。叔孙通之前，曾有儒生郦食其投奔刘邦，当面痛斥刘邦对儒生的轻慢态度，刘邦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对郦食其诚恳道歉，但道歉完了没多久，就借齐王之手，把郦食其给煮了。相比之下，叔孙通却知趣，他知道刘邦不喜欢谋士穿儒服进谏，别的儒生都视儒服为身份象征，叔孙通却不以为然，不穿就不穿，当场换了儒服，穿着短袖短褂进谏，刘邦很高兴：这人不错。儒生不儒生的无所谓，听话就好，听话的好用。

刘邦待见叔孙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用，也就是有利用价值。西汉建国，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在民间知识界影响力甚广，而且儒家思想里对于君权的尊重，也是君临天下的刘邦所需要的，找一个精通儒学而又听话好用的人，对于刘邦来说很重要，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叔孙通这个儒生实在不像儒生，除了他没原则，好谄媚，会拍马屁会吹牛外，社会关系也很有问题。那时候的儒生，都是一些蔑视暴力，崇尚文治，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人。对战争，态度是鄙视，对武将流寇，态度是蔑视，鄙视这个，蔑视那个，结果就是被人灭。叔孙通却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要弘扬儒学，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朋友里，既有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有西汉开国时候的功臣宿将，甚至还包括江湖游侠、土匪盗贼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上至皇亲贵戚，下至流氓无赖，不混个关系熟，他也能混个脸熟。

因此在当时，虽然在刘邦面前混得如鱼得水，但是在儒生的内部，叔孙通的名声实在不咋的，许多儒生都认为这是个给儒家丢脸的人物，是败类，他的一些学生也耻于和他为伍，主动划清界限。但谁都没想到，正是这个一些人眼中的败类，办成了“君子”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光大儒家思想，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二

叔孙通人生的机会，发生在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已然君临天下的刘邦，交给了叔孙通一件影响他一生，甚至影响儒家文化命运的任务：制定朝仪。

所谓制定朝仪，就是制定西汉王朝的朝堂礼仪规范，这看似是个很简单平常的任务，不就是制定一些行为规矩吗？但是在当时，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难办。

因为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岁月，所谓阶级划分，君臣有别，对于这帮大老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刘邦已在山东定陶称帝，但是身边的诸将见了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称兄道弟，拍肩膀叫弟兄，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到了喝酒庆功的时候，局面更是恐怖，一个个张口闭口粗话连篇，高兴了还能说点荤段子。至于没大没小，以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在当时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个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从此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了，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于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相反把这次行动又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向儒生们磨破嘴皮子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帝王绝对尊贵的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

公元前200年，西汉未央宫落成，这套盛大的典礼，终于以此为名呈现在世人眼前，整个的过程，按照史料的记录是这样的：“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叔孙通成功了，他缔造了一个绝对威严的礼仪，衬托起了一个被神化的刘邦。确切地说，他衬托起的，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帝王光环，他有严整的形式，浩大的气势，完美的程序，精心的布局。在短短的这一次展示中，就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功臣们，第一次拉开了与老领导刘邦的距离，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看待帝王的目光不再是不以为然的平视，而是彻头彻尾的仰视，诚惶诚恐的尊敬，中国人两千年来对封建皇权的敬畏思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扎下了根子。

就连之前极端鄙视儒学，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的刘邦，面对此情此景，面对万众敬仰的局面，面对叔孙通精心设计的、高高在上的图景，也由衷地说出了心里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知“皇帝之贵”的结果，就是叔孙通本人，乃至儒家学派，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叔孙通本人受赐500黄金，进太常。更重要的后果是，在黄老学说一手遮天的西汉初年，儒家学派终于打下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叔孙通之后，世世代代，儒家学者皆在汉初朝廷里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儒家学者甚至得到了成为太子老师的机会。儒家的宣传力度正是从此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日益扩大。对比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局，我们可以很负责地说：这是一个过程。

三

大多数时候以谄媚逢迎著称的叔孙通，因此得到了刘邦的器重，也因此让刘邦意识到儒家的重要性。但是这时期西汉的国策是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学问，之后儒家独大的过程，是儒家由表及里，对汉帝国进行思想渗透的过程。

而这以后的叔孙通，却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公元前195年，西汉帝国又一次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年的刘邦，已经到了人生里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思想却出幺蛾子了，眼见着大儿子刘盈不太成器，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便动了换太子的念头。这是刘家的家事，吕后虽然反对，此时却已失宠。就连跟随了刘邦多年的“西汉三杰”张良也不敢硬劝，只是委婉地找了“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表达自己的立场。但谁都没想到，一个从来不敢说话的人说话了——叔孙通。

叔孙通不但说话，而且反应异常激烈，他给刘邦上了一道奏疏，以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换太子导致内乱以及秦朝换太子导致亡国的典故，坚决反对刘邦废太子。见上了奏疏刘邦没反应，叔孙通不罢休，拿出儒生“死谏”的劲头来，竟然要当着刘邦的面横刀自刎，逼得刘邦最后很无奈地表示，我就是随便说句玩笑话，你别当真。按说到这里，已经算是解决问题了，可叔孙通偏偏不罢休，他反而继续说：太子位置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怎么能随随便便开玩笑呢？最后的结果，是逼得刘邦诚恳道歉，表示以后不再开这个玩笑了，这才罢休。

这件事叔孙通做得虽然勇敢，可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因为这时期吕后已经专权后宫，只手遮天。废太子的事情，遭到了朝臣上下的反对，不是刘邦想废就能废的，借着这个由头，突然硬气一把，在刘邦弥留之际讨得下一代皇帝的欢心，这也不失为一种谋身之术。比如后来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指责叔孙通此举为“邀直名以谄媚”。但很快叔孙通就让世人看到，他不是为了谋身。

刘邦过世之后，汉惠帝刘盈即位，这时期的汉帝国，依然在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而吕后已经权倾天下，刘邦宠爱过的戚夫人，说砍就砍，刘邦的儿子说杀就杀，无论是刘氏宗亲，还是功臣宿将，包括周勃、陈平这样的老勋贵，对她也暂且服服帖帖，轻易得罪她不得。

但第一个敢得罪她的，却是叔孙通，得罪她的事，却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汉惠帝每次朝见吕后的时候，都需要封闭道路，汉惠帝感到交通不便，就想重新修一条新路。按说这事是皇帝对母亲尽孝道，无可厚非，偏偏叔孙通又上奏了，他认定汉惠帝此举于礼法不合，属于违制，竭力反对之下，路到底没有修成，吕后也就这么让他得罪了。这事让当时人很不解，人家娘儿俩为了见面修个路，你激动什么？其实很简单，叔孙通要维护的，是他苦心制定的儒家礼仪规范，要在黄老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汉初，确立一块儒家自己的根据地。因此，他锱铢必较，甚至不惜个人荣辱。

在这件事情之后没多久，这位一生遭非议颇多的大儒，就告别了人世。比起当年他遭受的种种非议，这时期的儒生们，已经把他看做西汉儒家的领军人物，即使是几十年后修史的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尊他为“儒宗”。事实上，正是凭借着他辛苦打下的这块根据地，儒家文化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主流。

至于叔孙通为人诟病的做人问题，有个这样的例子：制定礼仪后，刘邦赏赐给叔孙通的500黄金，叔孙通分文未留，全部分给了参与此事的儒生们。此事或许可以佐证：他谄媚、逢迎、奔走，并非为了个人的富贵，相反，却为了一个简单的理想——光大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