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不仅是在批判秦朝，整篇文章还都在影射汉初的历史，而且矛头直指刘邦时期所奠定的汉初“汉承秦制”的状况。尽管贾谊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法一如既往的中看不中用，但他确实是向刘恒指明了汉帝国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贾谊尽管被贬，然而他对汉初政治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他写了一篇十分有名的文章叫《过秦论》，收录在他的著作集《新书》当中。正如廖伯源先生所说，“《新书》或是以其反对秦政，提倡弃秦之旧而立汉之新，因用新为名”（《说新》）。也就是说，《新书》的核心思想是批判秦朝，鼓吹汉朝建立新制度。这几乎已经是今人的共识了。

那么，细化到《过秦论》当中，贾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一般人解读《过秦论》，只是在讲贾谊批评暴秦，从而反映他主张仁政的思想。然而笔者认为，整部《过秦论》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在影射汉初的历史。贾谊以古喻今，实则是在对汉初社会、政体的种种问题提出建议。他特别批判了分封制度和“汉承秦制”的局面，具体的观点结合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为六点。

第一点，贾谊肯定了秦国在嬴政执政之前，历代祖先对于秦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肯定了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时批判了东方六国之间的不团结和自私。

这其实在影射刘邦平定天下各路反秦武装、最终称帝一事。贾谊政治热情极高，所以他写文章都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提建议当然要提给刘恒，所以贾谊不能一上来就挑人家父亲刘邦的不是，要先吹捧，贾谊这家伙也有油滑的一面。

同时，贾谊很明确地指出了分封制为什么不能巩固天下政局。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君主为了谋求本国的利益而开始斗争，这样一来整个分封的秩序就被破坏了，不仅没能起到凝聚王国势力、拱卫中央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整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周王朝就是由此衰败。

贾谊以古鉴今，间接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也就是向刘恒指出了汉初“郡国双轨制”下，关东诸侯国对于汉帝国国家稳定的威胁。

第二点，贾谊讲秦始皇自以为关中地区如同铜墙铁壁一般，把握了这片地区之后就能够安定天下，实际上他只是低估了自己对于诸侯王的威慑力。天下没有动乱，并不是因为关中固若金汤，而是由于他秦始皇的戾气令天下震骇。所以秦始皇一死，秦二世继位，天下就大乱了。

这是在影射汉朝政局。汉朝初年，整个国家在刘邦的威慑下貌似太平，然而到了刘邦晚年，乱象就逐渐暴露，中央已经难以完全控制地方，中央内部也出现了野心家。刘邦驾崩、惠帝刘盈登基之后，果然爆发了诸吕之乱，天下诸侯趁机扩张势力，使得新生的汉帝国陷于危难之中。到后来吕后称制，这个女人用铁腕手段震慑天下，然而吕后一死，历史就重演了惠帝时期的局面，齐王刘襄发兵至荥阳，功臣集团平定诸吕。

对于汉帝国的中央政府而言，齐王等人就是“外患”，而功臣集团则是“内忧”。

贾谊认为，一切祸患出现的根源其实都是国家体制出了问题。由于整个国家“郡国双轨制”的制度从未有过改变，所以继任的统治者就容易误判形势，将上一代统治者用铁腕手段营造出的安定局面误当作体制的作用，导致历史一次次重蹈覆辙，诸侯王势力却越来越强大。

第三点，贾谊贬低陈胜。

贾谊是这么说陈胜的：“陈胜这个赤贫子弟，卑贱的农夫，不过是个被罚戍边的小役卒，才能连平庸之辈还不如，没有智慧和财富，出身底层，却能一呼百应，灭亡秦朝。”

贾谊强调陈胜出身卑贱有两个原因。其一，贾谊是想夸大王国问题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曾经强大的秦帝国就是因为没有根除拥护王制的势力，才导致连陈胜这样一个卑贱的人都能掀起反秦的浪潮。其二，贾谊是为了批判汉初尊楚的思想，进而否定楚人所提倡的分封制度。因为陈胜是楚人，而且是楚国反秦势力的一大代表，那他自然而然地就被划入了楚国拥护王制的势力当中。贾谊贬低陈胜，其实是在批判分封制，批判诸侯王国。

第四点，贾谊积极地批判了秦朝的暴政。

贾谊追溯秦朝灭亡的根源，认为这是由于统治者不施行仁政、吏治松弛、赋敛无度而造成的结果。因而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德政，国家才能够稳固、团结。

贾谊形容秦朝统一天下是“鞭笞四海”，执政方式是“仁义不施”。贾谊说到底还是一介儒生，所以他讲求统治者应该按照儒家设计的治国之道来执政。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是刘恒奉行了黄老之术“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但贾谊让刘恒施行德政的建议也不是没有实现，刘恒一直很注重民间的精神文明建设，宣扬道德忠孝。

贾谊认为实行暴政的国家是不得人心的，然而他却没有否定高度的君主专制。他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暴政来源于独裁，只是单纯地认为权力应该集中在实行仁政的专制帝王手中。不可否认，这是传统儒学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

另外，贾谊还批评了秦朝的统治，说秦王贪婪卑鄙，总是怀疑大臣和百姓，缺乏对天下的关怀，注重私利，钳制思想，实行严刑峻法。

我们要注意，贾谊是抱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心态撰写《过秦论》的。文人士子总喜欢打着写文章的旗号来发牢骚，贾谊也不能免俗。他批评统治者多疑，其实是嫌刘恒对他不够信任，时常听信功臣集团嚼舌根，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放弃像他这样的人才。

我们发现此时贾谊的心态与上文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刘恒的自私换个角度说就是贾谊提倡的“以大局为重”，所以才子贾谊写此文时思想应该是徘徊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

第五点，贾谊推崇言论自由。

贾谊说，秦始皇养了一批专门为他歌功颂德的文人来文过饰非、自欺欺人。就是由于这些“御用文人”成天乱拍马屁，最终使得秦朝的暴政得不到根治，矛盾得不到处理，凋敝的政局愈演愈烈。严峻的政治气氛使得知识分子不能够说真话，不能够自由地议政论政，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这些禁锢言论和钳制思想的行为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激化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

贾谊的这些观点免不了又有借题发挥的嫌疑，实际上他这是在劝谏刘恒实行言论自由。刘恒有没有这样做呢？

有。刘恒在前元二年废除了“诽谤妖言令”。

但这在贾谊眼中看来都还不够，因为贾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因言论而受罚的例子。贾谊追求一种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言论自由的环境，至少当他的言论没有得到采纳的时候，他是这么认为的。

可惜，在专制体制之下，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第六点，也是整篇《过秦论》最具建设性的一个论点，所谓“攻守之势异也，取与守不同术也”。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到了和平时期，不应该再沿用刘邦时期的政策。“战时政策”已经过时，国家需要制定新政策了，因为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两回事。总结起秦朝的失败，就在于它在统一天下前实施严刑峻法，在统一天下后依旧实施严刑峻法，没有结合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导致了整个王朝灭亡的加速。

所以贾谊认为，刘恒要开辟一个全新的治世局面，就必须要扭转从刘邦时期沿袭下来的执政风气。尽管王国问题、内政问题的矛盾都十分尖锐，但刘恒绝不能以虐杀、重税、高压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处理矛盾不能凭借暴力强权，而应当使用温和的政治手段。

刘恒不需要像刘邦那样英勇豪迈，但却需要刘邦所不具备的高深的政治城府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条建言影响了刘恒日后的“无为而治”。刘恒从此修炼胸中的韬略，以“文”治天下，而非以“武”服天下。贾谊想告诉刘恒的是，一个需要发展的国家更需要政治家，需要先讲明白理论，要太多只会干活的人没用。

理论应该在实践之前，若在实践之后，那就不是理论了，是教训。

贾谊六点建言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满是纵横家的味道。汉初的知识分子依旧怀揣着战国时游说天子和诸侯王的想法，要在统治者面前推销自己的见识，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战国化”尚未根除的表现。《过秦论》中的明嘲暗讽是后世明清士人想都不敢想的。明清的那些大臣、烈士，一个个都是奴才般的人物，而敢于在天子面前直言见解的贾谊才像一位真正的士人。

仔细分析贾谊提出的六点内容，第六点所阐述的治国思想的原理才是全篇文章的精髓——以“术”治理天下。

同时，整篇文章否定秦朝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制度，其实是在否定西汉初年“汉承秦制”的局面，委婉地向刘恒提出了实行新政的诉求，并间接地通过批判秦朝的制度为刘恒新政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一切都照着秦朝弊政的反面做。

尽管刘恒最终没有完全按照贾谊的做法来实施，但整个文帝朝的政治改革却是以贾谊的政治构想为目标来推进的。刘恒最终让汉朝摆脱了秦朝的阴影，裁撤严刑峻法，柔和治国。

贾谊是文帝朝新政的总设计师，尽管他的思想源泉是儒家，而非黄老。

终极的智慧犹如一座山峰的峰顶，不论走哪条路，不论用哪家思想，方向对了，路径不同，也同样能到达顶峰。

贾谊是给刘恒指明登山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