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群号称“八关十六子”的小人如蝇如蚁，都聚集在李逢吉的身边。奸臣手中的权力，如同一方腐臭的肉，吸引着他们。这个悄然成型的朋党中，有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李逢吉身上所凝聚的戾气最终传给了他，并由他发挥到极致，给王朝带来另一段晦暗的故事。“八关十六子”中，还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李虞、姜洽、程昔范等人。

让我的笔轻轻地点一点阴霾里的几个人，看看宦海浮沉间，那一张张灰暗的面容。

张又新是工部侍郎张荐之子，才华横溢，元朝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用大段文字描述过他。张又新应“宏辞”科试时是第一；应京兆考试，也是第一；元和九年，又高中状元。他一人身兼宏辞敕头、京兆解头和进士状头，有“张三头”的美誉。可惜，这样一个才子生性奸邪，“淫荡之行，卒见于篇”。他的座师韦贯之与李逢吉当年都曾反对过裴度。李逢吉对韦贯之的门生弟子一向青眼有加。后来，被他援引入相的牛僧孺也是韦贯之在元和三年取中的。张又新是韦贯之取中的状元，对李逢吉又极为谄媚，自然成了这一奸党的头号鹰犬。

程昔范也是位名噪一时的进士。他曾向韩愈投献过《程子中谟》三卷，希望能得到推荐。听说他科举落第，韩愈遗憾地对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这句考语使程昔范赢得了很多人的赏识。几年后，名动公卿的程昔范终于如愿登第，按惯例被授与集贤正字一职。集贤正字是清雅的职位，和校书郎一样，是进士踏入仕途后理想的第一步。可程昔范看不上这个从九品上的小官。他发现，正在网罗党羽的李逢吉能给他飞黄腾达的机会。

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张又新不过是从七品的补阙，元和十四年才中进士的程昔范资历更浅。在李逢吉一党中，李虞、姜洽等都是颇有名声的人物，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只是羽翼而已。李逢吉需要寻找一个有资历，但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盟友，来填补空缺的宰相之位。

这时候，公认的宰相候选人，应该是翰林学士李德裕。可他正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人。

清朝人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有一段介绍食材的文字饶有趣味：“味太浓重者，只宜独用，不可搭配。如李赞皇（李德裕）、张江陵（张居正）一流，须专用之，方尽其才。食物中，鳗也，鳖也，蟹也，鲥鱼也，牛羊也，皆宜独食，不可加搭配。”

袁枚用李德裕来比喻鳗、鳖、蟹、鲥等味道浓重、只宜独用的食材，真可谓贴切。作为一个不世出的人物，李德裕的才干、气魄，足以让阴险的李逢吉相形见绌。他又是一个喜欢专断独行的人物，“只宜独用”。和李德裕共事，李逢吉绝没有大权独揽的可能。更何况，李德裕还是元稹的密友。当时，元稹四面楚歌，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犹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看起来似乎不相干的事情。

元和末年，韩弘慑于李纯（唐宪宗）的天威，拱手交出宣武节度使的权柄，返回长安闲居。不久，他和儿子韩公武相继下世，只留下了年幼的孙子韩绍宗。韩弘父子素有富名。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借机窃盗家财，派几个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预备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在韩府上，宦官意外地翻出一本旧帐。为了保住韩弘的宣武节度使，韩公武当年曾向许多当权官员行贿。每一笔，都清楚地记载在这册秘帐里。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李宥突然看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硃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非常醒目。李宥很高兴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机会。

牛僧孺，据说是隋朝仆射牛弘的后人。可到他这一代家族已经式微了。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只是风尘俗吏。早年丧父后，牛僧孺靠祖上留下的一点薄田勉强度日。他进士擢第，登贤良方正制科，走上了一条比父祖远为光明的仕途。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牛僧孺是卷入风波的三个考生之一，意外被贬。不过，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牛僧孺很快就迁监察御史，从洛阳回到长安。在御史台的时候，牛僧孺按劾那些因各种原因被淹滞的州府刑狱，清理了大量的冤狱，赢得了一片赞誉。

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犯了死罪。为了脱罪，李直臣贿赂宦官，向天子求情。耳根颇软的李宥对牛僧孺说：李直臣很有才干，我想宽恕他一次。

牛僧孺从容地说：没有才干的人，不过浪费一份俸禄而已。帝王之所以要修订律法，就是为了束缚那些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无不是能力过人，才能祸害天下。

李宥听后，赐给牛僧孺金鱼紫服，再没有说什么。

比起李德裕，牛僧孺的才能平庸了许多。更重要的是，牛僧孺并不是总表现出李直臣一案中的刚正不阿。对同党、故旧的缺点，他总是视而不见。一句话，牛僧孺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韩弘府邸的一本旧帐，使天子对牛僧孺深有好感。李逢吉见机行事，立刻推荐牛僧孺为相。这大大地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李逢吉知道，即使牛僧孺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

事实证明，李逢吉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他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牛僧孺也不曾多说过一句话。当风气恶化到再也看不下去的时候，“难其进而勇于退”的牛僧孺一声不吭地逃离长安，眼不见为净——李逢吉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这一回，他是以一个阴柔的形象，站在了政敌的对立面上。谁也没有能洞悉李逢吉的真实面目。

被褫夺拜相的机会后，李德裕也走了，把一个黯然的身影叠加在长安浮世的影像上。那年，他三十六，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要去浙西的橘洲枫屿、菰烟芦雪，苦熬那整整八年光阴。

元和三年策论案，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父亲结怨。十多年后，他又捷足先登，攫取了本该属于李德裕的相位——牛、李之间的嫌隙，一步步，走到不可弥合的地步。李德裕在提到牛僧孺的时候，总是轻蔑地称他为“太牢公”。他把牛僧孺看成牛、看成畜类，只配送上祭坛的太牢。在《穷愁志》里，李德裕干脆引用市井中流传的犊子之谶，来诅咒牛僧孺。

未来几十年中，两人的恩怨演绎成一幕幕悲剧和闹剧。最终被送上政治祭坛的，又岂止太牢公一人。

元稹罢相，李德裕外放，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独自面对“伤心尽日有啼鸟，独步残春空落花”的寂寞庭院。

不过，翰林学士院依然在翰林三俊的手中。学士蒋防与李绅是同乡旧好。他和另一位学士庞严都是靠李绅、元稹的提携，才有今天的地位。一个敌对的翰林学士院，让控制了政事堂的李逢吉如坐针毡。他曾密谋让好友令狐楚重返长安，却遭到了李绅的阻挠。这使李逢吉暗下决心，要彻底清除翰林三俊。可他也知道，天子对李绅的宠爱，不亚于元稹。

李逢吉要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阴险目的。

在唐朝，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正，御史中丞为副。安史之乱后，御史大夫时常空缺，中丞才是真正的“宪台之长”，很有权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任御史中丞。天子不疑有他，欣然同意了宰相的提议。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赫赫有名的韩愈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这次人事调动的奥妙就在于，按旧例，京兆尹上任时要到御史台拜见执掌风宪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可韩愈的情形又有所不同。在改任京兆尹时，他身兼“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正好掉了个位置，御史中丞李绅应该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借着文牒往来，互相指责。尖锐的文字闪烁着刀光剑影。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才端着宰相的架势从容地出场。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以“有失大臣之体”的理由，将双方数落了一通，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

就这样，长庆贡举舞弊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只有李逢吉“暗舞春风依旧”。

这个奸臣排挤李绅的手法，完全建立在对人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属于天才发挥，和李太白的诗、张旭的草书一样，可为之击节却不可模仿。在于方事件中，裴度和元稹久有心病。李逢吉不过是抓住了于方向元稹推荐侠客的时机，果断出手，激化两人的矛盾。这一回，他却是别出心裁，凭空在李绅、韩愈间制造了一场冲突。心思的深沉，手段之老辣，大约自李林甫之后，无人可望其项背了——这样的人物用屹立不倒的身影来证明一个时代的堕落。

李绅哭了。

站在幽深宫殿的中央，李绅感到冷雨点点滴滴，都打在脸庞。入宫辞行的时候，他是多么想向天子诉说心中的委屈和愤懑，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知不觉，伤心之人如同水边的菖蒲，雨一打，泪流满面。

一道诏书递出深宫：心肠很软的李宥把李绅留在长安。

李逢吉机关算尽，却没有想到，李绅的泪水唤起了天子的哀怜。这么多年来，李逢吉的权术只失败过两次。一次被裴度的无畏姿态挫败，另一次就是李绅的真情流露。也许只有真性情，可以对抗阴险的权术。可惜，沉湎于党争的士大夫们伪装得太象、麻木得太久。仅有的纯真多半消磨殆尽。如果说，前一次李逢吉是完败的话，这一回他却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当政敌只能依靠泪水来反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李绅被撵出长安，只剩下时间问题。

长庆时代，本不能算是人才凋敝的时代。以诗为例，胡应麟在《诗薮》里说：“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韩愈）之鸿伟，柳州（柳宗元）之精工，梦得（刘禹锡）之雄奇，乐天（白居易）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欧阳修也称赞过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李绅的诗歌更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在文学史上，元稹向来和白居易并称“元白”，那一曲《连昌宫词》，唱醉了多少朱颜青娥的心……裴度与白居易在洛阳诗歌唱和，佳作颇多。段文昌不以诗歌见长。可就我所知，那一句“水暗馀霞外，山明落照中”，实在不坏。令狐楚以艳丽的骈文见长，他的诗歌也享有盛誉。就连奸臣李逢吉，也和令狐楚共著过一部《断金集》。

典雅的诗句，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过多少美丽的想象。以诗赋作为举士和铨选尺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诗人布列的朝代。诗人与大臣有着最大的交集。在话语构筑成的历史中，兼具诗人与大臣身份的群体风流洒脱、顾盼自得。得意时，他们在庙堂之上指点江山；失意后，他们退隐江湖，笑看云舒浪卷……不管是青衿飘飘的他，还是朱衣灿烂的他，都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意象。

在花未落、鸟未散的时节，我还以为自己从诗文中，领悟到他们灵魂深处的脉动与风扬。可诗集以外的文字，那些记录史实的文字，使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美丽的辞藻背后，并不都隐藏着美丽的现实。

大臣就是诗人；诗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臣的素质。可与瀚若群星的诗人群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谓“长庆朝中无名臣”的悲哀说法。贞元七年进士党、翰林三俊和李逢吉奸党粉墨登场，唱出了乱轰轰的一出大戏。随着李逢吉完胜，朝堂上的党争算是暂告一段落。在这个奸臣身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几个特点：翻云覆雨的老辣手段、朋党狐唱枭和，以及政治远见和道德原则的极度缺乏——其实，这是相当长时间内士大夫的总体特征。

我们详细地描述了李逢吉三次的权术运作。可回头再看看那些事和那些人，元稹和裴度、牛僧孺与李德裕，还有韩愈与李绅的争吵，又何尝是光明正大的政争？所有这些，又不过是无数同类事件里的几例而已。我相信，多少残酷的倾轧在无尽东去的岁月淘洗下，澄沙汰砾，积淀到历史的底层。只有少数几件，被史家拾起，保留在新、旧唐书的页册里。

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党争，导致“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黼黻烟霞里的长安，弥漫着绮靡衰败的气息。

这可真是一个诡异的晚春。时代的精英们率先堕落、集体堕落。他们内通阉寺、外佞权贵、结朋党、好声色，为了浮云般的富贵用尽心机，虚耗光阴。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坐收渔利——

我们早已看惯了这一切。让我们抑郁的是，我们再看不见万马奔腾的响亮主题，也看不到一代中兴帝王的慑人魅力。没有了宏图霸业、史诗般壮丽的情节。手段成了主题，魂魄丢在桌子底下。

士大夫的性格中本来就具有的太多相反相成的因素。可在元和宫变以后，这些瑕疵突然变得那么刺眼。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在政治倾轧中失落了。姝丽的辞章里，独善其身的思考倒是得到意味深长的阐发。鼓吹理性的同时，理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抽绎，代之以狭隘的针锋相对、无原则的同意或反对，还有首鼠两端的小人面目——诗意盎然地生活，是为了掩藏极端猥琐的心灵。他们的所作所为，那还有一点慷慨激昂的盛唐气象呀？“生命琐碎得只剩下市侩的言语和势利的眼神”。

难怪王安石、苏轼，还有朱熹对他们如此不屑。就连韩愈自己，在《答冯宿书》中也流露出忏悔之意。吟咏诗歌时展现出的良好素质，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睿智与进取——诗歌没有成就王朝之美。

何妨斜倚东风十二栏，看一桢鸟散余落花的图画。这不仅是人们对那年春天的总体印象——它描绘出了四十年物是人非的长安风景。

四十年间不管是长乐驿还是秦川驿，一样的衰草连天、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骊歌翻新阕，重复了又重复。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来就来，去就去，来去都不由自己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加上牛僧孺……离开他们，前后三十年单薄得只剩下时间；有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却又是如此丑态百出、支离破碎。缺乏救赎性话语，缺乏执着于道的精神，有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焦灼，从被挤压得畸形的人事格局中热辣辣地流泻出来。

勾心斗角的人们天真地以为，每一阵风都为摧折对方而起。可是晚来风疾时，他们却又发现自己也在不由自主地堕溷、零落。谁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休止的风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向不可知的境地。

才一回首，风中的士大夫们早已是“万片香魂不可招”了。

倾轧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贬。人去楼空后，那一扇扇紧锁的宅门分明是一种拒绝和解的乖戾姿态。马背上的行囊里，或许裹藏着这样或那样未及实现的政治构想；通向边城的路上，却徒然奔波着那么多在“独善”与“兼济”，在“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一个时代的精英分子在自相倾轧中被清除一空，这个时代就注定将为两个小人引向最深的渊薮……

《庄子·则阳》里，有一个触氏之国，全部的版图都在一只蜗牛的左角；在蜗牛右角上，有一个蛮氏之国。它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开战……目睹长安的是是非非后，诗人白居易对尔虞我诈的生活满心厌倦。长庆二年，他就自请外放，辗转于相对清净的江南。回首长安，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