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花落的时节里，河北的安禄山立马关山，腆着便便大腹，虎视眈眈地向西张望。这个胡人如此倨傲，因为他知道，脚下的幽燕大地蕴藏着一种反抗的力量，一股桀骜不驯的英雄气——在王气当空的长安面前，霸气十足的河北永不曾真正低下他们的身姿。

要追溯河北与长安那段波澜壮阔的龙争虎斗，就从隋朝末年的一首童谣开始：“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为流；不决则为沥。”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神秘的歌谣流行于市井村镇，象风一样来，又如风一样走。它们是谁编的，又是从那里传来，已经无从考证了。史学家称之为“图谶”。什么是图谶？《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图，河图也；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图谶以歌谣的形式预言了王朝的命运。从东汉的“代汉者当涂高”到《桃李子歌》……这些谣谶使人们相信，童谣里藏有王朝更迭的秘密。

杨树下的池水是时世流转、气数无常的形象写照。杨隋的天下就要风水枯竭了。但究竟是在池壁决口后一流无遗，还是慢慢地沥入池底的泥土，慢慢地干涸？谁也不知道。人们只是约略地猜测，杨家的天下不是落入与“流”谐音的“刘”氏手中，就是归与“沥”谐音的“李”氏手中。“世上英雄本无主”，大河南北的山东豪杰围绕着天下属“刘”，还是属“李”，对童谣有了两种不同的理解：瓦岗寨的河南豪杰和李渊旗下的关陇贵族走到了一起，因为他们相信“李氏将兴”的预言；而高鸡泊的河北英雄却在“刘氏主吉”的图谶指示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长安，从此有了自己的对立面，那就是河北。

千年以来，燕赵故地从来英雄辈出。早在东汉的时候，人们就说，天下精兵，无非河北的“幽州突骑，冀州弓弩”。燕赵豪杰们弓马娴熟、来去如风，战力甲于天下。唐初，领袖河北的窦建德挟百战余威，要与长安的李渊、洛阳的王世充三分天下。可他失败了。败得很惨，几乎是一败涂地。窦建德与王世充一起，被囚车送到了长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世充都是一个乱世里的小人。没想到，李渊宽宥了他，却把窦建德送上刑场。在翻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后来人心中总壅塞着不平之气。李渊的处分是如此的不公平。可他们忽略了一点：

英雄，就是英雄死亡的唯一理由。

一个浑水摸鱼的小人王世充在长安能有什么作为？窦建德这样的英雄就不同了。他有武力，有气质，有智慧，有无穷的个人魅力。这样的英雄渴恋着风来时的呼啸。风中的画角与战鼓未曾响起的时候，英雄将怎样度过此生的寂寥与荒凉！当血雨腥风送来一个乱世，他们欢呼雀跃，勇敢将胸膛坦露在凄厉的风中。天地间上下翻飞的精魂是他们，山海间呼风唤雨的能量只属于他们。只有他们，有资格龙争虎斗，呼啸着把亿万生灵拖上血流飘杵的战场，再送进最黑暗的地狱！当英雄们虎倦龙疲，乱世也就快要结束了。英雄为乱世而生；要结束乱世，就首先要结果窦建德这样的乱世英雄。他慷慨豪爽，是天地间真正的英武男儿。哪怕有朝一日他沦为长安的阶下囚，在河北豪杰眼中依然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所以，长安没有给他生存的机会。刑场上的窦建德和乌江边的项羽一样，注定要用自己的死来为乱世划上句号。

让长安人没有想到的是，窦建德没有死，它的魂魄随着刚劲的秋风，回到燕赵大地。在大河之北，不死的英魂汲取了新的力量。它借着刘黑闼的躯体，不屈不挠地站了起来，率领河北，再一次向长安挑战。这一回，连李世民也几乎被狂暴的英雄气所震慑。他不得不掘开了河堤。滔滔洺河水在漫天血雨腥风中一泻千里。无数河北豪杰被波涛吞噬——

这是一幅具有象征意味的图景。浪花淘尽英雄，也洗出了风清月朗的盛唐时代。

心有余悸的李渊要将河北的女人和孩子驱入关中，坑杀那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在没有人烟的河北，英雄将从此成为浩瀚天空下的游魂野鬼。多数朝臣的反对下，这种极端的血腥做法没有付诸实施。《旧唐书》的“颜游秦传”清楚地记载着：“时刘黑闼初平，（河北）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在河北平静的表面下，依旧跳动着一颗桀骜不逊的心。

根据史学家推断，当年窦建德、刘黑闼麾下的河北豪杰身上就有浓烈的胡人色彩。他们按照胡人风俗收壮士为养子，用拟制的血缘关系构筑起一支宛如胡族部落的强悍力量，去和长安争夺天下。为了抗衡这些带有胡人气质的河北英雄，长安从遥远的靺鞨邀来了彪悍的突地稽勇士。当河北臣服于唐朝后，这些靺鞨人没有返回自己冰天雪地的故乡，留在河北的幽州一带。李世民大破东突厥、远征高句丽后又将降唐的突厥残部和高句丽人也安置在这里。到了武照统治天下的时候，反叛的契丹人曾一度攻陷营州。原本生息在营州界内的胡族只好在纷飞的战火中南迁……这样，幽州陆陆续续有了二十一个胡人的羁縻州，成为胡人最集中的地方。

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河北渐渐地“胡化”了。胡人本能地喜欢上了河北。比如“昭武九姓”。他们是迢迢丝路上最重要的旅人，带着驼队和马队不远万里，往来于长安和西域。他们从长安带走了丝绸和瓷器，又为长安带来了珠宝、皮草，还有祆教、摩尼教和胡旋舞。昭武九姓的足迹遍及大漠东和西。从碎叶、蒲昌海到河曲六胡州，再到柳城，到处都有昭武九姓的后裔。这些走过天南海北的人见多识广，直觉地感受到河北的与众不同。这里最适合充当他们漫长游历后的栖身之地。

一百年来的胡风羯雨越过燕山谡谡南来，将河北的土地浸润出一种与别处完全不同的气息，最终在两种文明交界处，造就了一个胡化的社会。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唐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就让我们在这个文治灿烂之世中观察一下，河北是如何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那时候，如日中天的李隆基正憧憬着开疆拓土，超越以往任何一代帝王。天下洋溢着一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尚武精神。谁不想黄沙百战，勒石燕然，让自己的图形挂在凌烟阁上？但是，府兵战时征伐，平日务农，战斗力略嫌孱弱。“只恨汉家多苦战，徒遗金镞满长城”——他们无法支撑起李隆基的雄心壮志。长安不得不开始改组军力。

府兵没落，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机动、更为彪悍的募兵。从漠北到西域的漫长疆界上，长安陆陆续续设置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藩镇。藩镇的节度使们带领着几十万貔貅之师浴血沙场，把一出“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的剧情演绎得惊心动魄。王朝的疆域，因此扩张到以前任何朝代不曾到过的广阔空间。

但是，藩镇掌握下的精锐士卒对长安来说，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中原无鹿海无波”的太平岁月中，长安的北军和内地残留的府兵被慢慢销蚀，成为纸面上的军旅。长安天子曾经“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现在却从“居重驭轻”变成居轻驭重。

在拥有更广阔的天下时，长安没有发现自己有失去整个天下的危险。

募兵制取代了耕战一体的府兵制后，大量的壮丁长年戍边，不务农桑。可谁来完成田间的春种秋收呢？开元二十六年，李隆基颁布《敕亲祀东郊德音》，清晰地阐述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思路：为了避免给农耕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他在边地征募胡人，来组建雄师劲旅，实现雄霸天下的梦想。

随着胡人被大量征召，他们合法地、低烈度地，但又是规模很大地进入了河北。这就为游牧文明的反向同化创造了条件。李隆基未能预见到，大唐拓土开疆的同时，华夏文明的地域反而萎缩了。

马背民族在骑射方面的天然优势，使许多胡虏壮士很快脱颖而出，晋升将军。起用蕃将一直是唐朝的传统作法。不过，统帅却多是长安外派的朝廷重臣。那些元老重臣，如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都是在节度使任满后回长安，入知政事，成为宰相。在北陲所取得的赫赫战功帮助他们竞逐高位。这就是所谓的“出将入相”。

按照《旧唐书》的记载，没有藩镇履历的奸相李林甫上奏天子：“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他害怕这些能文能武的节度使入朝为相，会威胁自己。所以，他喜欢将藩镇交给不通文墨的蕃将。就这样，夫蒙灵察、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蕃将陆续成为节度使。天宝三载后，长安的党争在加剧。从长安外放的节度使们大都与朝中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身不由己地卷入长安的旋涡，被很快地吞噬了。随着王忠嗣、皇甫惟明等来自长安的节度使相继被谪、被杀，手握雄兵的北疆各藩镇节度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胡人面孔。

这些节度使中最有势力的，就是坐镇幽州的安禄山。

安禄山本姓康。母亲阿史德氏改嫁安姓人家，他也就更名为安禄山。无论康姓还是安姓，都是寄居河北的昭武九姓。安禄山步走如飞、弓马娴熟，还能和着节拍急促的胡旋舞曲翩翩起舞。当朝廷征召胡族战士入伍的消息传来后，他和好友史思明一起放弃了在互市充当牙郎的生计，投身幽州张守珪帐下。一次，他贪功冒进，惨遭奚人和契丹人重创。按照军律，安禄山应问斩。临刑前，他厉声狂呼：“大夫欲灭奚契丹，奈何便杀禄山？”

张守珪犹豫再三后，将安禄山押送长安听候发落。张九龄看出了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李隆基没有听宰相的意见，把长安最危险的敌人又放回了河北。

从此，安禄山扶摇直上：担任平卢节度使两年后，他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六年后，他的头衔增加了河北采访使；紧接着，河东节度使的印绶也佩在了他的腰间。按照惯例，节度使任期不过三年。可安禄山雄视河北超过了十二年。这既反映了长安在人事任免上是如此懈怠和大意，也归因于这个狡猾的胡人准确地把握住河北胡化渐深的本质特征。父亲和继父是九姓胡，母亲是突厥人的种族优势使安禄山赢得了北方胡人的广泛认同。十几年中，他不断收买胡族人心。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到处都有他的拥戴者。对奚、契丹等不肯臣服的胡族，安禄山依靠唐朝的强大实力连年征伐。在精通九夷之语的安禄山躬自抚慰下，被俘的胡虏壮士“朝为俘囚，暮为战士”。

窦建德、刘黑闼的灵魂寄居在安禄山的躯体里。转世的窦建德、刘黑闼和他们的河北蠢蠢欲动。也许，明天的太阳就将在四方倾动烟尘起的地平线上升起，可今夜的李隆基，不，也许是整个长安香梦沉酣。谁也没有听见风中传来的低沉角声蕴藏着危险来临的讯息。

安禄山暂时没有什么动作。笑里藏刀的宰相李林甫是他非常忌惮的人物。这个奸臣没有达到李隆基曾有过的高度。但是，作为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李林甫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李隆基倦政后的权力真空。与安禄山交谈时，李林甫总能先行说破他心中所想。这让心怀鬼胎的安禄山于满朝公卿中独怕李林甫一人。即使在滴水成冰的隆冬腊月，安禄山和李林甫说话时也是大汗淋漓，诚惶诚恐。每当下属从长安回幽州，安禄山一定要问李林甫可有什么吩咐？若是听说李林甫有所夸奖，他会欢喜雀跃；如果听李林甫的言辞中透露出不满，安禄山就魂飞魄散。

可李林甫到底还是死了。接替他的是杨玉环的族兄杨国忠。比起李林甫，他又等而下之。安禄山看不起一个依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宰相，杨国忠又缺乏和安禄山周旋到底的忍耐力。这样的人，怎么能填补李林甫留下的空白？

一个王朝有它自己的灵魂。当年的长安有年轻而强健的灵魂，并外化为李世民这样天纵英武的历史形象。在它蓬勃的朝气面前，河北英雄气黯然收敛。可是，长安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活力了。繁华景象掩盖了它逐渐糜烂的本质。腐朽的长安还能压制住生机勃勃的河北么？

安禄山的铁骑旋风一样地踏过大河之上的坚冰，向歌舞升平的中原杀来。谁也没有想到，长安在很短的时间里丢掉了黄河、丢掉了曾实现过李世民光荣与梦想的虎牢关、也丢掉了东都洛阳。一败再败的王师龟缩在潼关。这里扼守着西入长安的绾毂要道。从潼关到长安，每隔三十里一所烽火台。“渔阳烽火照函关”的日子里，每天傍晚，山巅上的高台由东向西燃起烽烟，半个时辰内站站相传，向天子报告，潼关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天。天宝十五载六月初九黄昏，两目眵昏的李隆基痴痴地伫立在风中，期待着，可远方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燃起。

长安东望，是无疆的夜色；夜色里注满了伤逝之痛……

黎明时分，危城里的人们多数还没有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李隆基悄悄地出延秋门，向西逃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长安人一梦醒来，街头到处摇曳着“渔阳突骑邯郸儿”的矫健身影。破城后三天时间，“满耳笙歌满眼花”的九城在刀光剑影里，沦为腥膻之地。滞留长安的王侯将相大多被屠戮，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幸免。街坊到处都是死者的残骸。凶神恶煞搬的叛军用铁棒生生撬开了权贵们的脑盖。霍国长公主死在了崇仁坊，她和未能逃出长安的王妃、驸马被挖出心肝，血流满了长街。在隐约的哭声中，旧魂新鬼飘荡在每一个让人伤心的角落。人亡花落，只有冷月还和旧时一样，端端地照着满目疮痍的城。

曾为大唐宫廷上演《霓裳羽衣舞》的梨园乐工和歌舞伎，连同犀牛、大象，还有能衔杯跳舞的百匹舞马，现在正小心翼翼地在遍地残骸中选择每一个落脚的地方。长长的队伍从枪尖和刀锋前走过，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缓缓穿过长安的街市，穿过幽蓝的月光。他们将东行千里，被送进安禄山的大帐。

“国破城荒万事空”，我们的长安一夜苍老。

在长安以北的千里之外，太子李亨（唐肃宗）取代威信扫地的父亲李隆基，来收拾这残破的山河。在他的背后，一边是宦官李辅国，另一边是北方强藩朔方镇的大将们。他们簇拥着新天子登上帝位。这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图象。可是，此时的李亨无暇品味其间的奥妙。

胡尘遮不去的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大唐的虎幡龙戟。从朔方走来了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从河西走来了王思礼，从安西、北庭走来了李嗣业……鬣鬣旌旗下，天下的力量聚集在一起。王朝在内地也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的藩镇，来抗衡叛军惊涛骇浪般的强大攻势。第二年深秋，郭子仪的率领十五万王师和四千从回纥借来的铁骑逼近长安。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与十万叛军决战长安城西的香积寺。在胡骑的迅猛攻势下，唐军一度濒临崩溃。就在这时候，来自安西的悍将李嗣业脱去战袍，坦胸露怀天神般地立于阵前，高喊着：“今日不以身饵敌，军无遗矣！”

那柄曾横扫万里西域的雪亮陌刀之下，叛军人马俱碎。大唐陌刀手们终于找回了昔日的感觉，高喊着，如墙般，朝着长安推进——河北不是在和一个孤零零的长安对抗。在长安的背后，是整个天下。

光复长安后，李亨迫不及待地下了道诏书，将宫廷的安化门改为达礼门，安上门改为先天门，长安的坊名有‘安’者悉改掉。就连和王朝无限辉煌联系在一起的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也被改称“镇西”。“安”是我们最习见的美好字眼之一。这样的修改使许多名称变得非常的别扭。如此蹩脚的反应背后，有一颗日渐孱弱和封闭的王朝之心。灾难过后的长安城迫不及待地想抹掉所有安禄山的痕迹，抹掉胡人的痕迹，就如一个被强暴后的妇人徒劳地洗刷着自己的身体。长安开始转过身去，背对曾给他无限生气的西域和大漠。因为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一场浩劫，“胡化”在长安几成梦魇。在《安禄山事迹》中，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戴豹皮帽的风气被看作动乱的征兆。诗人白居易和元稹不约而同，用《胡旋女》这样诗篇把胡舞描绘成大动乱的先兆。正如《旧唐书·舆服志》提到的，曾经风靡长安的胡曲、胡食和胡妆，关于胡人的一切，现在都被长安定性为“妖异”，解读为亡国之兆。劫后重生的长安天经地义地将中原文明等同于普世价值，拒绝承认胡俗的殊别价值。

文明的冲突使唐朝面临“精神分裂”，一个完整的世界已成记忆中的黄花。

安禄山死在自己儿子手上，他的儿子则被大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也死在自己儿子手上……河北在一系列自相残杀的悲剧后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人物；有的只是叛逆的灵魂，依然寄生在安、史余孽的躯体里。他们手中依然有可以让天下惊心的“幽州突骑，冀州弓弩”，依然有土地与城池。河北强悍的民风、浓郁的胡化色彩和不愿臣服于长安的心，是安、史余孽继续抗衡天下的最大资本。他们没有能力完成王朝更迭的壮举，但他们能把唐朝的天下拖到气竭力尽的地步。倦怠的王朝已经没有百年前开国时那种气吞万里、横扫六合的气势了。

术士桑道茂敏锐地看穿了这一点。当九节度将叛军重重围困在相州城时，困坐愁城的术士却悄悄地告诉身边的人：长安的军队即将在三月溃败。一切都不出他之所料。

血流飘杵、尸积如山的相州会战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河北固然无法取代长安领袖天下，长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河北臣服。在死亡的血盆巨口吞噬万事万物前，筋疲力尽的长安与失魂落魄的河北开始寻找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一番波折之后，河北诸将屈膝拜倒在唐军统帅仆固怀恩的战马前。“安史之乱”划上了句号。

但是，这只是一个仪式，不能说明什么。站在长安的角楼上放眼远眺，青的是烽烟，白的是人骨。劫难过后，一派“江山无限英雄鬼”的苍凉气象，让人唏嘘不已。

看着马前俯首的河北英雄，仆固怀恩脸上没有一点胜利者喜悦的笑容。乱后长安的空气中有种让他非常不安的气息。在夷夏之防森严的氛围下，身影曾经遍布天下的胡人焦躁不安。仆固怀恩也是胡人。当年大唐征服铁勒九姓后，在铁勒故地分置金微、瀚海、燕然、幽陵等九都督府。仆固怀恩一族世袭金微都督。安史乱起后，他率领从回纥借来的铁骑入中原参战。在这个家族中，战死沙场者四十六人。他的女儿也为了巩固大唐与回纥的联盟而远嫁大漠。当仆固怀恩为长安的天下浴血百战，即将收功的时候，却隐约感觉到：长安变了，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阳刚长安。

那种能容下整个大漠和天空的气度已经不在有了。

长安和它的天下不再能宽容外来的胡人，对胡人地提防和胡化的担心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功成名就的仆固怀恩带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忧虑，开始考虑如何安排河北的未来。他将河北一分为三，却保留了他们抗衡长安的力量。

在仆固怀恩的安排下，归降的安史旧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盘踞幽州，任卢龙节度使；张忠志赐名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这样，安禄山麾下的河北旧将依然拥有河北。被仆固怀恩三分的河北几经变迁后，逐渐形成了卢龙、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史称“河朔（河北）三镇”。它们内则拥兵自重，外则互为奥援。这就是河北两百年割据格局之滥觞。安禄山起家的平卢军渡海南来，占据淄、青诸州，与河北三镇遥相呼应。虚弱的长安无力过问，只能一味地姑息了事。

养寇自重的意愿最终还是落空了。河北的英雄不是仆固怀恩的工具。在长安的权力场中，他又敌不过阴鸷的天子。在一系列阴谋中，仆固怀恩一步步走到身败名裂的绝境。契丹族的李光弼、靺鞨族的李怀光等名将也在被猜忌、被排斥的氛围中疏远。最后，他们选择了公开或不公开地背叛长安。他们的背叛反过来又加深了长安对胡人的猜忌与排斥。不愿意步他们后尘的胡族将领们只好小心地隐藏起自己的胡人身份。武威安氏一度是唐朝最著名的粟特胡人望族。他们的身影从大唐开国以来一直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消灭凉州李轨的安兴贵、安修仁，参与玄武门之变在先、征伐东西突厥在后的安元寿，还有戍边三十年间屡抗突厥、吐蕃的鄯州都督安忠敬都来自这个素以忠诚闻名的家族。现在，连武威安氏也感受到身后充满敌意的目光。安重璋上书天子，恳请赐给他一个汉姓。几年后，已经改名为李抱玉的安重璋又一次上书朝廷，请求将籍贯从凉州改为京兆府长安县。李抱玉用这样抛弃姓氏和籍贯的方法抹去了自己身上的胡人气息。赫赫有名的武威销声匿迹在两道诏书背后，湮没于人数众多的李氏人群，再也辨别不出来了。

不是所有滞留内地的胡人都能得到天子赐姓。从这些胡族大人物的悲剧性下场中，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排胡的气氛日渐浓厚的背景下，习惯于漂泊的他们又一次踏上了迁徙的道路：他们可以从灵州取道并州、代州和蔚州向东；也可以从河东出太行八陉；还可以出东都洛阳，北折渡过黄河，到幽州和更远、更北的地方……所有的路线都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河北。

今天，我们可以从河北出土的大量中、晚唐石碑上看到，碑阴镌刻满了安、康、何、曹、米、史等来自西域的昭武九姓。《米文辩墓志》则完整地记述了一个来自米国的昭武九姓家族三代效力于河北魏博镇的经历。石碑和文献记载相结合，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当时的历史画卷：在长安竭力洗刷胡风的遗留气味时，河北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被长安和它身后的整个天下排挤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从天南海北聚集到河北来。只有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栖息的地方。河北不会歧视他们；它给了他们升迁的机会，让他们在河北藩镇中形成一股不容小视的胡人势力；还允许他们在鹿泉、在乐寿和其他许多我们今天不知道的地方兴建新的祆祠，点起熊熊燃烧的圣火，来膜拜他们自己的神灵……

无数胡人的到来，使河北悄悄地发生着社会结构性的变化。

史家在描绘河北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藩镇将帅们的权力争夺，还有他们与长安的对抗，民间的生存状态，他们着墨不多。这使我们无法精致地描述河北的风貌。不过，从文字记载的只鳞片爪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卢龙节度使一次就可以向朝廷供奉战马一万五千匹，另一位节度使也提出进奉良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这些都可以和韩愈的文章中“冀北马多天下”的论断相印证。大量马匹清楚地表明，河北与人烟稠密、水草匮乏的内地迥然不同。九世纪的河北似乎是农、牧混合区域，带有胡化的明显印记。

在胡化的大风潮中，河北的世家大族感到了自己的无力无助。在失去了对河北文化上的认同感后，他们纷纷选择南下、西走，改徙他乡来躲避这种剧烈的变化。对河北五大士族的三十四个显赫的房支进行研究后，学者毛汉光告诉我们，只有两个房支还留在河北。就连这两个房支，也从自己原来的乡邑南移了半个河北。散落在河北的一座座士族宅院相继冷清下来了。往日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的气象烟销云散。指点江山的高谈阔论转瞬换作花落的声音。深深庭院都只剩下匝地青蒿的簌簌声、青蒿丛中的虫吊……河北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故乡。

到长安，到洛阳，士族迁徙的路线与胡人正好相反。一去一来间，变换了一个河北。

滞留故乡的士族，则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一个不一样的河北。如赵郡李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提到的那位河北秀才，竟对圣人全然无所知，只晓得“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儒生属于文化精英阶层，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更是海内第一等高第，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尚且如此，其他河北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这方水土所生养的这一方人抗拒不了胡化的生活。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几经波折后，河北已经从长安为中心的天下中分裂出来，渐行渐远……我们目睹了“悲风杀气满山河”的乱世图象重现人间。长安与河北屡动刀兵，可谁也没能将对方完全征服。最后，长安不得不承认，河北的节度使们和长安天子一样，享有世袭的特权，史称“河北故事”。

从宏观处看，河北的英雄气和长安的王气氤氲交流、互为消长，结构出一个被标识为“藩镇割据”的母题。在这个母题下，乱世英雄和末世帝王将相的谋略和气质、进取与逃遁，敷衍成一篇篇晚唐故事。从微观处看，“精神分裂”的断裂带中，汩汩地流淌出一种颓废忧伤与风流绮糜的情态来。这种情态在李商隐晦涩浓艳的七律《无题》，在李贺鬼气萧森的古风，在更晚些的南唐《韩熙载夜宴图》画卷，更在我要讲述的晚唐故事里。盛唐的意气和功业不再被重视；无尽的意绪和质地细腻的官能感受，成为我们阅读史书时的审美对象。

当我们挥一挥手拨开河北的烟尘，重新审视大唐的版图时会发现，原本单色的版图已经被颜色各异的色块所取代。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说的，王朝“在寻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从各个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安史乱后，郭子仪曾提出撤除藩镇的建议，可惜无法付诸实施。随着时光流逝，藩镇的数量还在增加。它们有的只包含两个州，有的却囊括了十多个州，把长安的天下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强大的河北面前，长安掩饰不住它的虚弱。这使河北以外的许多表面上忠诚的藩镇也怦然心动。在淮西、襄阳和平卢，还有许许多多隐藏得更深一些的藩镇，效仿河北藩镇的念头在节度使们心中潜滋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