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英雄毕力，人才辈出，最杰出的人才接力出在东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大英才无不德才兼备，文武兼资，为东吴傲然立于三国鼎峙之间，雄视曹、刘而尽显风流。

陆逊尤其卓尔不凡，在三国的帝王将相中，德、才、能、绩综合评估当称第一人。而人才困窘之时，也就是东吴国运衰微之日，方之魏、蜀无不尽然。

是天意注定，还是历史巧合，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东吴参与两次，两次决胜都用了火攻。前一次公元208年，周瑜任吴军统帅，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军战船，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曹操乘取荆州之势而吞并江东的计划。北宋元丰五年（1082）七月，著名文学家苏轼写了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极力歌赞周瑜。特别是下阕写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八百多年前从容指挥火烧赤壁、歼灭强虏的周瑜形象，恍然若在目前，只觉英气逼人。后一次公元222年，陆逊任吴军统帅，在夷陵之战中火烧蜀军连营，同样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粉碎了刘备欲为关羽报仇而誓灭孙吴的美梦。尽管后人没有写出与苏词相颉颃的壮词歌赞其人其事，但将“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移用过来，显然同样地适用于陆逊。前有周瑜，后有陆逊，中间还有鲁肃、吕蒙，都是孙权所倚重的年轻统帅，儒雅统帅。曹操麾下的张辽、徐晃，刘备麾下的关羽、张飞，勇武虽然过之，综合素质均不能及。孙权称帝之初，曾经总结过他的建功立业之道，在于“用众力”和“用众智”，谓为“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他所用的“众力”和“众智”，固然包括了文臣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武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等人，但主要是周、鲁、吕、陆四位英才。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与孙策同年而小一个月，有总角之交，后来孙权“兄事之”。兴平二年（195）带兵迎孙策，孙策大喜说：“吾得卿，谐矣。”随攻扬州刺史刘繇的领地，连破横江、当利（均在今安徽和县东）、湖孰、江乘（均在今江苏句容北），进入曲阿（今江苏丹阳），协助孙策部众发展到了数万人，孙策要他“还镇丹阳（今安徽宣城）”。袁术“欲以瑜为将”，周瑜看出袁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今安徽桐城）长”，以便能“假涂东归”。在居巢，他结识了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鲁肃（172—217）。鲁肃字子敬，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以赈穷弊、结士人为务。周瑜请他助军资，他家有两仓粮食，每仓储米三万斛，当即赠与一仓米，二人结为知交。建安三年（198）周瑜重归孙策，鲁肃同行，不料祖母去世，只得扶祖母灵柩回东城去安葬。孙策委周瑜为中护军，领丹阳太守，一起攻破皖城，分纳二桥为妻。建安五年（200）孙策死，他“将兵赴丧”，从此留在了东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北归的鲁肃当时听了另一友人的建议，打算到巢湖投奔郑宝，周瑜立即写信去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道理，劝其投奔江东归孙权。又向孙权推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鲁肃来吴后，“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

从此，周、鲁同心共辅孙权，成为股肱。

赤壁之战前，周瑜常统兵在外打仗，屡建军功。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征江夏，讨黄祖，他任前部大督，对克敌制胜起了重要作用。而鲁肃常在孙权身边出谋划策，劝孙权放弃追求“桓文（偏霸）之功”，努力成就“高帝（一统）之业”。孙权虽然推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也并没有介意张昭认为鲁肃“谦下不足”，“年少粗疏，未可用”的“訾毁”，反而“益贵重之”。待刘表一死，鲁肃又主动请命“吊表二子”、“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孙权“即遣肃行”。鲁肃不辱使命，便宜行事，经夏口，转南郡（治江陵，故城在今湖北江陵东北），一直赶到当阳长坂“径迎”刘备，“宣腾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见到诸葛亮，马上表明“我子瑜（亮兄诸葛瑾字）友也”，套上近乎，“即共定交”。刘备正自巴不得，即派诸葛亮为使，跟鲁肃前往东吴见孙权，结成孙、刘联盟。裴松之判言，“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一点儿也没有虚夸。这些事表明，周瑜与鲁肃作为知交，同为儒将，智勇双全并驾比肩，布伍用兵以周瑜为上，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眼光、运筹能力和应对水平却是鲁肃胜过一筹。

鲁肃回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复命，恰逢风云突变，曹操送来了“会猎于吴”的心理战书，东吴群臣响震失色。当年接受孙策托付遗命的元老重臣张昭等人，“皆劝权迎之”，亦即效法刘琮，降顺曹操，仅鲁肃“独不言”。待孙权起身更衣，他追到宇下，对孙权说：

“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他以己设喻，力陈“肃可迎操也，如将军不可也”的理由，恳请孙权“早定大计”。犹豫未决的孙权豁然开朗，慨叹“诸人持议，甚失孤望”，只有“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当时周瑜“受使至鄱阳（今江西波阳）”，鲁肃建议孙权速召还。周瑜一回到柴桑，即对孙权作了政治分析和军事分析，指出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孙权“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指出曹操有四大“用兵之患”，“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他主动请缨，“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多赖鲁肃和周瑜出以忠心，洞明形势，力挽狂澜，才促成了孙权下定联刘抗曹的决心。于是任周瑜为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吴军为主，联合刘备的部队，共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重大胜利。对这次胜利，裴松之也有评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我认为，平实一些说，当是军事指挥周瑜功第一，战略建言鲁肃功第一。

赤壁之战中和赤壁之战后，一些相关的故实，彰显出了周瑜和鲁肃各自的风采。孙权决计抗曹后，委派的统军都督实为两人，亦即周瑜为左督，程普为右督。在最早追随孙坚、孙策的将领中，“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周瑜人称“周郎”，时年三十四岁，老字辈的“程公”“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然而，小字辈的“周郎”却性度恢廓，“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程普终于感动了，“自敬服而亲重之”，并对他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演义》将周瑜矮化成为气量狭小的典型，让诸葛亮“三气”而死，简直是过分污辱斯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也得到了敌手的钦佩，据本传引《江表传》说，曹操在“瑜之破魏军”以后，表示输在周瑜手里，“孤不羞走”。而鲁肃胜后“先还”，孙权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大请诸将迎肃”，鲁肃“将入阁拜”，孙权又“起礼之”。孙权问鲁肃：“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鲁肃趋进答道“未也”，众皆愕然。及就坐，他才不紧不慢地举起鞭子解释：“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

孙权一听，抚掌欢笑。周瑜的气度宽宏，风流儒雅，才华横溢，鲁肃的思度宏远，心胸敞亮，志气高迈，殊非寻常人等可及。

赤壁之战后，周瑜任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节江陵。当时刘备在刘琦死后已领荆州牧，驻节公安，联合的双方实际上对峙。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口（今江苏镇江）面见孙权，建议趁刘备前来完成政治联姻，“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扣留在吴，从而与关羽、张飞分开。这样“各置一方”，再让他去对付关、张，那就“大事可定”。但孙权顾虑曹操重振实力，担心刘备难以“卒制”，没有采纳这一个方案。他又提出另一个方案，趁曹操赤壁“折衄”尚未缓过气来，让他和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后兼并汉中张鲁，结援西凉马超，然后留孙瑜镇蜀，他则回师前据襄阳，进逼曹操，“北方可图也”。孙权同意了，周瑜立即回江陵准备行装，不料路途中病逝于巴丘（今湖南岳阳），时年36岁。噩耗传到柴桑，孙权素服举哀，悲恸地说道：“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大有其今后“国有疑难我问谁”之慨。19年后称帝，仍在感慨“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对于三国前期东吴政权的交替、稳定、发展和巩固，周瑜起着砥柱中流的作用，他人无以替代。

徜若他未曾英年早逝，他所念念不忘的“取蜀”大计得以实行，那么孙、刘联盟能不能维系下去，三国分峙会不会终究成形，容当另是一说。

周瑜病困时，上疏孙权说，“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孙权即拜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周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但鲁肃与周瑜虽是多年至诚知交和亲密战友，战略眼光和斗争策略却有差异，他坚定地主张和维护孙、刘之间的战略结盟。他不赞成扣留刘备的意见，反而力劝孙权，把荆州南郡借给刘备，即所谓“借荆州”。他如此主张，实际上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赤壁之战后，孙权集团占有的荆州只有江北南郡、江夏两郡，江南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都为刘备集团所控制，要拿过来双方势必会兵戎相见，坐让曹操集团渔利。倒不如把南郡暂借给刘备，把他推到直接面对襄阳曹军的一线，事实上变成一道隔离带，让吴军可以收缩西部防线，集中优势力量在东部图强。而且名曰“借”，今后一旦形势改变了或者条件适宜了，随时可以收回来。这样做，既维护了孙、刘联盟，又减轻了孙吴压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对孙吴最为有利。用鲁肃劝孙权的话来说，那就是“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尽管后来的事态反复表明，孙权并没有充分领悟鲁肃这一战略建言的深远意义，但当时是“即从之”了。曹操作为一个高出孙权，更高出刘备的战略家，当即就看出了其间的厉害，因而“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与当初刘备闻言失箸相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肃接任后，从江陵移师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溪口），“恩威大行”，扩充军备，部众从四千余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他治军严整，“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深得孙权赏识，升任汉昌太守、偏将军。建安十九年（214）跟随孙权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又升任横江将军。回镇陆口，防地与关羽留守荆州之地临界，免不了发生边界摩擦，鲁肃以大局为重，“常以欢好抚之”。但他并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老实有余，勇毅不足，在关羽面前流于怯懦，总被戏弄，而是临危有静气，处事不糊涂。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已得益州，孙权派诸葛瑾出使成都，讨还荆州。刘备耍赖不答应，孙权怒不可遏，即派吕蒙出兵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自然输不起，亲自从成都赶到公安（今属湖北），督令关羽夺回三郡。孙权针锋相对，也亲自赶到陆口督战，令鲁肃屯兵益阳（今属湖南）抗击关羽。双方剑拔弩张，恶战一触即发。为了挽救行将破裂的孙、刘联盟，鲁肃表现出了政治家风度，主动邀请关羽会晤。诸将疑恐有变，纷纷劝阻。鲁肃胸有成竹地说：“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毅然决然出席会晤。他与关羽都驻兵马于百步开外，带单刀相会。关羽先发制人，说刘备乌林之役“戮力破魏”有功，“岂得徒劳无一块壤”，指责鲁肃“欲收地”。鲁肃义正辞严，指出刘备是“私独饰情，愆德隳好”，“贪而弃义，必为祸阶”，面斥关羽是“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反而“负恃强众以图力争”，必然不能得逞。

说得关羽哑口无言，不好动武。《三国演义》所写的“单刀赴会”，抬关羽而压鲁肃，不足为信。结果是这场仗未能打起来，双方讲和，割湘水为界，孙权占有江东四郡，刘备占有江西三郡。客观上固然有曹操攻汉中，刘备不得不退保益州的原因在，但鲁肃大义凛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鲁肃如此尽心竭力地维护孙、刘联盟，确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评，做到了“守之终身而不易”。

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逝，时年四十六岁。孙权为他举哀，并且亲自送葬。诸葛亮也表示哀悼。吴国史志《吴书》评述说，“肃为人方正，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阵），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本传中裴注照引，说明裴松之心目中的鲁肃，正是这样令人景仰。后来孙权对陆逊谈到他对周瑜、鲁肃、吕蒙三个人的评价，称鲁肃初次“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赤壁之战前鲁肃独言不可迎曹，“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来劝借荆州给刘备，“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孙权“忘其短而贵其长”，常将鲁肃比方为东汉初年的大功臣邓禹，可见倚重之深。直到称帝时，孙权还特别对公卿们提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接替鲁肃出任东吴西部战线主帅的是吕蒙。吕蒙（178—219）

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与周瑜、鲁肃出身世族富家，自幼博学多识不同，他出身贫贱，粗野无文，十几岁便跟随姐夫邓当投到孙策麾下参与征战。那时他就有“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孙策“奇之，引置左右”，邓当死后即任他为别部司马。

孙权统事后，“从讨丹阳，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建安十三年（208）跟随孙权西征黄祖，黄祖令都督陈就率领水军堵截，吕蒙作先锋奋勇争先，“亲枭就首”，大呼猛进，夺得首功。孙权论功行赏，擢升吕蒙为横野中郎将。实践中屡建军功，孙权倍加关爱，对他和蒋钦说“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推辞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就用自己“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开益”，以及“（汉）光武（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老而好学”作例子，苦口婆心地指导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吕蒙听进去了，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位儒将。

鲁肃代周瑜前往陆口就任的时候，途经吕蒙驻地，“意尚轻蒙”。吕蒙问鲁肃“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鲁肃竟说“临时施宜”。吕蒙认为“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当即替鲁肃谋画了“五策”。鲁肃大为惊奇，“越席就之”，拊其背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日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特地拜见了吕蒙母亲，然后“结友而别”。后来孙权对陆逊评说吕蒙，还作出了“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高下之分。

从用兵打仗看，孙权所说确有依据。赤壁之战中，吕蒙协助周瑜、程普“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战功卓著。其后双方争夺南郡，周瑜派甘宁“前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曹仁分兵围攻夷陵，甘宁“困急”而求救。周瑜兵力不足，不少将领都反对分兵救援，吕蒙却建议留下凌统留守大营，保其“能十日守”，自己则随周瑜“解围释急”。又出险道设伏计，周瑜全部采纳了。结果取得了“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的完胜，因功擢升为偏将军。建安十六年（211）跟随孙权到东线抗御曹操，孙权打算在濡须口（今江苏无为）夹水设坞，不少将领都说“上岸击贼，洗脚入船，何用坞为”，只有吕蒙支持。他分析道：“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孙权称“善”，遂得“备御甚精”。十八年（213）曹操率军来攻，相距月余不能下，只好退去。曹操委任朱光为庐江太守，在皖城（今安徽潜山）大开稻田，并且派间谍到鄱阳（今江西波阳）招诱内应。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于是有十九年（214）孙权亲征皖城之战。孙权问攻城方法，好多人主张作土山，吕蒙认为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援必至，不可图也”，必须“四面并攻”，速战速决。孙权依计攻皖，甘宁督攻在前，吕蒙精锐继之，拂晓发动进攻，食时即已破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生俘朱光及其参军董和，虏还部众达三万多人。曹操大将张辽引军来援时，半道得知皖城已失，只好退转去。在鲁肃逝世后，东吴将领不乏优秀者可以继任，但唯有吕蒙最能让孙权放心。

吕蒙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战略关注与周瑜接近，主要着眼于有利东吴的现实军事利益，而不像鲁肃那样，更加重视相对长远、相对全面的大局把握。鲁肃主持西线军务时，他就密陈过意见，认为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应当“于（东吴）强壮时图之”。孙权曾打算北取徐州，他认为不妥，“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因而他一继鲁肃担任汉昌太守，主持西线军务，便着手实施“取羽”计划。他深知关羽勇武骄矜，不宜力攻，便决定纵其骄气，伺其疏漏，准备智取。第一步，初到陆口时，表面上做出比鲁肃还鲁肃的友好姿态，“倍修恩厚”，麻痹关羽。第二步，关羽北上樊城与曹魏作战，“留兵将备公安、南郡”，他看穿了关羽是对自己不放心，害怕自己趁机进攻公安、南郡，便“以治疾为名”返回建业（今江苏南京），以进一步诱惑关羽放松军备。第三步，把兵不厌诈进行到底，在建业放出“病笃”的假消息，暗地里却向孙权建议，由当时尚不知名的陆逊代理他的职务，让关羽误以为吴中已无人可派。关羽果然上当，把留守兵力抽调樊城，造成了后方空虚。第四步，趁关羽在樊城获胜，一面让陆逊出面祝贺关羽，一面由自己潜至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率领精兵藏在大船中，摇橹的士兵全都穿着白色的商人服装，“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完成所谓“白衣渡江”。公安守将傅士仁、南郡守将糜芳望风投降，关羽还一无所闻。

第五步，入城后严明军纪，对关羽及其将士家属皆予抚慰，秋毫无犯。并让将士家属们给从征的亲人传信，让他们知道“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从而导致了“羽吏士无斗心”。终于俘获关羽父子，“荆州遂定”，实现了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垂三十年全取荆州的心愿。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全面彰显仁义之师，在整个三国历史时期别无二致。至此，三国鼎立格局也才最终确立，时在公元219年。

吕蒙居功至伟，孙权拜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他原本真正有病，带病完取荆州后，封爵仪式尚未举行，就一病不起了。孙权把他迎接到公安，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治疗抢救，甚至于悬赏千金，招募“能愈蒙疾者”。孙权每天都隔着壁缝观察病情，见他稍能下食就高兴，顾左右言笑，病势稍一加重就忧闷，夜不能寐。一度有所好转，群臣交相庆贺。但终于不治，“年四十，遂卒于内殿”。临终前，吕蒙遗嘱把“所得金宝诸赐”全部上交府藏，没有留给三个儿子，丧事也是务求简约，表现出了上下五千年罕有能及的道德风范。陈寿评论他“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矣”，说得过于简略。

吕蒙早已推荐陆逊接替自己。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本名议，后称逊。他出身在江东一个世族大家。21岁时，被孙权召入幕府，历行东、西曹令史（相当于今秘书），出为海昌（今浙江余杭东南）屯田都尉，代理县令。那里土地贫瘠，又遇连年干旱，他开仓赈济贫民，劝督农桑，被县民称为“神君”（见《世说新语》引《吴书》）。当时会稽一带山越人暴动，陆逊召兵讨平，“所向皆服”，收集部曲两千余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地区的“贼帅”尤突作乱，他又去讨平。两次军事行动，初露军事才能，升任定威校尉。孙权把孙策女儿许配给他，从此他有了“国戚”身份，成为孙权心腹之一。他建议剿抚并用，收服山越人，“取其精锐”以利“图远”。孙权纳其策，用为帐下右部督。陆逊讨伐丹阳郡“贼帅”费栈，以少胜多，一战而建功，俘获的山越人“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还驻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举报他“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面见孙权，却称淳于式为“佳吏”。孙权说，人家告你状，你去称赞他，为什么？陆逊说淳于式之所以告我，是“意欲养民”，出发点是好的；我若挟私报复，就会扰乱圣听。孙权赞赏他“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更加信任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为麻痹关羽，称病回到了建业。陆逊往见吕蒙，畅述己见：“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擒）制。下见至尊，宜为好计。”吕蒙正需要一个心气相通、见识一致的人出面代己，便向孙权推荐道：“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孙权原本就信任陆逊，如今又得吕蒙厚荐，当然是深信不疑，立即召见陆逊，拜为偏将军、右部督，让他到陆口代替吕蒙主持西线的军务。陆逊果然不负重托，“外自韬隐”做得来天衣无缝，让关羽读过他的卑辞颂扬书信之后，判定这个“书生疏迟”，小菜一碟，于是“意大定，无复所嫌”。关羽一调走留守部队，陆逊当即又“内察形便”，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取羽”良机，向孙权“陈其可禽（擒）之要”。于是才有了吕蒙“白衣渡江”，陆逊与其同为前部，连克公安、南郡。陆逊领军乘胜前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关羽军无斗志，不敢南下收复失地，只好向西逃跑。十一月逃至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被吴军包围，被迫竖起假降之旗。关羽带领十余骑突围，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所部土崩瓦解。陆逊挥师西进，一直打到秭归（今属湖北），斩获招纳夷、汉兵将“凡数万计”。第一次出任将帅，便取得了周瑜、鲁肃未能完成的全占荆州大胜，陆逊升任为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封娄侯。

两年后爆发吴、蜀夷陵之战，陆逊受命任大都督，假节，率五万人抗御刘备。刘备十万大军压境，势不可当，陆逊采取了敌进我退的办法，主动让出不利于作战的三峡地带。公元222年正月，蜀军连营数百里，前锋推进到夷陵，多次平地挑战，山谷设伏，陆逊都不中套应战。随军将领多是孙策旧将，或为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案剑宣布：面对强敌“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得犯矣！”

显示驭军有方，当威必威。又上疏孙权，说明夷陵为“国之关限”，必能保全；刘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这一次看似强大，实“不足为虑”，恳请孙权“不以为念”。双方相持了半年之久，陆逊看准蜀军已“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方才果断地决定敌疲我打，以火攻破敌，速战速决。当年六月实施火攻，烧毁蜀军四十余营，斩蜀将张南、冯习及五溪蛮首领沙摩柯，降蜀将杜路、刘宁，蜀军死者数万，连刘备本人也差点儿当了俘虏。这一仗打得比赤壁之战还要漂亮，作为中国历代战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之一，陆逊的名字与之一起镌刻于青史。

夷陵之战大奏凯歌后，孙权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为江陵侯，位秩之高已经超过先前周瑜、鲁肃、吕蒙。那一年他39岁，当时应该算人到中年，而不是《三国演义》所谓“孺子”。

人到中年而重任在肩，陆逊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破裂了的孙、刘联盟，以有利于北抗曹魏。刘备逃到永安住下来，东吴宿将重臣徐盛、潘璋、宋谦等人交章上表，“竞言备必可禽（擒），乞复攻之”。孙权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和朱然、骆统一致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力主放刘备一马，把进至巫峡的吴军撤回来。曹丕果然于222年九月三路南征，如果吴军未及时终止对蜀战事，撤回西进军队，势必三方受敌，难以收拾。

得知曹丕南下，不甘惨败的刘备迅即致书陆逊：“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陆逊回书答道：“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一信打消了刘备趁火打劫的妄想。

第二年四月刘备死后，刘禅即位，诸葛亮秉政，重新实行“与权连和”的老方针。举凡时事所宜，孙权都委托陆逊直接与诸葛亮沟通；还特别刻了一枚孙权印章放在陆逊那里，每次给刘禅、诸葛亮写信，都先送陆逊斟酌“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这一切表明，陆逊走上三国历史主剧场的年岁虽然较周、鲁、吕为晚，但他却后来居上，兼有三人之长，而少三人之短，是三国中、后期一位眼光、魄力、才干、功业、修养决不亚于蜀汉诸葛亮，甚或有所过之的卓越战略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陆逊坐镇荆州20余年，西联蜀，北抗魏，成就了孙、刘联盟的最佳时期，吴、蜀之间再也没有兵戎相见。而北向用兵，他还有两次出色表现。一次在孙吴黄武七年（228），魏国大司马曹休率领十万大军入皖，陆逊任吴军大都督迎战。陆逊自为中路，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在夹石（今安徽怀宁、桐城间）大破魏军，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凯旋班师途经武昌时，孙权诏令用御盖以覆陆逊，荣耀莫比。第二年，又拜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尊显莫比。另一次在孙吴嘉禾三年（234），孙权大举三路伐魏，他自率主力担任中路围合肥，孙韶、张承为东路略广陵，陆逊、诸葛瑾为西路攻襄阳。魏明帝曹叡亲自遣军迎敌，魏军大出，吴军中、东路不敌而退。只有西路独进，有被魏军包围的危险，诸葛瑾相当紧张。陆逊却镇定自若，一边派士兵去种萝卜和大豆，一边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令魏军不辨虚实，不敢贸然围攻。

他让诸葛瑾秘密地准备好了舟船，自己又率军佯攻襄阳，“敌素惮逊，遽还赴城”，他才不慌不忙地整理部伍，登船而去，敌军也不敢出城来追赶。回军的路上，还顺便攻击了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等处的魏军，“斩首获生凡千余人”。有勇有谋，超越众人之上。曹魏方面慑于陆逊的声威，再不敢大举入侵荆州，荆州赖以相对安定。

陆逊虽然常年领军驻节在外，但他总不忘保国安民，对吴国政事也很关心。称帝以后的孙权逐渐热衷峻法严刑，他逆鳞上疏批评：“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他主张效法汉初刘邦，轻法便民，用黄老无为之术治理国家，与民休养生息。他强调“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建议孙权“兴利改作”，轻徭薄赋，“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他身为将帅，还认为好战有害，“治乱讨逆”固然“须兵为威”，更当注重“农桑衣食，民之本业”，宜于尽量少动干戈。对孙权劳师动众，征夷州，图辽东，他都明确表示不赞成，指其违悖“当须民力，以济时务”。对孙权在朝廷内实行特务统治，重用吕壹之类的奸佞，任其诬害忠良，他也忧心如焚。这些言和行，不但周瑜、鲁肃、吕蒙未曾有，而且方之蜀汉诸葛亮，乃至前前后后历代称美的治世良臣，也是了不起的。其中不少的仁政建议，孙权采纳了，推动了吴国相较于魏、蜀两国，一段时期内相对宽仁。如王夫之所说：“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苟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见《读通鉴论》卷十）所以赤乌七年（244），孙权让陆逊代顾雍为相，下诏奖谕他为“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然而，有些意见也得罪了这位独裁帝王，龙颜一变就是另一种遭际。由于孙权在太子问题上不讲礼法，陆逊三番四次上疏建言“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孙权竟然翻脸不认人，“累遣中使责让逊”。公忠体国而横遭“责让”，陆逊为相还不足一年，就“愤恚致卒”了。时年63岁，“家无余财”，足见清正。

这样一位卓越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在生时尊荣超过周瑜、鲁肃、吕蒙，临死时却比周瑜、鲁肃、吕蒙凄凉，十足以宣示后人，封建专制皇权桎梏下的杰出人才是难以维护独立人格，让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的，甚至生存权利也是握在独裁帝王手里的。陈寿撰述《三国志》，三国前期、中期、后期的帝王、将相、人杰、奇才多矣，除三曹（曹操、曹丕、曹叡）、三刘（刘焉、刘备、刘禅）、一孙（孙权）单列纪传而外，只给诸葛亮和陆逊两人单独立传，并且只称陆逊一人为“社稷之臣”，可见何等仰慕他的瑰伟人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才、能、绩综合评估当称三国第一人的人，也逃不出封建专制皇权扼杀的命运，千古之下，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自陆逊屈辱而死之后，曾经坐断东南、睥睨曹刘的孙吴集团，尽管也出过陆逊之子陆抗那样的杰出儒将，但已是江河日下，再也没有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那种时之俊杰、国之栋梁的人才接力，再也避免不了国运之衰微的必然归宿。相比较而言，吴国还是稍好一些的，所以最后亡国。魏国的三曹一代不如一代，曹氏旗号下的文臣武将也是这样，所以终究易帜司马氏。蜀汉诸葛亮之后，只有一个降将姜维算得上一流人才，其余的人纵不昏暗、贪残，也是二流、三流，所以最先亡国。有人说，三国归根结底是“人谋”竞争，窃谓“人谋”出自人才，因而归根结底，当是人才竞争。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大英才身上，特别是陆逊身上，引出的史鉴难道仅止于当时国家的兴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