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俞樾的一句“花落春仍在”意象与之仿佛。但“鸟散余落花”在摇落之象以外，还有俞诗所没有的衰飒之意。拟出意境如此萧然的试题在明清两朝实在是不可想象。有味的是，去年贡举出的诗题“早春残雪诗”凝结着元和十五年春长安的刺骨寒气。现在，李宥又在不经意间，以廖廖五个字，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颓唐气象。为没有诗意的艰难年代起了一个有诗意的题目，这恐怕是命题者所始料未及的。

除了诗题《鸟散余落花》外，另一道试题是《孤竹管赋》。这道题目出自《周礼》“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和“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两段话。《周礼》和《仪礼》、《礼记》并称“三礼”，西汉以来就一直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孤竹管出自这样的经典，不算冷僻。唐代的《中宗祀昊天乐章·雍和》和几首郊庙歌辞，都以孤竹管为象征礼仪的符号。可是，多数举子竟然对孤竹管的典故茫然无所知。下笔千言，不知所云。

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除了孔温业，就只有赵存业和窦洵直两人。

就这样，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

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确实存在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拖进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裴度之子裴譔、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还有郑覃之弟郑朗。

段文昌和李绅、元稹联手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还有他们背后的家族：

裴度，是闻喜裴氏最有声望的代表。人们用“魏分三祖，晋方八王”八个字，来概括这个家族数百年不衰的气运。在品藻人物成风的魏晋时代，琅琊王氏盛极一时。只有闻喜裴氏的八位一流人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琅琊王氏一如乌衣巷口的斜阳，风光不再，裴氏三祖传下来的五眷依然人才辈出。三百年来，闻喜裴氏一门先后走出宰相五十九人之多。裴度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他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半年后，裴度三度上疏，指责科举案中支持段文昌的元稹。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两败俱伤的冲突。

郑覃和他的家族荥阳郑氏北族第二房“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一介布衣，也敢傲视公卿。凭借深厚的经学功底和朴素的家风，他们赢得了世人的仰慕，名列“四姓”高门。到了中唐，这个房支前后六人拜相。郑覃是已故宰相郑珣瑜之子，自己后来也成了宰相。虽然是贵公子，郑覃少年时就甘于清贫。位至宰相后，他依然家无媵妾，府邸简陋如故，仅能遮庇风雨。父子两代人的品格与不凡成就，标志着荥阳郑氏仍是山东最高贵的士族之一。郑覃擅长稽古守正的经学，曾奏请宿儒校定六籍，刻在太学的石碑上。进士科所擅长的诗歌词赋却是他的弱项。朴素的郑覃严厉批评过进士们的浮华作风，但他并不反对考取进士。和其他山东旧族一样，他们需要靠进士入仕为官，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

传说，郑覃的弟弟郑朗入闱前，曾到青龙寺游玩。一位擅长相面的僧人说他没有中进士的缘分。就在几天前，郑朗赫然高中。一时间，贺客盈门，只少了那位僧人。等郑朗在复试中落第，那位僧人才飘然而至，高兴地祝贺郑朗，说：你若中第，就不好了；现在落第，意味着你要位极人臣。多年以后，郑朗果然继父、兄之后，当上宰相。可这个故事，谁又能说，不是郑家为了掩饰先中后黜的尴尬，自说自话呢？

长庆舞弊案牵扯到的第三位大人物是宗室之后李宗闵。他的父亲曾任宗正卿，伯父李夷简贵为宰相。杨浑之的父亲杨凭就曾因李夷简弹劾，被贬出长安。这一回，杨浑之落第，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却金榜题名。一枯一荣，更是落在世人眼中。段文昌奋力一击，把苏巢从进士行列中踢了出来，也算是杨浑之那几卷书画的意外收获。当时，李宗闵已官拜中书舍人。如果不是舞弊案意外受挫，再熬数年，入阁拜相也不算奢望。未来几十年，工于权术的李宗闵是长安的风云人物。在他身边，聚集着许多年轻才俊，形成不可小视力的势力。他们虽号称“牛党”，可牛僧孺没有当过他们的领袖，一直是李宗闵领导他们，对抗李德裕的李党。不少人认为，所谓“牛李党争”名不符实，“二李党争”好象更为贴切。

另外一名牵涉案件的杨汝士，家世可以追溯到汉朝的“关西夫子”杨震。名满长安的弘农杨氏共有三家：履道坊的杨凭，新昌坊的仆射杨于陵，再有就是杨汝士了。杨汝士一门盛极一时。除了杨汝士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等人相继跻身朝堂。杨汝士和他的两个兄弟最爱在科举中上下其手。每到春闱，许多热衷功名的举子无不奔走门下。当时，苏景胤、张元夫喜欢为举子通榜是出了名的。可杨家三兄弟更是有过之而不无不及。长安里坊，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欲趋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舞弊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落花啼鸟纷纷乱”，不正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

和段文昌、元稹一道充当原告的李绅，是未来李党的中坚。但是，仅凭这一点就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证据不足。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那上面，站着牛党领袖李宗闵和他的盟友杨汝士，也站着李党的领袖郑覃，还有李党的同情者裴度。所以，将长庆贡举舞弊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但这确实是一次无是无非的党争事件。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就如当时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贡举“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此岂真贡举哉”。依照常理，揭发有理，作弊无耻。控方拥有道德优势。可我们把案情细细地把玩一遍，是非界限就模糊了。

不要忘了，段文昌本身就是一个“贵者以势托”的舞弊者，只不过钱徽没有买他的帐，才转而发难。“倜傥有气义”的段文昌很重一诺千金。如今，价值何止千金的书画收入行囊，区区一诺却没有兑现。无怪乎，他要恼羞成怒了。就要离开长安这个是非圈的段文昌无所顾忌，在临行前掀起了轩然大波。

李绅和段文昌一样懊恼。他推荐的周宾士也名落孙山。如果没有段文昌发难，他势单力孤，也许会暗暗忍下这口气，等待报复的机会。没想到，天赐良机。当李绅听说段文昌告了御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原告一边。另一名翰林学士李德裕与李绅、元稹并称“翰林三俊”，当然是同气联声了——素称清贵的翰林学士们，都在舞弊案的沼泽里泥足深陷。

征诸史籍，有唐一代，贡举纠纷如果闹到不得不以复试甄别是非时，向例都是由翰林学士主持的。因为他们无不文才过人；作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对超然。长庆元年的子亭复试却一改常例。代替他们主持复试的王起和白居易，会保持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么？

白居易与钱徽曾同在翰林学士院。他们诗歌唱和，留下了“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的诗句。在用兵还是罢兵的争论中两人立场一致。另外，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白居易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都是参与舞弊的举子。白居易与被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子亭复试的另一位考官王起。他曾是李德裕父亲的掌书记。两人关系亲厚……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在“玉管金樽夜不休”的长庆元年春夜，我们要象狄奥根尼那样，提着一个灯笼，游走在长安，告诉全世界的人：“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作为旋涡中心的人物，钱徽倒是表现出应有的风度。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天子，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却把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焦杯。一片飘扬的纸灰里，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就此灰飞烟灭。

细细推敲这种洒脱，我又不免怀疑那不过是另样的世故：考虑到李绅、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再加上一个段文昌，钱徽用信笺来徼讦对手，不见得有效。如果不能一击中的，那么他很可能遭到更残酷的报复。钱徽的退让却不失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对手示弱，换取他们对等的宽大；又塑造了一个处变不惊、胸襟宽广的君子形象，及时扭转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舆论。

最终，钱徽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多少同僚深陷党争、不能自拔，钱徽却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

长庆贡举舞弊案，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终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

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的大臣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还有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揭发，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

所以，我们要把长庆贡举舞弊案放到大背景下来观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案件本身的是非纠葛，获得一个完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