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鸟散余落花的春天，让我们的目光穿透茫茫烟云，投向十三年前，也就是元和三年那个绿肥红瘦的季节。那时，另外一场考试正在举行。

这是一种和进士科略有不同的考试。考取进士只意味着得到入仕的资格，也就是“释褐”。新进士们还要参加吏部的铨选，才能为官。在中进士后的十多年中，“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曾屡屡受挫于铨选，迟迟不能正式踏入官场。制举就不同了。它举选合一，登科就可以授官。在朝廷来说，这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晚唐时范摅曾说：“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青衿书生、白衣寒士无不对制举趋之若骛。就连已经考取进士，甚至入仕的人也想通过制举，为政治生涯赢得更高的起点。

十三年前，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当举子们安静地鱼贯退出考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翘首等待放榜的日子时，他们泼墨挥毫写下的文章，已经送到了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案几上。

在元和时代的名臣中，韦贯之以品行高洁著称于世。他的父亲韦肇早年是中书舍人，因为屡屡上疏批评朝政，开罪权相，很多年没有升迁。宰相曾放出话风，如果韦肇登门拜访，我会为他安排个好的位置。可韦肇听后，如风过耳，无动于衷。韦贯之大有乃父遗风。少年时，河中、泽潞节度使都曾以厚币召他入幕。可他选择了清贫的生活。一日三餐，豆糜而已，颇有古人箪食瓢饮的气质。唐德宗（李适）晚年任用的京兆尹李实恶名昭彰。如果他答应推荐某人为官，几日后必如他所言；反过来，他要诬谮某人也是易如反掌。士大夫们都很畏惧这个小人。李实曾将手中的笏板给旁人看，上面写着韦贯之的姓名。他故意说：韦贯之与我同住一个里坊，我很愿意向天子推荐他。听到这话的人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韦贯之。对这露骨的暗示，韦贯之和他父亲当年一样，一笑置之。唐德宗驾崩后，李实被贬，不得不从偏僻的小路逃离长安，才躲开了袖中装满瓦砾的百姓。没有阿附这个奸臣的韦贯之终于得到升迁，还受命成为元和三年制举的阅卷官。

那是一个“渐开荷芰落蔷薇”的初夏夜晚。韦贯之从容地挑亮了案几上的灯火，就着淡淡的烛光徐徐展开了第一轴卷子……时间就在纸张舒展发出的轻微“沙沙”声里悄无声息地流走。奉旨担任考官的，还有户部侍郎杨於陵。但真正品评策论卷子的是韦贯之。应考时匆匆草就的文章大多寡淡如水，让人很容易疲倦。韦贯之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伸手又取过一卷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卷子。

这是皇甫湜的试卷。当韦贯之的目光从整齐的卷面上扫过时，眼前忽然一亮。他仿佛看见长久以来自己想说而没敢说的那些话。关于宫廷内宦官的专横和宫廷外重重危机的沉重话题，凝固成眼前一行行端丽的楷书。让韦贯之没有想到的是，这样让心微微颤抖的文章，这个夜晚他竟然看到了三篇。

韦贯之长时间地摩挲着皇甫湜、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三篇文章里洋溢着年轻人所独有那种“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让人过中年的韦贯之油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他把三份卷子专门挑了出来，放在手边，预备列入上第。这看似寻常的动作，轻快，随意，仿佛荼麽花上蝶翼的颤动。

我仿佛看见，那翅底的微风经过一系列莫测的变化反应，演变成二十年后的党争风暴。看着秉烛阅卷的韦贯之，我只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蝴蝶，在元和三年的灯影中，张开了诡异绮丽的双翅。

几天以后，韦贯之选中的卷子送到了翰林学士裴垍、王涯手中。他们奉旨重读了一遍。谁也没有挑剔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的文章。卷子和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李纯（唐宪宗）的御案上。最开始时，天子对那年制举的结果也很满意。榜文公布后，他让中书省从优安排十一名取中的士子。

接旨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

年轻时，李吉甫就深受神仙宰相李泌的推重。陆贽为相时，两人政见不合。李吉甫被贬出长安。辗转江淮十五个春秋后，他突然被调到忠州任刺史。因为，朝中奸佞已经把陆贽贬到了那里。这是故意把刀塞到李吉甫手中。不过，他们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李吉甫对落难的陆贽十分尊重，早已抛开当年的恩怨。如此器量赢得了一片赞叹。元和时代，李吉甫终于可以回长安了。平定西川刘闢和江南李锜的叛乱中，他都坚定地站在李纯一边，极力主张“武力削藩”。

元和二年正月，宰相空缺了两位。李吉甫自信，凭借两年来的功绩，自己有望拜相。这时候，宫中传来的旨意，让他和另一名翰林学士裴垍垂帘挥翰，起草两份命相的白麻制书。李吉甫起草的这份，是拜武元衡为相。写完后，他掩饰不了失望之意，连声叹惋。谁会想到，珠帘那侧，裴垍正在草拟的白麻制书，就是给李吉甫的。等裴垍写完，才从容起身，向他道贺。执手之时，李吉甫几乎潸然泪下。他动情地对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朝蒙恩，竟然当上了宰相！

长年漂泊在外，李吉甫对京城的情形多少还有些隔膜。他郑重其事地请久在长安的裴垍推荐贤能。裴垍也很受感动，取过纸笔，一气写下了三十几个名字。不过数月，李吉甫就按照裴垍开具的名单一一重用。一时间，朝野翕然赞赏李吉甫用人得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告诉我们，浏览了几份卷子后，阴冷的幽蓝色怒火燃烧着李吉甫的每一根神经。气愤？羞恼？举子们对时局的放肆抨击激怒了这位执政的宰相。他用颤抖的双手把三份卷子一一摆放在面前，和我们一样，琢磨起纸张背后的是非纠葛。当李吉甫相信自己把策文后的关系脉络梳理清楚后，就带着卷子大踏步走进了大明宫……

看着痛哭流涕的宰相，李纯有些不知所措。李吉甫的矛头不仅指向主考官韦贯之，连复核卷子的裴垍、王涯也没有放过。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没有言明；身为同僚，裴垍居然也没有任何异议。

一声哭泣，把李纯放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内心深处，他对李吉甫的指控也许不以为然。可他考虑的更多。李吉甫是削藩大业的主事者。李纯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如何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对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好去位让贤。这会给阻力重重的武力削藩带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转念至此，李纯没有再犹豫，很快公布了最后裁决：裴垍、王涯被罢免翰林学士；韦贯之先是贬到果州，几天后又被贬到更加遥远的巴州；王涯也离开了长安，到虢州任司马。因未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挂名的考策官杨於陵外放岭南——在李吉甫的哀哀哭声中，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

这就是《资治通鉴》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描述。一千年后，我们还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犀利文字刺痛了李吉甫？

寻找答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阅读那三篇搅动漫天风雨的策论。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文章早已湮灭。翻开《全唐文》，我找到皇甫湜的那篇策文。也许，这是解开我们心中迷团最后的钥匙了。我翻来覆去，力图看透文字背面的东西，可眼前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字句是攻讦和影射李吉甫个人的。最尖锐的语句都直指重重帷幕后面的阉人。这样一篇策文，何以惹得颇有器量的李吉甫无名火起？

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虽然散失，不过推想起来，主题应该相去不远。

我们应该想到，主考官韦贯之对阉人怀有深深的厌恶。大臣裴均死后，他的儿子想请韦贯之写墓志。写墓志又称谀墓。这是唐代的时尚。丧家往往愿意一掷万金，换来一篇对亡者的赞歌。这一回，裴家愿意拿出万匹绢缣来作为润笔。可韦贯之公开扬言，宁可饿死，也不会写这篇墓志。因为他鄙薄裴均是左神策军中尉的义子，生前与阉人形迹太密。三篇抨击阉寺的文章得到韦贯之的垂青，没什么可奇怪的。所以，有人怀疑，《资治通鉴》搞错了，在李纯面前哭诉的，是某个权阉，而不是李吉甫。

翻开新、旧唐书，我们发现它们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与《资治通鉴》大相径庭。

在两篇传记中，事情要从裴均说起。当时，这个左军中尉的义子任荆南节度使。他以金银玉帛贿赂宫中的阉人，想回长安任仆射。李吉甫对裴均的为人也非常鄙薄，出面阻挠，令裴均和他身后的阉人非常恼怒。当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的策论将矛头指向阉人后，裴均的党羽立刻散布谣言，称三名举子是受宰相李吉甫指使，恶意攻击阉人。这样，内庭的权阉们哭诉于天子面前。结果，李吉甫被贬出长安。几乎同时，裴均如愿以偿地入朝为仆射。

新、旧唐书和《唐会要》都只是泛泛地说皇甫湜等人的策论引起权贵的不满，根本没有指出大动肝火的权贵究竟是谁。那么，司马光凭什么言之凿凿地指实这个权贵就是李吉甫呢？在他笔下，李吉甫气量狭隘，不能容人，与宦官沆瀣一气，摆出一副让人厌恶的权相嘴脸。

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那一个李吉甫才是真实的？我不禁有些踌躇。

身处旋涡的三位举子中，皇甫湜因名士气太重，一生几遭贬谪。观其一生，多数时间不是出入幕府，就是沉沦下僚。与他同遭厄运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却是未来几十年中的风云人物。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三篇策文中，偏偏皇甫湜的文章留下了。晚唐史上两位要角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却再无影踪。他们后来都与阉人情形暧昧，对年轻时抨击阉人的壮举讳莫如深。有人推测，为了掩饰早年仇视阉人的立场，牛僧孺、李宗闵销毁了自己的策论，还尽可能地篡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

时移事往，真相泯灭。策文抨击的对象变成了李吉甫，迫害他们的人也变成了李吉甫。向天子哭诉施压的阉人被小心的隐藏起来了。

这么说，司马光弄错了？

我揣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在策论中抨击了阉人。这时候，裴均正在谋求右仆射一职，却遭到李吉甫的反对。于是，他的党羽散布谣言，称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在策论中攻击阉人，是受李吉甫的指使。自感委屈的李吉甫哭着在李纯面前为自己辩白。他洗脱了自己的责任，却让裴垍、王涯、韦贯之和杨於陵当了替罪羊。在李吉甫眼里，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更是不值得庇护的小角色。

就这样，双方留下了一段几十年解不开的心结。

李吉甫赢得了策论案，却输掉了舆论。一个月后，翰林学士白居易在疏奏用“上下杜口，众心汹汹”八个字，概括了朝野的反应。裴垍、王涯、韦贯之、杨於陵都是名重当时的大臣，谪贬他们的理由又是如此牵强。人们把矛头都指向了李吉甫。昨日的贤明宰相成了今日打击言路的权臣。借助这种不满情绪，公开或暗地里反对李吉甫的势力开始有所动作。元和三年的长安暗潮汹涌。

这是李纯和李吉甫都没有预料到的局面。迫于压力，李吉甫不得不在半年后自请离开长安，到扬州去避一避。他空出来的相位，李纯留给了贡举案中受牵连的裴垍。

对李吉甫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波折。几年时间转眼过去，贡举案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裴垍因风疾辞去宰相，李吉甫又回到了长安……元和三年贡举案这一页仿佛可以翻过去了。可李吉甫没有想到，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下了一生的敌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被贬，牛僧孺、李宗闵对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别了长安的绿槐香陌，云甍彩栋，流落到藩镇的幕府栖身。但是，他们还年轻，他们会回来的，带着对李吉甫的仇恨回长安。

元和三年高中的十一人中，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未来，长安的玉户朱门、朱槛翠楼，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两个名字更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作为朋党领袖，写进晚唐史。杨於陵是牛僧孺、李宗闵的座师，又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被贬岭南。这一层渊源使杨於陵之子杨嗣复成了牛僧孺、李宗闵的密友。他也是未来朋党的中坚力量。

到那时，李吉甫墓木已拱。迎接他们挑战的，将会是李吉甫之子李德裕。

十三年前，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抗衡李吉甫。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他不是李吉甫的政敌。裴垍为李吉甫推荐人才的故事已经成为一段传诵千古的佳话。党争以党同伐异为最显著特征，人事权一向是党争的焦点。可恰恰是在人事任免上，两人有高度的默契。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友谊。李吉甫还对裴垍耿耿于怀。但元和三年，两人没有结党对抗的痕迹。

总之，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它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前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

重回长安的李吉甫，已不再是当年那位可以和陆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李吉甫了。他频频出手，报复几年来与自己结怨的大臣。连李纯都对李吉甫的睚眦必报的作风有所耳闻。为了避免他快意恩仇，皇帝起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两人都出于赵郡李氏。可李吉甫阴柔，李绛阳刚；李吉甫的价值在于行动，李绛的价值在于语言；李吉甫是理想的执政者，李绛是天生的反对派；李吉甫是细水长流，李绛是电光石火……在道德主义者李绛和功利主义者李吉甫共掌朝政的那几年里，两人水火不容。他们的争论写满了《资治通鉴》。

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可在元和年间，他依然只是棋局中一个能适时提出建议的旁观者。李吉甫在辩论中窘态毕露，可实际政务上却游刃有余。司马光不惜笔墨，复述李绛如玻璃碎片般的话语，薄脆易碎、可是犀利、闪着点点的光。李纯也没有低估他最能干的宰相。直到病故前，整个外朝一直在李吉甫的控驭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作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项，大多不了了之。

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

李绛非常憎恶李吉甫所提拔的京兆尹元义方，将他斥逐出长安。借着入宫谢恩的机会，元义方对李纯说：李绛将我斥逐到鄜坊，是为了让他的科举同年许季同当京兆少尹。第二天，李纯问李绛：人们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同年么？

李绛说：所谓同年，不过来自四方的人偶然同时科考登第，哪有什么私情！如果一个人真有才能，即使是自己的族人，也不会为避嫌而放弃，何况同年？

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就是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事情来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兴起党锢之祸，结果亡国无日。李绛最后用了一句有力的反问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

“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具体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同年结党，史不绝书。李绛的话语余音绕梁，党争的真正主角们就要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李纯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象他这样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在具体事件发生前，就预感到它的发生。

早在溪云初起的元和八年，李纯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的满楼西风。

那些关于朋党的传言如“终无形状始无因”的风，是漫天雨雪将要来临的明显前兆。《资治通鉴》和两唐书一再地提到朋党的传言。可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些传言是从哪里归纳或编造出来的，流传于哪些阶层、哪些里坊，谁最热衷心于传播它们，最后又是经谁的口舌传到了大明宫，传到了天子耳中。没有，什么都没有记载。不是不记载，而是无从写起。即使是元和时代最见多识广的人物，也说不清传言的来龙去脉。这就是传言的本质特征。它们无根无由，却又有声有色。它们往往不是什么长篇大论，而是些只言片语。可那都是让人一听难忘的声言片段。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真假难辨，云遮雾罩地分也分不清。它的假是激动人心的，使人产生传播的欲望；它的真是显而易见，使人相信自己的传播是正当的。这些闻风而动，随风而去的传言不止能混淆一时的视听。

有时候，“风始于青萍之末”，它改写了整部历史。

当党争的传言飘散在长安的空气中，腰金拖紫的大臣们也悄悄改变了心态：也许只是一段个人恩怨，如今当事人不得不仔细地评估对方背后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也许只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个观点，如今在表达前，要更多地考虑身边各色人的感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准把身边人分门别类，把自己的命运和某些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如今反而被慢慢地看淡了……长安人事如蛛网，善恶交织，有着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层次和向度。每个人都在编织欲念之网的过程中，将自己变成丑陋的蜘蛛。蛛丝在我们的目光中闪着幽幽的光。每一缕、每一线或许有逻辑可循，但整张网却是纠结繁复，黏性十足，带着三分毒，一沾上，就逃不开。

《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大臣们不会不知道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遗忘了立身的原则。

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朋党的心已经在传言蔓延的年代悄然跳动着。那是无可救药的毒，是象空气一样弥漫开来的戾气。书蠹一样的传言把写着“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墨迹一点一点地吞噬掉了。

留下的，是一卷千疮百孔的晚唐史。

让人深感意外，第一位背上朋党罪名而落马的要人，竟然是有“坚正”之名的韦贯之。

元和三年策论案后，韦贯之先是被贬为果州刺史，在谪路上又接严旨，被黜落为巴州刺史。但是，他的清誉没有因一次次的谪贬而受到伤害。很快，天子又将他征召回长安。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的两年中，韦贯之摒绝请托之人，抵抑浮华之风，赢得了一片赞誉。李纯面赐金紫，并让他出任宰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韦贯之结党牟私。

可是，这个君子得罪了天子身边的一个弄臣——靠伶牙俐齿博得天子宠幸的张宿。

唐宋时的官员公服以颜色区别品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七品以下只能服碧了。所以，沉沦下僚的人会感慨“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五品以上的大臣上朝时，公服的腰带上佩有鱼袋，内藏鱼符，作为出入宫门的凭证。四至五品的，配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金鱼袋。早年间，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称“臣梦见陛下八百岁”。武则天一喜之下，授给他拾遗。一回，朱前疑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称自己听见嵩山高唱万岁声。这次，武则天赐给他一个银鱼袋。所以，佩带鱼袋有褒饰之义。

张宿当时是左补阙，品级比朱前疑的拾遗略高，但也不过是从七品，没有佩带鱼袋的资格。有一回，张宿奉旨到平卢军去。为了抬高他的身份，显示朝廷重视李师道，裴度出面请旨，希望让张宿破格享受银鱼绯服的待遇。但梗直的韦贯之却说：张宿不过是个奸佞，配不上银鱼绯服。话传到这个小人耳中，他当然对韦贯之恨入骨髓了。可是，小小左补阙心里也清楚，凭他是不可能扳倒一个宰相的。这个小人只好隐忍不发，等待报复的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的晨光中，震惊天下的武元衡遇刺案改变了元和朝的政治局面。

李吉甫去世后，武元衡和裴度是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两人同时遇刺，使所有的怀疑都指向河北藩镇。凭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李纯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这起案件的幕后主谋。宰相血溅长衢的惨状，大大刺激了天子。他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宣布讨伐成德。

可是，此时淮西之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韦贯之屡屡上疏，请求朝廷先取淮西、后讨成德，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可宰相横尸长街的情景极大地刺激了李纯的神经。他根本听不进韦贯之的劝谏。作为刺杀对象之一，报仇心切的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为此，两人已经几次发生争执。

这一切都落入张宿眼中。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知道报复韦贯之的时机成熟了。可他还需要一个理由。

就象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之名，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恰当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李纯。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李纯脑中紧绷的那一条弦。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李纯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要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止党争。

就这样，韦贯之被免去宰相之位。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他的名字也被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

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们悉数被放逐出长安。在这些人中间，韦顗、李正辞、韦处厚都是人品清正，为世所重。韦处厚还是未来的宰相。张宿固然一时快意恩仇，可卑鄙的行径也证实了韦贯之对他的评价：一个无行小人。

在韦贯之朋党一案中，裴度隔岸观火。韦贯之被贬后，他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反对者，权势赫赫。可正因如此，天子把警惕的目光又投向了他。裴度竟然无知无觉，还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当他听说皇甫镈将会成为新的宰相时，急忙上疏天子，极力反对。早有成见的李纯更加坚信，这是裴度在党同伐异。“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这个风光一时的大臣也步韦贯之后尘，被贬出了长安。

从口头警告升级到实际打压，表明李纯对朋党之争的忧虑在加深。他要以霹雳手段阻止党争时代的到来。

可惜，神明渐衰的李纯疏忽了身边一个真正的朋党。结党之人，恰恰是裴度所极力反对的皇甫镈。他和令狐楚、萧俛三人结成了坚固的政治同盟。

萧俛是南齐、南梁皇室的后人。南朝败亡后，江东旧家多如乌衣巷口的斜阳，不复往昔光景。兰陵萧氏齐梁房大概是唯一的例外。这一房很早就南燕北飞，没有和其他南朝旧族一样，沦落为寻常百姓家。关陇的门阀爱慕兰陵萧家的风流一脉。萧家齐梁房想凭借关陇门阀的政治资源，维系一流士族的地位。双方以婚姻为媒介，联成一体。后梁明帝的子孙前后八人相继成为宰相，留下了“八叶传芳”的美谈。萧俛就出身这高贵的八叶世家。萧俛的曾祖萧嵩，祖父萧华在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两朝先后出任宰相，深为世人所重。

污浊的长安朝堂中，萧俛如一支出水的青莲，在过眼云烟似的浮名与实利笼罩下，依旧不改自己的高洁本色。

令狐楚自称初唐十八学士之一令狐德棻后裔。可他的祖、父两代不过是县令、功曹一类的小吏，家世儒素。令狐楚早慧，弱冠之年就应进士科考试，以华丽的骈文享有盛誉。深宫中的唐德宗（李适）能从无数奏章中，辨认出他艳丽无比的文笔来。有一回，太原兵变。十数骑悍卒手持利刃，连夜将幕府中的令狐楚挟持到辕门。叛乱的士卒要他立刻草拟一道表文，向朝廷传达他们的意思。在寒光四射的刀锋下，令狐楚从容地研墨动笔，一挥而就。文章被当众宣读后，入情入理的文字打动了在场很多赳赳武夫的心。令狐楚环顾四周，看到一张张泪水涟涟的面孔。凭一枝如花妙笔，让一场大乱消弥于无形。从此，令狐楚名满天下。

比起清高的萧俛，令狐楚要更复杂些。在父亲眼中，他是孝顺的儿子；在好友眼中，他是知情重义的知己；在晚辈眼中，他是貌似严肃、实则宽厚的长者。但是，令狐楚有他阴暗的一面：为了排挤政敌，他可以不顾大局，阻挠淮西之役；为了讨好天子，他可以克扣修陵匠人的工钱，弄得民怨沸腾，声名狼藉。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更加声名狼藉的朋友——皇甫镈。

无论家世、人品还是学问，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都相去甚远。皇甫镈求实利，令狐楚讲文采，而萧俛重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分别代表了士大夫的三种类型，是三个极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可正是这三个人，结成了元和末最大的朋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同在贞元七年登进士第，是所谓的“同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把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称为“贞元七年进士党”吧。

同年关系，可以将素无渊源、毫不相似的三个人绑在了一起。可见，李绛当年说“来自四方的人偶然同时科考登第，哪有什么私情”的话，实在是经不起推敲。

从元和六年起，萧俛就一直是翰林学士。得势之后，皇甫镈把令狐楚也安插进了翰林院。这样，皇甫镈可以在暗地里窃笑了：在举足轻重的翰林院有两位同党照应，这让他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可是皇甫镈的笑容很快僵住了。由于反对裴度征伐淮西，萧俛被免去翰林学士。因为同样原因，令狐楚在第二年也被裴度赶出了翰林院。等李纯有意拜皇甫镈为相，又是裴度站出来反对。朝野上下，呼应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贞元七年进士党被裴度逼到山穷水尽时，局面突然峰回路转。在天子的坚持下，皇甫镈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昂首走进了宰相们的政事堂。随后，他将萧俛推上御史中丞之位。咄咄逼人的裴度已经让李纯心生厌恶。他被贬到太原后，空出了一个相位。皇甫镈不失时机地向天子推荐了令狐楚。

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贞元七年登第的三个同年迎来了颠峰上的灿烂晚霞。

可是，元和宫变的那个黑夜接踵而至，颠覆了一切。身居东宫的这些年里，李宥冷眼旁观，对皇甫镈的奸邪倒是看得明明白白。登基之后，李宥立刻在月华门外召集还穿着素服的大臣，当众宣布罢免皇甫镈。谁都看得出，新天子杀心萌动。在令狐楚的斡旋下，萧俛接替皇甫镈，成为宰相。二人联袂入宫，苦苦哀求李宥放过他们的同年。几天后，风光一时的皇甫镈被押送到天尽头，再也没有回来。皇甫镈曾是贞元七年进士党兴起的关键人物。在这个朋党瓦解的过程中，他也成了最致命的因素。

由于和皇甫镈形迹太近，令狐楚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救了皇甫镈一命，却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久，令狐楚的亲吏污赃事发。接着，有人揭发，令狐楚为李纯营造陵寝、主持葬礼的时候，纵容身边的亲信勾结阴阳官，克扣工徒工钱，将克扣所得的十五万贯当成节余进献，讨好李宥（唐穆宗）。毫无还手之力的令狐楚很快就被贬为宣歙观察使。

就谪贬来说，宣城如画，还算是个不坏的去处。元和年间，长安省、寺的郎官们相聚饮酒。推杯换盏间，以各自平生所喜、所恶之事为酒令，谁说得好，在座诸位同饮一杯。有人说喜绘画和下棋，有的害怕无知妄为和阿谀奉承的人。唯独工部员外郎周愿说：我平生最喜欢宣歙观察使，最惧怕老虎。席上同人纷纷表示深有同感。大家陶然引杯，一醉方休。

但是，令狐楚到底没能去成宣州。一道制书，他再贬衡州。就这样，昔日风光一时的宰相如同一羽孤雁，凄凄惶惶地飞向清冷潇湘。

起草这道诏书的翰林学士，就是诗人元稹。他让怆然南下的令狐楚，体会到什么是“人情薄如纸”。

元氏是北魏皇室。不过，到元稹这一代，已没落多时了。八岁丧父后，元稹在母亲郑氏的教导下，九岁写文章，十五岁两经擢第，二十四岁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登第十八人中，元稹独占鳌头。少年得志，使元稹有一种无所畏惧的锐气。在回长安的路上，他与一个出京办差的阉人在敷水驿发生争执。李纯将他贬为江陵士曹。从此，少年才子十年蹉跎，在元稹最潦倒的时候，爱惜人才的令狐楚将他召回了长安。

十年宦海颠簸，消磨了元稹曾有的气节和勇气。被贬江陵时，元稹结识了在那里任监军的崔潭峻。在他的刻意逢迎下，两人很快结下了很深的交情。回长安后，元稹通过崔潭峻，攀上了权势更大的知枢密魏弘简。往来酬酢中，元稹和宦官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如今的他早不是敷水驿那个嫉恶如仇的年轻人了。

还在东宫时，李宥就很喜欢元稹的诗歌。左右妃嫔，经常为他诵读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有几篇诗歌，还被谱成乐曲，传唱深宫。宫中都称元稹为“元才子”。在元和宫变中出过力的权阉崔潭峻听说后，他马上献出百篇元稹新作。李宥欣喜之余，问起诗人的近况。崔潭峻告诉他，元稹就在长安，不过是一位散郎而已。靠这一重渊源，元稹时来运转。短短数月中，他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入翰林学士院。看在崔潭峻、魏弘简面上，宫中的大小阉人争相结交这个天子新宠。

以元稹今日的地位，为令狐楚转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元稹有他自己的考虑。翰林学士号称“内相”，离真正的宰相也就一步之遥。可这一步，元稹怎么也迈不过去。他所缺的，不是圣眷，而是舆情。

长安人都知道，元稹是个薄情之人。他曾写过一本《会真记》。这篇传奇的主人公是一位贫寒的书生张生。在寓居普救寺时，他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西厢幽会。情浓之时，痴情的莺莺以身相许。两人结下了一段孽缘。等张生在长安金榜题名后，却无情地抛弃了莺莺。这个故事后来被元曲大家王实甫改写成动人的《西厢记》。鲁迅和林语堂都认为，始乱终弃的负心人，就是元稹本人。

元稹的娇妻韦丛出身名门。在长安，韦家与杜家并称豪门。当时有谚语：“长安韦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韦、杜两家地位之高。韦丛之父更是官至太子少保，死后赠左仆射。这样一门对仕途有利的婚姻，当然比普救寺中的如花美眷更能吸引功名心热的元稹。所以，陈寅恪抨击元稹：“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当年，元才子可以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弃旧爱、另趣新人；今天，他抛弃四面楚歌的令狐楚也就是意料中的事。

贞元七年进士党声名狼藉。与他们走得太近，对自己非常不利。这时候，元稹一门心思，琢磨如何与令狐楚划清界限。把令狐楚贬到宣州的制书，语气还算温和。等天子决定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时，制书由元稹起草。这篇文章语气凌厉，将令狐楚的陈年旧事都拿出来大加鞭笞：“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字字如刀，在令狐楚心头割开交错的伤口，也刻画出元稹薄情寡义的面目。

和令狐楚划清界限，并没有拉近元稹和朝中同僚的距离。

那一天，五月的正午阳光炙烤着长安，热度让人难以忍受。宰相们正在例行会食。借着午后难得的闲暇，中书省的官员们三三两两，聚在了一起，剖开一个瓜，聊解暑气。看见同僚们正在品瓜，元稹也笑着迎了上去，想和同僚们攀攀交情。

就在这时候，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武儒衡夸张地挥舞着手中的蒲葵扇，边扇边抛了出了一句：“适从何来，遽集于此！”

元稹的脸刹那间苍白如雪。他下意识地抬眼望了望骤然稀薄的空气，希望能看到三、五只青蝇。不，一只，只要一只青蝇，就能证明那轻蔑的口吻不是针对自己的。“有，也许有吧，应该是有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诚惶诚恐地安慰元稹。可午后的阳光纯净如水，没有一点青蝇的踪影。所有目光都聚焦元稹身上。在比骄阳还要炙热的目光中，元稹感到自己灵魂在熔化，一点一点的，失去了硬度……手足无措地呆立一边的人好象不存在了。

正午偏西一点的阳光下，砖地上只留下一个矮挫的黑影，象虾蟆一样，丑陋地蹲踞在元稹站的位置上。

深宫里的皇帝和阉人，改变了元稹的官位，却改变不了他被孤立的处境。曾经赏识他的裴垍墓木已拱，现在赏识他的令狐楚又被他自己背弃了。元稹在长安形单影只。在如此落寞的时刻，他结识了同样落寞的李德裕和李绅。

李德裕，如果我们的叙述还要延伸下去，延伸到宝历、太和、会昌，一直延伸到大中朝，我们就必须反反复复地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也许不是这个阴霾密布的时代里唯一的亮色，却是唯一绚烂的亮色。多年前，父亲李吉甫在朝为相。李德裕曾循大臣子弟回避之例，离开长安很长时间，栖身于天南海北的藩镇幕府间。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元稹回长安的那年，李德裕也回来了。李宥对李吉甫印象很好，对李德裕也是青眼有加，不仅让他入翰林学士院，还慷慨地赏赐金鱼紫衣。

和李德裕一样，李绅也出身赵郡李氏。他的高祖李敬玄曾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但是，到了祖父和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很久了。李绅与元稹都是早年丧父，都在母亲的抚养下诵读诗书经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由于身材矮小，李绅被人戏称为“短李”。不过，他精悍过人，在诗歌方面尤有造诣。吕温看过李绅写的古风后，对旁人说：此人将来必然成为九卿，甚至可以当上宰相。这篇古风，后来可以说妇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