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

义律向中国提出的,不是“冤情”,而是最后通牒。在得不到答覆后,即行攻击。

当时中国还没有被拆穿西洋镜,仍然维持着一个一流强国的尊严。所以林则徐先生态度强硬,认为义律先生提出的要求,不但“不合国情”,而且“干涉内政”,一面拒绝,一面包围英国商人所住的商馆。义律先生只好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不肯具结,而跟全体英国商人,撤退到澳门。稍后,林则徐先生再把他们逐出澳门。义律先生跟全体英国商人,就挤在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焦急的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件事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锯箭杆学”的观念来看,英国人既然逃遁无踪,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林则徐先生向皇帝绵宁先生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经禁绝(这跟现在泰国政府发表公报:“坤沙武装集团已被赶走,鸦片已经禁绝。”前后辉映,一模一样)。绵宁先生长在全是女人和宦官的皇宫之中,他对国际情势的知识,比起林则徐先生,更像一个白痴(这不能怪他,换了你我,可能比他加倍白痴),他高兴的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桀骜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严厉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做出一项错误的决定,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英国方面,最初反应是温和的。英国舆论站在受害的中国人这一边(除了官方报纸,任何一个国家的民间舆论,往往主持公道的时候多)。《泰晤士报》质问说:“假如中国人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被判死刑,为什么英国人却可到中国横行。”英国外交部通知义律先生:“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驳回派遣海军进入珠江的建议,只训令义律先生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英国国内的情势使义律先生坐到蜡烛上,继续坐既坐不下,可是拔也拔不出,进退维谷。万料不到,永远断绝贸易的诏书救了他,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里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决定用兵。

一八四零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义律先生这时神采飞扬,他认为跟林则徐先生之间,已没有回转余地,决定直接跟中国满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对话。他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大部份船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中国皇帝绵宁先生这才吓了一跳,指派直隶(河北省)总督琦善先生,赶到天津谈判。义律先生猛龙过江,本来要展示英国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上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死亡累累,义律急于结束他在北方的停留,于是接受了琦善先生的条件:一、中国满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的林则徐先生。二、同样,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

当义律先生率军撤退后,皇帝绵宁先生对琦善先生竟然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强敌,认为简直是天下奇才。于是,把倒霉的林则徐先生撤职,贬谪到边远的新疆充军,任命琦善先生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兼两广(广东省和广西省)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琦善先生事实上是一个脓包(中国历史斑斑可考,一个王朝政权到了末期,高级官员准脓包百出,才智之士全都潜在民间)。他到广州后,义律先生向他提出的不是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通牒内容像泰山压顶般的可怖,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先生这个老官僚,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拒绝,更不敢向皇帝绵宁先生报告,只有乞灵“官场”绝技,推一天算一天、拖一日算一日。义律先生知道只有拳头才是克星,一八四一年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先生唯恐打到广州,急急忙忙就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惹祸的《穿鼻条约》:

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但中国仍保留徵税权利。

二、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六百万两。

三、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坐在北京金銮宝殿上的绵宁先生,被这种大出意外的变化,气得浑身发抖,下令逮捕琦善先生,任命另一位也是脓包,但却是最亲信的班底奕山先生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先生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向广州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