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父子成为曹魏政权掘墓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历史仿佛在开玩笑。扫却玩笑的迷雾，看一看司马懿那一颗难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马昭那一颗路人皆知之心，对于后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种“黄天”代替“苍天”，无关乎宿命。

汉语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于三国后期，事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这个时年20岁的傀儡皇帝眼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面见，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其背景在于，嘉平六年（250）时任大将军司马师擅权废齐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时年14岁的曹髦继位，改元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其兄一样专擅军政大权，儿皇帝曹髦无非一个摆设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马昭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势尊显已可与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拟，业已成年的曹髦于心不甘，意欲有所作为。王经劝阻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势必“祸殆不测”，因而“宜见重详”。曹髦不听，决计起事。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于是乎，由中护军贾充、太子舍人成济出面，将曹髦杀于南阙之下。随即另立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那就是曹魏政权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禅让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了。

正如王经对曹髦所说，司马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马懿。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任尚书右丞，曾举荐曹操担任北部尉。曹操称魏王不久，特将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欢饮。席间曹操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率尔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对司马防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铭感之情，尽在如实对答和开怀大笑之中。有这层特殊关系，司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马朗（懿之兄）、侄司马芝（懿之堂兄）都先后投靠曹操，并得到重用。《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就“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当世名士杨俊、崔琰誉为“非常之器”。陈寿为晋臣，撰《三国志》不敢犯讳给司马懿及子、孙立传，但在《崔琰传》里，也提到崔琰曾对司马朗说：“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过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后，时年30岁了才被辟为相府文学掾。在曹操身边，他得到迅速提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见《晋书·宣帝纪》）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相府庶务，都属贴身秘书性的亲重职务。

然而在曹操时期，或许智囊团的杰出之士太多了，司马懿虽然时有建言，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非常”之处。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个掌管太子宫禁侍卫的重要职务，从此让他成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为陈群、吴质、朱铄），仕途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任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总理办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几步台阶。

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术语）快车道。曹丕当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那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权要职务，相当于后来历代的监军加今之中央特派员，让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监督领军将帅的重要权力。司马懿及时抓住邀宠效忠良机，凭新任要职联络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劝进，仅止过了17天，曹丕便接受汉朝末代皇帝刘协的“禅让”请求，实现父亲曹操的遗志，成为魏国开国皇帝。这样的翼戴之功，使他进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跻身成为当朝心腹重臣之一。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东吴，即任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其统摄后方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到外地出巡，也让司马懿留守坐镇，俨然依为股肱。黄初七年（226）五月，时年40岁的魏文帝曹丕“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这四个临终顾命的辅政大臣，两人为曹氏宗亲，两人为当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员，都有最高军职大将军头衔，共同组成了曹丕身后的最高权力核心。时年48岁的司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当于今县处级官员的相府文学掾起步，登上了相当于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官场巅峰，都仰赖曹家父子，特别是曹丕的眷顾栽培。曹丕无论如何料不到，这四个辅政大臣，唯有司马懿会对曹氏的皇权基业由辅到削。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决然不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顾命重任以后，为保曹魏天下，还是尽心竭力的。与此前相比，正是以辅政作为起点，他的建功立业进入辉煌时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职务统领禁军，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阳解围。当时吴将诸葛恪领军围攻襄阳，司马懿大军到达，业已退走。曹叡改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坐镇宛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南），都督荆、豫二州军事，主持魏国南部战区的对吴作战。这是司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宛城四年，虽然魏、吴两方只在淮南地区打过一仗，襄樊一线再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从为政股肱到卫国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转换。有了统兵作战的历练和资本，对他后来呼风唤雨的腾挪施为，构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此他手里握有“枪杆子”，在那个乱世中，“枪”可以指挥“政”。没有这里的“枪”作底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父子权倾朝野，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

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魏，实际上割据一方，传到公孙渊已历三代。公孙渊昏庸暴戾，野心膨胀，曾遣使表示拥护东吴孙权，又将东吴的使臣杀掉，财宝尽吞，在魏、吴间反复无常。到景初元年（237），公孙渊自称燕王，出兵封锁了与魏连结的边境地带。次年（238）春正月，曹叡诏令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帅众讨辽东，行前问询：“度（估计）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司马懿说：“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此为成禽耳。”又问：“然则三者何出？”又答：“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悬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曹叡问他“往还几日”，他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运筹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实际的战事果然大体上如其分析。

当年春天从洛阳出兵，六月进入辽东境，三战三捷，即将公孙渊围困在襄平。不料意外地遭遇大雨连绵三十日，辽水暴涨，军心动摇，部将中有人要求撤围迁营，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见好就收，退兵回中原。司马懿一改对诸葛亮的用兵态度，坚持速战取胜，雨停后立即强攻襄平。时至八月，襄平城辽军粮尽，公孙渊窘急乞降，他拒绝了。公孙渊只好弃城逃跑，被追兵斩于城郊。城既破，司马懿下令屠城，“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斩之”，“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辽东悉平。这一仗，打出了司马懿另外的品性侧面：深谋远虑，审度明智，坚执果毅，凶狠残忍。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九岁的养子曹芳成为继位人。当时司马懿刚从辽东回师河内，时年36岁的曹叡派遣宦官紧急召见，一进入卧内就执其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曹）爽辅太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请注意，对比刘备的永安托孤，是曹叡真正信任司马懿呢，还是刘备真正信任诸葛亮，二者差异立见黑白）又把同为养子的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入卧内，让司马懿认清二人的面目，并且特别指着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以示亲昵。司马懿当场表态：“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意思很明确，当年先帝曹丕将你托孤给老臣，老臣如何不负重托，尽心竭力效忠于你，你都是看到了的，陛下你就放心吧。彼时彼际，不但曹叡料不到，而且司马懿也真不是心口不一，同样料不到两次托孤之后，对他本人和曹魏政权，会演生出大不一样的后果。

齐王曹芳即位后，改元为正始，晋封司马懿为太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与同受顾命重托的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出身宗亲，靠血缘高贵而致显位，但才识平庸，颇有纨绔子弟习气。作为子侄辈，辅政之初对司马懿还能够“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不久，两人分别为帮派领袖，就展开了权力之事。少壮派曹爽仗恃皇室权威，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聚到身边，形成了一个“皇室帮”。这些人多为曹氏皇室宗亲、姻亲和功臣后裔，或是庶族出身的新进显贵，在思想政治上崇尚黄老、刑名之术，轻视儒学礼法。而元老派司马懿则是军政权要，主管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早就是他的死党，出身豪门士族的元老重臣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也都与他关系深厚，长子司马师又以中护军的身份主管武职官吏的选举，背后还有郭太后支持，也形成了一个“权要帮”。这个“权要帮”在思想政治上崇尚儒学，推重礼法，维护门阀制度，抵制多引进新锐人才。两大帮派各有其集团性的特殊利益，水火不相容，度过托孤“蜜月期”势必就要争出个你死我活。

以曹爽为首的“皇室帮”，新锐进取性较强，主要采取进攻姿态。首先是争夺关键性的实权职务，刚辅政未久，便由曹爽之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而免去其录尚书事一职，让曹爽独自控制了尚书省。随后又罢了卢毓吏部尚书的官，而把何晏、丁谧、邓飏拉入尚书省，实际主持尚书省的日常政务。伴随矛盾公开和深化，“权要帮”的骨干成员刘放、孙资、傅嘏、何曾、孙礼等或被罢官，或被免职，或被迫告病引退，呈现出了瓦解的迹象。其次是积极网罗人才，扩充本帮的实力。他们奉行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由何晏主持选举文职官员，“内外之众职务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见《晋书·傅咸传》）；由夏侯玄“拔用武官”，也出现了“参戟牙门，无非俊杰”的良性景象。这对门阀制度无疑是强力冲击，因而司马懿恨得牙痒，斥为“败乱国典”，不论善恶一概视作“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其三是发动对蜀之战，试图借以提高曹爽的声威，让其在军队中凭功站稳脚跟。正始三年（242），夏侯玄、邓飏建议曹爽亲自挂帅，率军伐蜀；曹爽不顾司马懿以及其他元老宿将强烈反对，悍然领兵五万攻入了汉中。

其结果，被蜀将王平堵截于势兴山（在今陕西洋县北），进无可进而被迫退兵；退兵途中又遭到费祎伏击，损失了大量人马军资。虽然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此行此举，显然是对司马懿的军权挑战。此外，曹爽还于正始八年（247）奏请郭太后移居永宁宫，意在避免其干预朝政，削去司马懿在皇室内部的靠山。如此长达八九年，“皇室帮”步步进逼，几乎把司马懿逼到了边缘处。

面对“皇室帮”进逼，司马懿分析形势，本帮的力量既已削弱，就不能与之硬碰硬地正面冲撞，否则容易祸及于身。于是他采用韬晦谋略，主动地示弱退避，借以麻痹对方。先在选官用人问题上，还对夏侯玄说些不同意见，不听也就不管，仿佛无可奈何。既而称病，不再参预朝政。曹爽不放心，趁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之机，派其以辞行名义去拜望司马懿，伺机观察其真假实虚。司马懿当然对其意图洞若观火，就假戏真作，“示以羸形”。他让两个侍婢在身边搀扶侍候，披外衣，外衣掉落下来，要靠侍婢给他披上。口渴了，只以手指口，表示“求饮”；侍婢进羹汤，他自己不能持杯，全靠侍婢往他口里喂，以至汤水流出沾湿了胸襟。李胜告诉他，将回祖籍“本州”的荆州做官，请他善自珍摄。他喘了好久，才口齿不清地说：“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故意把荆州“听”成了并州。李胜纠正是荆州，他仍然“阳为昏谬”，说“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李胜再三解释是荆州，他才做出微有所悟的样子，声言：“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还说“（司马）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似乎对司马兄弟一帮极为友善。

说罢流涕哽咽。李胜离去向曹爽报告，“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患不可复济”，曹爽等人信以为真。以称病手段避祸蛰伏，伺机再起，历来是政坛权谋家的心传本领，但像司马懿戏演得这么好，这么以假乱真，这么迷惑住了敌手，并不太多见。

曹爽一帮人自以为司马懿为首的“权要帮”已经群龙无首，肢解离散，更加有恃无恐地专政谋私，为本集团攫取各种特殊利益。

何晏、邓飏、丁谧掌控尚书省，共同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及汤沐地等处国有资产，将其侵吞为己有。凭仗权势“窃取官物”，向州郡索贿受贿，各级官员都望风依从，“莫敢忤旨”。廷尉卢毓与何晏个人之间素有矛盾，何晏等人就抓住卢毓一点小过，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派主管官员先收缴了卢毓印绶，然后才补办一个奏表表示合乎程序。何、邓、丁三人飞扬跋扈，时人谓之“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不少人都鄙薄“三狗”，仅只碍于他们背后有帮主曹爽支持，不敢招惹。而曹爽不但对“三狗”言无不从，倚为腹心，抑且自己放纵权势，奢靡无度，肆意淫乐。反正国有财产就是曹家财产，既已大权在握，岂能过期作废？他的饮食车服，比侔皇帝标准；宫廷府库的珍玩异宝，说是老子的就是老子的，充牣其家中。据《三国志》本传记载，他的“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伪造诏书，征选宫廷才人57人送邺台，令先帝婕妤“教习”其“为伎”。对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也擅自取用。专门修建了一处窟室，四周装饰得绮丽堂皇，美轮美奂，经常与何晏等人“会其中，纵酒作乐”。他们在“骄淫盈溢”，却不知死对头司马懿并未闲着，而是密令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待瞅准时机，就要“一朝而集”，实行反攻倒算（见《晋书·景帝纪》）。

时机终于给抓住了。嘉平元年（249）正月，曹爽兄弟三人率领着禁军，随同曹芳去洛阳南郊，拜谒曹叡的高平陵。司马懿乘机起事，派司马师率领死士先占领了武库，并亲自出马，率领部队屯驻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归路。同时奏请郭太后，以郭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曹爽兄弟。代拟的诏令中，历数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的滔天罪行，“敕主者及黄门令罢（曹）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军事和政治两手齐用，两手都硬，司马懿一复出便显示出他这个“老姜”实在够“辣”。曹爽“迫窘不知所为”，桓范建议他“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以图抗衡，其兄弟三人都犹豫不决。司马懿料定曹爽“弩马恋栈豆”，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前去攻心，宣示可以指洛水为誓，只要他们罢兵归罪，就可以免除官职，“以侯还第”。曹爽同意罢兵，说“我不失作富家翁”。桓范哭道：“曹子丹（曹真的字）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还真让桓范言中了。政治家发的誓，无非权谋应变而已，哪里都靠得住？司马懿装病装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熬到翻身之日，一旦扬眉吐气，就要利剑出鞘，怎会真正让你安心“以侯还第”，甚或日后东山再起？曹爽兄弟归第初，司马懿就像老猫戏弄爪下耗子一样，令洛阳县发800民众，由尉吏带领着在曹爽府第四周围住，并在其四角建起高楼，监视曹爽兄弟的一举一动。曹爽穷极无聊，持弹到后园，楼上人便高喊：“故大将军东南行！”曹爽摸不透司马懿的心意深浅，与两弟商量之后，给司马懿送去一封试探信，说家里粮食“数日乏匮”，乞盼接济“以继旦夕”。司马懿故作吃惊，回以“初不知乏粮，甚怀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盐豉、大豆”，还真送了去。曹爽兄弟“不达变数，即便喜欢，自谓不死”。殊不知喜犹未尽，司马懿戏弄够了，就使出夺命狠手了。随手拈出了一桩既往屁事，宦官张当曾经私下给曹爽送去张、何二位才人，供其淫乐，就给曹爽扣上了“谋图神器”、“大逆不道”的罪名。于是乎，曹爽、曹羲、曹训三兄弟，及其帮派骨干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加上宦官张当一网打尽，不仅本人掉脑袋，而且夷灭三族。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由此而画出句号，枭雄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司马懿最终战胜曹爽，关键在搞成功了一场军事政变。这场军事政变，蓄谋如暗流微火，发动如迅雷疾风，干净利落，堪称完胜。在三国时期，王允、董承等人也曾策动过，或者部分成功了，或者完全失败了，无一能与司马懿相提并论。司马懿作为那个乱世的一大政治家，在曹魏集团内，论文治武功、雄才大略，总体上应与曹操不在同一档次，但若论耍阴谋，弄权术，搞政变，却为曹操所不及。曹操当年提携他，曹丕当年亲重他，显然都没有发现他有这样的特长。从30余岁到60余岁，司马懿也是效忠于曹氏的，若说他天生就是政变专家，未免失之太不公允。在弱肉强食的政治丛棘当中，政变还是逼出来的。而他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稳然不倒，除了曹丕、曹叡两次托孤的客观因素而外，他个人特别善于审时度势，特别长于隐忍后发，特别敢于凌轹用暴，以及他那阴鸷持重的品行定势，毕竟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在除掉曹爽的第二年，亦即魏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就病死了，但司马氏独断魏国乾纲，14年后以晋代魏的大势业已形成，不可逆转。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接力似地充当了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他的孙子司马炎只不过是仰承祖恩，坐享掘墓成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