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蝉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但在史籍上无踪可觅，形象全然出自文艺作品虚构。三国时期确如其人的美女不少，置身男权中心社会的天罗地网之间，尤其在那种乱世动荡当中，鲜能逃避尤物、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但她们又好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图：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人因图而显，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凌驾于历代其他美女之上，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为春秋时期越国苧萝（今浙江诸暨南）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绝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以及《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杨贵妃小名玉环，道号太真，盛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新、旧《唐书》都记载于《后妃传》，连生年719年、卒年756年皆可按索。唯独貂蝉不一样，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在当下中国，有人鼓吹她是陕北米脂人，指认为“米脂婆姨”的祖宗，不知作过什么DNA的鉴定。很可能，同前些年有人“考证”出了武大郎、潘金莲确有其人其迹一样，出自于发展旅游经济的所谓创新思维吧。

貂蝉其实是一个文艺作品虚构成型的美女形象。从唐代广泛流传三国故事，到宋代平话艺人喜欢说“三分”，再到元代盛行三国戏，民间述闻和文艺加工越来越丰富多彩。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行《全相三国志平话》，亘古第一次出现了貂蝉。《平话》里的貂蝉姓任，原是吕布妻子，夫妻失散多年。她流落到王允府中，在后花园焚香祈祷早日归乡，夫妻团聚时，偶被王允撞见。王允给貂蝉不少金珠绸缎，许诺让她与吕布相见，却又把她送给董卓。两天后吕布入见董卓，见到貂蝉，才知道董卓新妇竟是自己发妻，于是乘董卓醉卧如泥，一剑刺死了这个夺妻老贼。其后的元杂剧又有出《连环计》，貂蝉为忻州（今山西省忻县）木耳村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入宫中作宫女，掌貂蝉冠，因而叫做貂蝉。灵帝将貂蝉赐给大将丁原，丁原又将她赐给义子吕布，结为夫妻。黄巾乱起，二人阵间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董卓专权以后，蔡邕向王允进献连环计，王允就借助貂蝉成就连环计，离间了董卓与吕布，并假借银台禅让诛杀董卓。明眼人不难看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前半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正是在《平话》和元杂剧相关故事的基础上调整人物身份和关系，增加情节波澜和细节，再创作而成的。其间的貂蝉，已变成了自幼选入王允府中的绝色歌伎，并且深明大义，为报王允多年视同亲女的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而楔入董卓、吕布之间，从而力助王允成就了连环计。这以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有交代。但接下来的第二十回，只提及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的后来命运如何，就付之阙如了。

罗贯中付之阙如，不是缘于疏漏，而是因为《三国志》一些文字令他为难。《吕布传》正文中记叙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侍婢”是不是貂蝉，私通前后的因果存亡，都呈现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缺。《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两次涉及吕布“妻”，而这个“妻”替他生的女儿要与袁术之子政治联姻，年龄起码有十三四岁了，“妻”则起码三十岁了，也与貂蝉合不上。而在《关羽传》里，裴注还引《蜀记》写道：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魏氏春秋》所说见《明帝纪》裴注，称秦妻姓杜，归从曹操后产遗腹子秦朗，曹操“甚爱之”，对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明帝年间，秦朗官至骁骑将军，十分受宠信。这两段裴注可谓了得，事实依据于《蜀记》，又有《魏氏春秋》佐证，毋庸随意质疑。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定然是个绝色美女，轻易不求人的关羽才会“屡启于公”，“乞娶为妻”。曹操由于关羽的一反常态，“疑其有异色”，利用权势，抢先一步，派人把秦宜禄之妻“迎”来“看”了，立即“自留之”，全不顾关羽会作何反应。关羽果然“心不自安”，后来复归刘备，未尝与此无关。这场夺美戏，倘若只涉及曹操，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自然可以纵情发挥。就像《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下半回“曹孟德败师淯水”，对曹操在宛城占有降将张绣的叔父张济之妻，连日“取乐，不想归期”，导致张绣举兵造反，火烧曹营，曹操只好狼狈逃窜，长子曹昂、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全都为之送命那样，至少要写上一回半回。然而，偏巧还涉及关羽，并且关羽是最先的意图占有者，如果写了，势必污损到关羽的光辉形象。宋、元那些说“三分”艺人却不管这些，硬说秦妻就是貂蝉；元杂剧更有一出《关羽月下斩貂蝉》，表现关羽被人夺爱，怒火冲天，干脆来了个大家占不成。罗贯中既要尊刘抑曹，特别是要美化关羽，就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去碰这个敏感话题。所以，艺术虚构出来的美女貂蝉，最终的结局连小说都无从稽考，更难强求与史籍记载对号入座了。

尽管如此，这一个貂蝉竟然鲜活起来，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不但在小说里面光彩照人，而且在世人心中惊鸿时见。

这，究竟为什么？从艺术美学看，当然可以借典型形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通行理论加以诠释。但在自古及今不乏人众的貂蝉拥趸群里，起作用的决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对美女魅力的认同。在貂蝉以前，西施那样一个浣纱女，其所以能一个美女俨然胜过十万雄兵，凭的就是她那种沉鱼落雁之姿，迷住了吴王夫差，直令夫差神迷意乱地放了宿敌越王勾践一马，从而给了后者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重振旗鼓，反而灭掉吴国的绝妙转机。王昭君同样来自民间，香溪河水成就了她的天生丽质，但“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及至汉元帝刘奭将她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之际，才发现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惊”失悔，“意欲留之”，已办不到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在貂蝉以后，“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李隆基，其所以要不择手段地公开乱伦，从儿子寿王身边夺过杨玉环，将其封为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也是缘于杨贵妃的绝色美艳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见白居易《长恨歌》）。至于貂蝉，王允决计用她离间董卓和吕布，看中的就是董、吕“二人皆好色之徒”，而貂蝉那种闭月羞花之貌，正好让两个“好色之徒”坠入连环计。果不其然，吕布一见到貂蝉“艳妆而出”，就“惊问何人”；董卓一目睹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好花风袅一枝新”，就赞誉为“真神仙中人也”，纳为侍妾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的美的魅力，十足以与其先之西施、王昭君，其后之杨贵妃联翩颉颃，再加上《三国演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谁还会管她似有还无？

不过，美的魅力也者，是我用的现代语词。在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文物考证可以确定的夏、商、周三代以降，整个社会无论怎样聚合分崩，改朝换代，都布满了男权中心的天罗地网。尤其是西汉年间“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将一切话语权都集中到男人手里，除了个别因缘时会的权势女人确曾“偶尔露峥嵘”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女人，包括那些侥幸留影史籍的才女、烈女在内，实际上全是男人眼中之物。其间的美女，较之其他众多的寻常女人，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叫“尤物”。“尤物”

一词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本义是泛指各式各样特出的人物，但随着男权中心社会日益坚如磐石，这种泛指性就愈来愈模糊，终至衍化成专指绝色的美女。这样的专指本身就有中国特色，历来又重在“食、色，性也”所包含的女色，更是特色再加特色。“绝色”一词，说穿了就是绝品女色，足以达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的“移人”之效。在中国古代，品评女色的话语权与享受女色的专利权一而二，二而一，全由男人掌握，权力越大的男人，品评、享受女色的机会越多。那年月虽然不讲“三围”，不说“性感”，不搞“人造”，而是追逐天然生成的容貌、身姿、肤色美轮美奂，但已细化到了眉、眼、鼻、口、唇、齿、颈、腰、指、脚乃至头发、声音无一不求妙曼的超常境地，美女的入围门坎相当之高，决然不像当下中国只要不似歪瓜裂枣，模样、身段基本周正，一概廉价称为美女的泛美女化，绝品美色自然可遇而不可求。唯其如此，一旦遇到了绝品美色，有权的男人多会勃发好色本性，非欲猎取到手不可，不怕争得头破血流，董卓、吕布争夺貂蝉即沿此例。王允也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用尤物貂蝉充当连结董、吕两环的扣，得以顺利施行连环计。《三国演义》硬给貂蝉奉上关心“国家大事”，宁可“万死不辞”的政治觉悟，未免太假正经了。

既做了尤物，貂蝉就逃避不了兼而充当男人们的猎物、礼物、私物，乃至于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在王允那里，她偶然成为一件政治猎物，身居“三公”高位的司徒王允不惜屈尊“叩头便拜”，赶紧把她猎取到手，作为政治礼物的备份。第一步，将这份政治礼物，贴上王允“小女”的名牌商标，包装起来送给好色之徒吕布。吕布一见就浑身发热，急欲收为房中私物，被套上了连环扣。第二步，王允又捧着同一政治礼物，向另一个好色之徒董卓施展性贿赂，董卓立即笑纳貂蝉为房中私物，也被套上了连环扣。就这么两步，这一个尤物就凭借着天生绝色，成为了王允连环计中不可多得的政治替物。一扣连两环，于是进入第三步，董卓和吕布为了争夺这个尤物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竟至演出了凤仪亭闹剧。由此引出第四步，连环计的总设计师王允进一步联络吕布，与之结盟，由吕布亲手杀掉了董卓。吕布成了夺美战的胜利者，收貂蝉作妾，如愿以偿地将其变成了房中私物。而彼时彼际，王允再也用不着貂蝉，貂蝉无异于总设计师的政治弃物。几年后，吕布命丧白门楼，她又充当了吕布的战争弃物，要么在战乱中被杀死，或被乱军糟践而死，要么被曹操“载回许都”，由吕家私物变为曹家私物。

这诚然是仅就《三国演义》说的，不能与西施、王昭君、杨贵妃们划上等号，当作历史上确曾发生的真人真事。但在三国时期那种乱世动荡中，类似命运的绝色美女不乏其人，最突出者莫如甄后。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记载，甄后为汉末中山无极（今属河北正定）人，灵帝光和五年（182）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幼年时有人给她看相，说“此女贵，乃不可言”。从小聪慧，“不好戏弄”。“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天生的秀外慧中。成年后作了袁绍三子袁熙的妻子，献帝建安七年（202）袁熙出任幽州刺史，她留在冀州侍奉婆母。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曹丕先入袁府，见一“被发垢面”的年轻妇人正在袁绍之妻刘后身后“垂涕”，问是什么人，刘后答以“是熙妻”。曹丕当即“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发现甄氏“姿貌绝伦”，大为惊叹。曹丕一离开，刘后便出了一口大气：“不忧死矣！”果如所料，曹操一听说曹丕看中甄氏，马上“遂为迎娶”，曹丕对于甄氏也“有宠”。十分明显，甄氏十几岁成为袁熙之妻，二十四岁又作曹丕之妾，并不是由于秀外慧中，而是因为天生尤物的“姿貌绝伦”。曹丕业已问明她是袁熙的妻子，明知袁熙当时还没死，但她作为战争胜利者，原属失败者的人、财、物全都成了他的战利品，把甄氏猎为私家“宠”物也就顺理成章。

甄氏被曹丕猎为私家“宠”物以后，替曹丕生下了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的儿子曹叡，以及女儿安乡公主。无论曹丕对她怎么样宠爱，她都始终小心谨慎，按照封建皇权道德，多次劝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曹丕的众多妾媵当中有个任氏，由于“性狷急，不婉顺”得罪了他，决意遣出。甄氏主动劝谕道：“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曹丕“不听”，“遂出”任氏。这件事表明，即便在受“宠”期间，甄氏也只是曹丕的众多私家“宠”物之一，说话没有多少分量。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丕即魏王位，没有将甄氏封为王后；六月南征，又把甄氏留在了邺城。《三国志》及《魏略》、《魏书》都回避了个中原因，如今据年算一算，当时甄氏38岁了，在曹丕眼里已近人老珠黄了，失去“宠”爱固属必然。这决不是我妄加揣测，她的本传里，后续记载便是明证。魏黄初元年（220）十月，也就是曹丕南征四个月后，魏代汉兴，曹丕“践阼”称帝。曹丕称帝后，原汉献帝、现山阳公刘协立即“奉二女以嫔于魏”，献上了一份政治厚礼；加之“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氏就“愈失意”。先前那样婉顺的甄氏，“愈失意”后不免“有怨言”。怨言传到曹丕耳朵里，“帝大怒，二年（221）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这一个天生尤物，在曹丕身边匆匆走过17年的人生历程，由战争猎物而私家宠物，而男权弃物，死年只不过39岁。生前并没有当成王后、皇后，身后才母以子贵，曹叡于太和元年（227）继曹丕皇位为明帝后，方才“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比一比貂蝉，甄后固然少了某种礼物、替物的遭际，荣华日子也稍长一些，但基本的命运轨迹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个显例是江东二乔。乔，《三国志》作“桥”。《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198）周瑜投奔孙策，受任建威中郎将。“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是个“长壮有姿貌”的美男子。孙策与他同年，也人称孙郎，“亦英达夙成”，两人十几岁“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周瑜随孙策“攻皖（今安徽潜江县），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两个结义兄弟的青春美男子，同娶两个同胞姐妹的国色美少女为妻，不唯在三国时期，抑且贯穿古今，都是一段等闲难求的儿女佳话。但一个“得”字，一个“纳”字，多少寄寓着一些春秋笔法。

裴注引《江表传》说，“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一个“戏”字更见蹊跷。引文两处提到的桥公，一般认为即是《武帝纪》里那位赏识青年曹操的“梁国（汉代梁国属豫州刺史部，地在今河南商丘南）桥玄”，建安七年（202）曹操曾“遣使以太牢祀”。从孙策的话里看，桥玄于灵帝光和年间（178—184）病逝以后，他的两个女儿就幼年失祜，“流离”在民间，当时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岁了。所谓“得”，其实是俘获，两个尤物都是他的战争猎物，猎物自然可以“纳”为房中私物，根本不需要征询二桥的意见（尽管果有征询，二桥多会愿意）。把这件专断独裁的事，当作一桩善事、美事而用“戏”言调侃式地说出来，凸显出了孙策那种军阀式的男权得意之概。尽管相关的史籍当中，再也觅不到二桥后来踪迹，但孙策、周瑜先后英年早逝，她俩都作了寡妇，是可以推定的。唐代诗人杜牧诗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纯属一种历史假设。但如果假设得以成立，二乔就成了曹操赤壁之战的战争猎物，真不知他将何以对待二乔，何以报答“桥公”？如今撇开假设，只说实事，连昔日太尉、一代名士桥玄的两个女儿在三国乱世中也遭到了“流离”之苦，其他美女的命运岂非殊难想见？

并未遭受流离之苦，并且身在贵胄显宦家族的美女，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刘备两次政治联姻的女性一方，从本质上说，无不属于政治礼物。前一次娶孙夫人，刘备已经是一个年届半百的老男人，孙权时年二十九岁，他的妹妹最多也不过二十岁（否则早嫁人了），但孙权要与刘备“固好”，她就不得不谨遵兄命去当政治礼物。当然也不能排除，她还要替孙权监视刘备，俨然一个卧底，一个间谍替物。《三国演义》给她取名孙尚香，《三国志》里却无名无传，只在《法正传》和《赵云传》里附带提到一笔。这个美女堪称奇女子和女强人，“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与刘备成亲后，“侍婢百余人，皆亲持刀侍主”，使“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这样当然得不到刘备真心接纳，引军入蜀时就把她留在了荆州，还留下赵云“特任掌内事”加以节制。孙权终于明白联姻之策泡汤了，于是“大遣舟船迎妹”；孙夫人临行还想再博一把，“将后主还吴”，结果赵云与张飞“勒兵截江”，夺回了阿斗，只放孙夫人回去。孙夫人回吴，对孙、刘双方都无异于政治弃物，结局可悲可叹。后一次娶穆皇后，这位刘瑁的遗孀同样也是政治礼物，由法正、吴壹等串通一气送给了刘备。法正又献地，又献人，因而成了刘备入蜀后第一政治红人。吴壹献出了妹妹，也获得了官居车骑将军显任的实惠。好在被献者终于成为穆皇后，结局远比孙夫人强。

与貂蝉相似，这些三国美女又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秦宜禄妻杜氏那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曹操好色成性，同在宛城占有张济之妻一样，耽溺于美色就敢于置任何大事———例如战事胜败，例如人才收罗———于不管不顾，简直堪称色胆包天；而且照出了关羽也有凡人色心，并不像《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任凭何等美色皆能坐怀不乱。曹操且不论，这样的关羽反而更近人情，更加还原生活本真。甄氏那一面镜子，主要照出了曹丕不仅具有乃父之风，好色成性，而且不惜始乱之，终弃之，在后一点上，甚至连吕布犹自不及。其次也还照出了曹操另外一个品行，亦即用人才不管道德伦常，好女色同样不管道德伦常，因而会招来孔融讽刺。只可惜孔融过分拘泥诗礼传家，几曾懂得封建政治家非唯曹操，就连后来的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也不避乱伦，夺占弟妇以为己妇。曹丕称帝后，君臣易位的刘协“奉二女以嫔于魏”，全不顾自己建安十七年（212）七月曾聘曹操“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亦即未满十二岁者暂时先在家里养着）”，曹丕实为己之舅老倌；

身为刘协舅老倌的曹丕，对刘协奉上两个外甥女也照单全收，加以“爱幸”，都说明了他们从来都是一路的货色，只讲四季发情，舅老倌占有外甥女尚且小意思，占有别人的妻子，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与他们相比，穆皇后那一面镜子所照出的法正、吴壹，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也不能以偏概全，将三国风流人物一概视为既好色、又乱伦之徒。关羽就与曹操明显区别开来。刘备喜怒不形于色，乌龟有肉藏在肚皮内，娶穆皇后毕竟政治考量超过了女色惑乱，也与曹操颇不一样。孙策、周瑜两个青春美男子，虽然靠“得”而分别“纳”了大桥、小桥，孙策还曾“戏”言调侃过，但也不能怀疑对那两个国色美少女确有真爱。面对着女色勾引，最能够守正不苟，保持男子汉道德尊严的当推赵云。《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写到，刘备平定江南四郡后，任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取代原任太守赵范。赵范的寡嫂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赵云拒绝道：“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坚决不肯答应。别的人又劝赵云收纳樊氏，赵云仍然坚持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未可测”，更何况“天下女不少”，终究没有那样作为。“范果逃走，云无纤介”。倘若换成了曹氏父子，或者吕布之流，百分百如同当今那些美女、金钱、财宝一样都不能少的滥官污吏一样，早就将樊氏笑纳怀中了。另如诸葛亮，也是道德高尚，不羡女色的。《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说，沔南名士黄承彦选婿，看中了诸葛亮，对诸葛亮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同意娶这个丑女，“即载送之”，终身没有另娶。这与曹操在《武文世王公传》里具姓的皇后、夫人、昭仪、姬媵多达13人，还不包括他的前妻丁夫人、刘夫人，以及逢场作戏临时“取乐”的那些女人相对照，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从功业看曹操，无疑是在诸葛亮之上，而从道德看曹操，则根本不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美女作为一种百代永在的特殊镜子，留真功能确是不容小觑的，今之视古一如后之视今。

位尊权重的男人肆意猎取美女，享受美女，并非只发生在三国前期那些闯荡乱世的军阀贵胄身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同样乐此不疲，放纵无忌。在蜀汉，都乡侯、车骑将军刘琰本为刘氏“宗姓”，一贯生活侈靡，纵情声色，荒淫无行。他的妻子胡氏“有美色”，建兴十二年（234）正月循例入宫拜贺太后，不料遇见了更加荒淫无行的后主刘禅，将其留在宫中，“经月乃出”。论宗亲班辈，刘琰与刘禅当是远房叔侄关系，胡氏当是刘禅婶子。但天生尤物“美色”可餐，哪管什么叔婶侄儿，猎取到手就留在宫中“取乐”，“乐”够味了方才放行。当然扯了一块遮羞布，说是“太后令特留”，借穆太后掩人耳目。刘琰明知胡氏“与后主有私”，不敢惹刘禅，气都出在胡氏身上。心想你再“有美色”，也只能作我一人房中私物，如今竟然给我戴绿帽子，天生尤物多的是，岂能再留你？于是命令兵卒殴打胡氏，甚至用鞋底打胡氏的脸，“而后弃遣”。胡氏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成了夫家弃物，就向皇帝“情夫”告状，于是“琰坐下狱”。奉诏审理的官员自然不好追究刘琰侮辱、体罚、弃遣当今皇上“情妇”的罪，以“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罪名处置他，居然作出了“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的荒唐结论，“琰竟弃市”。

这在中国以言代法的“法治”史上，其荒诞不经，或许堪称一个绝版。如今透过绝版看胡氏，她的尤物、私物、猎物、弃物特征历历在目；看刘琰，看刘禅，他俩形似“情敌”，实际是一丘之貉。

较之刘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孙权的孙子，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孙皓于元兴元年（264），由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拥立即皇帝位，时年23岁。当年八月，张布因拥立有功，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他的一个女儿也被孙皓纳为美人，“有宠”。但“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和张布尤其“窃悔之”。有人密告给孙皓，当年十一月孙皓便“诛兴、布”。杀了张布后，竟问张美人：“汝父所在？”张答：“贼以（已）杀之。”孙皓当即“大怒”，“棒杀”了张美人。待怒气稍平，“好酒色”的孙皓又“思其颜色”，指派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还问左右说：“布复有女否？”左右告诉他，张布的大女嫁给了故卫尉冯朝的儿子冯纯。孙皓一听，立即派人“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房宴”之不足，进而又令宫廷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令宫娥彩女佩戴这些黄金饰品“以相扑”，为其“房宴”取乐助兴。相扑碰撞，往往导致黄金饰品“朝成夕败，辄出更作”，一些工匠便寻机偷盗，造成府藏为之空。

张夫人死后，孙皓将她“葬于苑中”，并且“大作冢”，命令工匠“刻柏作木人”，放到冢里“以为兵卫”，陪葬的金银珍玩更“不可称计”。孙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致使国人谣传他已经死了，以孙皓的名义复出的人并非他本人，而是“颜状似皓”的舅子何都。这在中国历代帝王的耽溺女色荒淫史上，恐怕称得上“天王”级的旷世绝版，唐代李隆基之于杨玉环简直可谓望尘莫及。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特引《江表传》详加记载，才让后人知道世间真有这等之人，这等之事。

陈寿撰述《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写了一段序文，值得后人注意。首先他引《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其次他以“二妃嫔妫，虞道克隆”和“任、姒配姬，周室用熙”作对照，提出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就在于能否做到“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然后才大发感慨：“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这些话，基本意思相当剀切，“男女正”，男女要和谐确是千古不可移易的，关乎“废兴存亡”的“天地之大义”，“唯色是崇，不本淑懿”确会导致“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自古及今，“有国有家者”均应当“永鉴”。但他并没有看出，天地间的男女关系既有生物性的一面，更有社会性的一面，决非单纯是《周易》讲的乾坤组合，自三代以降，男女之间就从没有平等过，从没有和谐过。

“男女正”的说教，基本的信众主要存在民间，存在也不纯粹；

至于那些掌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权力的治民者们，除了其中一部分确能道德自律以外，相当多人就从没有相信过。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无论是王允那样的正人君子，还是董卓、吕布、曹操、曹丕、刘禅、孙皓之类的权贵豪强，乃至历代伪道学们，心目中的女人无非是以“色”分级的灵肉之物，其中的绝色美女无非是品级最高，标名尤物罢了。尤物也是物，同其他女人一样，无不可以“肆意侈欲”，随应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而用之如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越是尤物越可能命运不堪。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即是这一社会历史定势的凄艳概括，“乱世”、“末世”中如此，“治世”、“盛世”中也好不了多少，充其量程度、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甚至于直至当今中国，不少男人仍然照不得三国美女那些镜子，否则丑恶嘴脸就会暴露无遗。有一句广告语“美食和美女，让味觉和视觉都放松”，就颇值得人们思索。

事实上，以美女为节点的女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半岛南部的阿开亚人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洛亚人，就曾为争夺斯巴达美女海伦，打了一场历时10年的部落战争，希腊人最终整个毁灭了特洛亚城。人类进入21世纪，文明程度总体上高得多了，但在非洲一些国家、地区和部落，女孩子仍然必须经受“割礼”，国王者流仍然可以每年“选妃”。即便文明领先的国家，女人有权当女王、总统、首相、总理、国务卿、CEO了，平民家庭出身的英国黛安娜王妃可以与查尔斯王储分庭抗礼，追求个人爱情自由，挑战世袭王权、男权了，曾被誉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世纪的蒙娜丽莎”，现年79岁的前意大利著名女星吉娜·洛罗布里吉达，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小她34岁的西班亚房产商贾维尔·里高·里福尔斯结为伉俪了，仍然只是表明女性命运改善了，地位提高了，而决不是什么“男女都一样”。美国《财富》杂志评选2006年度全世界最有权力的31名风云人物，女人只有2人，一人为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另一人为与其丈夫比尔·盖茨并列的盖茨基金创办人之一梅琳达·盖茨，男女比例的过分悬殊即为一个铁证。

风行全球的“选美”活动五花八门，表面上仿佛是崇尚女性美，实际上骨子里都是男人在变相猎艳，满足意淫，而不是女人在主动比美。通常多由男人“选”出来的“美”，无论封“后”称“姐”，事后总有不少的美女沦为富豪巨贾、政要名流甚至黑帮头子的新妇、二奶或者小蜜，就证明了诸多“选美”在现代文明包装下的男权购“物”实质。前不久，据英国媒体披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剧院附近的公厕里，安装了一批外形酷似女人性感嘴唇的小便池，池内竟然还有一排雪白的牙齿和一条鲜红的舌头。制造商纽合德，以及设计“女人嘴唇小便池”的专家们，究竟将女性当作什么，难道还需要作分析吗？而所有这些，较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不乏后继之人，甚或后来居上，以及明娼、暗娼、“红灯区”广泛存在，国际间的贩卖性奴隶事件时有所闻，又都成了小焉者也。固然不容许以一当十，以偏概全，但只要不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能说，女性人格已经普遍得到充分尊重了呢？借全球“他山之石”，攻当今中国之“玉”，未尝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