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残酷的贸易，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将他们榨穷，再使他们中毒。

在中国，只有云南、贵州两省若干地方，可以种植鸦片。荷兰商人教中国吸食用的鸦片，是葡萄牙商人从印度输入的，零零星星，为数有限。直等到英国完全控制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之后，才建立一个强大的贩毒网。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庞大的贩毒机构，在它鼓励并支持输出的作业下，积极开辟鸦片的东方市场，因为当时其他国家的财富都不足挂齿，所以全部力量，直扑中国。中国三百年来的恶运，从此开始。

东印度公司最初不过用鸦片代替金银，目的只在平衡贸易差额。到了十九世纪，大量鸦片输出的总额，远超过中国货物输入的总额，大量金银反过来倒流到英国。中国像爬满了吸血虫的老人，濒于倒毙边缘。而其他国家商人看得两眼发红，也加入贩毒行列。英国是以印度为产地的。美国，这个现在肃毒立场最严正最激烈的国度，那时却垄断土耳其产地，也向中国输入。

中国警觉到毒品的严重性，也曾查禁过。远溯到一七二九年，满清政府就颁发过查禁命令。十八世纪最后一年的一八零零年，满清政府再度颁发查禁命令。可是，了解中国“官场”特殊内容的人都知道，命令和执行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政府方面，只要发布一个命令，便认为功德圆满，已尽了全力，你不是说政府不关心人民健康吗？我们已“三令五申”查禁了呀，而且有白纸写黑字的布告，作为证据。至于查禁的结果，没有人再去追问，胆敢追问，就被斥责为“挑剔刁难”“别有居心”，轻则官位不保，重则鎯铛入狱。可是，禁令却促使贪官和奸商结合，查禁命令越严厉，贪官奸商结合得越密切，也越发暴富。官商共同织成一个严密的网，专门保护毒贩。于是，鸦片像怒涛般的汹涌。十九世纪的一八三七年那一年，正式有案可稽的进口数目，是二百四十万公斤，任何一个国家都受不了这种谋杀，中国人却得承受。

依当时的鸦片价格，每公斤值银币五两，仅只一八三七年一年，就流出国境银币一千万两左右，如果换到小国，经济早已崩溃，即令庞大的中国，每年流出这个数目，也使人发抖。这是一项残酷的贸易，自称为最文明的西方绅士们，把毒药卖给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将他们榨穷，再使他们中毒。这样发展下去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民穷财尽，社会结构瓦解，一千多万方公里的庞大国土上，一片混乱荒芜。一是，中国人体格败坏，一个个鬼影幢幢，种族灭绝。

上苍阻挠这场悲剧，使有头脑的中国人警觉到上述的两种后果。一八三八年，满清政府第八任皇帝绵宁先生命各大臣提出意见，大臣们主张亡羊补牢，应该禁绝。尤其湖广（湖南湖北两省）总督林则徐先生，这位名垂青史的伟人，态度最为激烈，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章上说：“如果再漠视这种贸易，则数十年后，中国再没有可以抵抗敌人的士兵，也再没有维持国家的粮饷。”他说的是实话，不但没有夸张，反而把灾祸减轻到最低的程度。

绵宁先生采纳了查禁的意见，任命林则徐先生当钦差大臣——皇帝的代表，前往广州执行。

次年，也就是十九世纪三零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三九年，林则徐先生到达广州。但他跟当时的其他中国官员一样，缺少最低水准的国际外交知识，却习惯于高压手段。到广州八天后的三月十八日，就下令禁绝鸦片，命外国商人把现存的鸦片，于三天内全部交出，还要具结保证：“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违犯被查出时，甘愿船只立即没收，人员就地处决。”这是一个青天霹雳，使所有的外国毒贩大吃一惊。其他国家在僵持了一阵之后，只好作出承诺。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先生，也愿具结保证以后英国商船绝不夹带鸦片，不过，他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没收鸦片，必须付给补偿。

第二、对于违法人员，不能就地处决，必须经过公开审判，才可以定罪。

——我们应了解，英国自十七世纪起，就坚持人权尊严，政府不能随随便便，由当权份子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下令抓人；抓人后也必须经过陪审团合法而公开的审判。为了坚持这个原则，甚至把国王老爷的头砍掉。所以对古老中国这种不经审判就在现场处决（就地正法）的办法，不能接受。因为这可能产生冤狱，一个被恶意栽赃，或其他原因（好比，一时误拿了别人的行李，而别人行李中恰恰有毒品），将没有证实他清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