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领导，做决策一定要慎重。领导是领路人，决定着方向，也关乎着许多人的命运，做事绝不能凭一时之气，要充分调查研究，才能得出贴切实际的判断和结论，工作上才能不走弯路，才会减少这样那样的矛盾。从这点看，熊心并不能算是一个好领导，更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领导。放羊的那几年，其承继先祖的领导才干，估计也像野草一样，早被羊给吃光了。除了本身才能的局限和天生素质的限制，熊心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有着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他有着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身份的变化。熊心一开始的身份是傀儡，这个他自己也清楚。就是当一辈子傀儡，也好过放一辈子的羊，这个他心里更清楚。项梁在时，熊心乐得在后方安逸享受、坐享其成。项梁死后，他看到了翻身的机会，急忙迁都彭城夺取军事实际指挥权，还把项羽降格使用，这个事干得漂亮。但是项羽在跟随宋义北上救赵的过程中，因为和宋义政见不合，一气之下杀了宋义，也没请示熊心，而是先斩后奏，控制了局面，才“报命于怀王”。熊心见木已成舟，也没说什么，又重新下文，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代替宋义执行北上救赵的任务。到这时，其实形势已然再次发生了变化。熊心派出去的两路人马，宋义这路已完全归属了项羽。这样，熊心当初费尽心机夺回来的军事大权就大打折扣了，最起码，两路人马之中，项羽这一路他已不能完全掌控。也就是说，熊心对于项羽来讲，又恢复了其最初的傀儡身份。

二是情感的变化。对于和项羽之间关系的变化，熊心不可能没有察觉。本来他和项羽之间就有疙瘩，这次项羽先斩后奏，熊心就更有意见了。但是，一则，项羽业已掌控了军权，生米煮成了熟饭；二则，也怕节外生枝，引起兵乱，他控制不了项羽；三则，北上救赵前途未卜，项羽未必能活着回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四则，项羽毕竟还向他做了汇报，也算给了他个台阶下。基于这几点考虑，熊心尽管内心波澜起伏，最后还是遂了项羽的心愿，做了个顺水人情。但如此一来，熊心对项羽就有想法了，更加剧了之前的坏印象。这也是后来项羽为关中王一事请示熊心，熊心会毫不犹豫地说“如约”，将那个错误命题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最起码在感情这个天平上，熊心更倾向于刘邦这边。因感情而维护命题，本身就是不理性、不客观的。更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伪命题。

三是思想的变化。一个人不怕什么都没有，怕的是失去之后再拥有，拥有之后又失去。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很大改变。熊心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熊心一开始是个“为人牧羊”的穷小子，蓝天白云，山坡绿草，倒也优哉快活，没想到会被人寻去做了大王，一下从地狱到天堂，颇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先王威风。尽管熊心知道这些威风是项梁施舍给他的，是项梁在利用他，但他仍然满足，起码比每天闻那羊膳味儿好多了。项梁死后，熊心掌控军权，实实在在地当了说了算的大王。那时楚国在军事上处于低谷，但对于熊心个人来说，感觉却是最爽的时候。

可惜这种情况没能维系多久，本来已经被他压制住的项羽，却先斩后奏，夺了宋义的兵权，他不得不任命项羽为新的统帅，他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后项羽大败章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心甘情愿归于项羽麾下，熊心明白，他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了。但此时熊心已然利欲熏心，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或者看清了却不愿意相信和认可。他依旧怀念着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往昔岁月，依旧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圣旨，继续强调着最初的那个伪命题，这无异于在项羽和刘邦的矛盾中又添了一把火。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变化，才有了“王关中”的伪命题和对伪命题的坚持，才导致了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熊心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政治想得过于天真。熊心唯一当机立断而又作出正确判断的，是项梁死后夺取兵权，但他不知道这种仓促夺来的权力并不牢靠。楚国本就是各方反秦势力汇聚起来的一个松散整体，要想实际掌控，绝不非朝夕之功。他所重用的宋义，并没显示出过人之处。而他对项羽的排斥态度，更是埋下了日后矛盾的隐患。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失误。

熊心的错误还在于：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兵分两路，他一路也没跟着，仍旧坐镇彭城。如果他跟着其中一路，宋义（后来是项羽）或刘邦，那么所有的胜利都可以解释为王者的威风，他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跟着宋义一路，项羽未必杀得了宋义，即便杀了，项羽也未必不会听他的。如果跟着刘邦一路，最后灭秦的功劳就是他熊心的。结果他偏偏选择做甩手掌柜，坐享其成，等着前线将士拼死拼活打了胜仗回来，向他跪拜复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