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澶渊之盟，就要从寇准说起。寇准一生几起几伏，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

宋真宗即位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宋太宗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也是中枢重臣。寇准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宋太宗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宋太宗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宋太宗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到来。当宋太宗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宋太宗反而更加恼怒，认为寇准在朝堂上强辩有失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

当时，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宋太宗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宋太宗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宋真宗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宋真宗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徇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宋真宗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

寇准与同科进士张咏友情深厚。寇准出任宰相时，张咏任益州（今成都市）刺史，他对属僚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益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不学无术呢！”

注：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年轻时曾学习剑术。《智囊全集》中记载说：张咏客居长安时，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原因。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恶仆发觉，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恶仆陪他探访亲戚。那恶仆本来不愿意，几经催促，才勉强随张咏上路。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向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张咏坦然回城，对那官员说：“你因贪污所付的代价已经够了，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颇有奇侠色彩。在历史上，张咏以好读书、喜藏书而闻名。他出身贫寒，家里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张咏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他十分勤奋，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有《劝学》诗：“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张咏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后来官居显要，张咏却一有闲暇，就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

寇准正式拜相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

自从宋太宗在高梁河一战中惨败后，宋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为报一箭之仇，再次派宋军全力进攻辽国。宋军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在萧太后的指挥下，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谷被辽军包围，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此战中，宋军被歼二十余万，精锐尽失。之后，宋朝再无能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宋太宗还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沟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以此来阻遏辽军的铁骑，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太后摄政。萧太后就是前面提过的萧燕燕，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宋真宗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宋真宗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之前有高粱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宋真宗不要动摇。宋真宗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宋真宗亲征，甚至还力劝宋真宗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喻人（今江西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即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中允。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宋真宗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宋真宗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宋真宗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萧太后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宋真宗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宋真宗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宋真宗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宋真宗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宋真宗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宋真宗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宋真宗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高琼的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宋真宗。宋真宗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宋真宗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宋真宗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曾因建议宋太宗立太子被贬斥）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宋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宋真宗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宋真宗御车辇夫的背，迫宋真宗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宋真宗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宋真宗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宋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宋真宗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宋真宗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宋真宗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注：赵元份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妻管严”。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是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咄咄怪事了。赵元份莫名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销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就在宋真宗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览（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注：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借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宋史·魏丕传》记：“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极端射程之一。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因而不继，加上辽军先锋萧挞览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太后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萧太后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太后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

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原政权所有，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太后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宋真宗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

宋方只要辽国退兵，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太后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宋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由此可见宋商业之繁荣。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宋真宗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

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颇有嘲讽意味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宋真宗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澶渊之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此后一百二十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却是个有争议的命题。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渊之盟签订之初，宋真宗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十分忌恨。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准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自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宋真宗借机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作宰相。

宋真宗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渊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对宋真宗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瑞”，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宋真宗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一天，宋真宗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宋真宗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宋真宗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宋真宗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宋真宗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宋真宗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些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宰相王旦因为对宋真宗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宋真宗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宋真宗也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宋真宗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宋真宗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民间传说中鼎鼎大名的寇老西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再也无力脱身。之后，在一次涉及皇位继承的宫廷争斗中，寇准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丁谓排挤去位，贬黜到雷州（今广东海康），从此远离他所热衷的名利场，最后死在南方。这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