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的新政有两点：一点是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另一点则是广开言路积极纳谏。然而两项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文帝的统治。奖励农耕，是为了把百姓拴在田间地头；积极纳谏，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但不论文帝真实的想法如何，新政都给帝国带来了新气象。

文帝前元二年，成天坐在那儿琢磨着给皇帝上奏章的贾谊终于憋出了一篇奏章。这篇奏章让人还看得过去，儒生的酸腐味道不太浓重。奏章的内容比较像纵横家或者法家人物的话，讲的是只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才有可能让百姓听命于君王。所以奏章的核心建议是劝刘恒鼓励民间的农业生产。贾谊给刘恒的内容如下：

“《管子》中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吃不饱却还能好好地听君主的话，这种事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皇上呀，您要治理好国家，那就得要老百姓对您服服帖帖的。吃饱穿暖了人家才会当您的顺民，那时候才会有所谓的‘耕战之民’来供您驱使，才能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了您的政权而流血送命。

“古人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任何东西都要按具体的时令等情况来适量生产，毫无限制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古人谈治国总是思虑周全，重视农业，所以仓廪充实。但是反观现在的社会，不务农而经商的人太多了，还有好多人生活奢侈，这些投机倒把的商人都是社会的祸害，然而却没有人限制他们；国家法制松弛，缺少了严刑峻法，却无人挽回这种局面；全天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挥霍的人多。天下的财富怎能不耗尽呢？

“我大汉朝立国将近四十年了，国库中却没什么积蓄，民间老百姓手头的积蓄也少，不是财物都蒸发掉了，而是压根就没有，这种境况实在是令人哀痛。闹得现在只要有地方出现旱情，当地的百姓就惶恐不安。歉收的年份里，百姓们不得不靠卖爵位、卖儿女来换粮度日。这种事情陛下一定听到不少，我就奇了怪了，您怎么听完这些就无动于衷，一点也不感到震惊呢！

“农业收成的丰歉是自然规律，夏禹、商汤的时候都经历过，若不幸出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灾，国家平常又没有积蓄，这时候拿什么来救济百姓？突然爆发战争要征调几十万上百万的将士，国家拿什么来供应军需？兵祸和旱灾同时发生，国家就没有财力应付，就会天下大乱，就会有不安分的人啸聚山林，祸乱一方；就会有可怜的百姓易子而食，生活凄苦。

“老实说来，现在天底下还算不上很安定，外地的诸侯和少数民族政权随时可能趁乱入侵，到那时候悲惨的局面就难以挽回了。政府的积贮是管理天下的根本，有了钱粮什么事都能办成，只有这样才能在打仗的时候战无不胜，还可以使敌人归顺。

“如果现在引导人民积极务农，用土地禁锢住人民，并且让商人、说客也去务农，那样就会增加国家的积贮数量，使天下大定，老百姓一个个都守在田间地头，也没有什么流民成天危害公共治安了。陛下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真心在私下里为陛下的不作为而感到惋惜！”

仔细分析，贾谊的话有对有错。依照常理，增强国家的积贮本来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商业活动也不能完全废除。贾谊希望通过农业生产来禁锢、控制百姓的想法更是荒谬无耻。

贾谊是以儒家思想来发现问题、用法家思想来解决问题的。商鞅、韩非都鼓吹重农抑商，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都很实际，就是为了强壮兵力、培养“耕战之民”，从而巩固专制。贾谊也是如此，然而他的说法却增添了伪善的一面：装作体恤百姓生活的模样，实际上却是为专制和儒学在社会和思想上禁锢百姓而服务。

然而贾谊的话最终还是打动了刘恒。古代的皇帝嘛，看到能帮着自己集权的招数都两眼放光。刘恒在贾谊进谏当年的正月十五，向全国下诏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开辟藉田。我要亲自下地耕种，给全国人民做一个积极务农的表率，并将收获的粮食献给宗庙。”

九月，刘恒再次下诏：“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来生存。然而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反而去经商，这种行为真是反动，还使得天底下其他老实的老百姓生活艰难。我对此十分担忧，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来耕种，希望借此来提高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敲打敲打那些奸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为了鼓励农耕，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那么如果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刘恒的做法给汉初社会带来的影响，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呢？

刘恒重视农业发展这本身是没错的。西汉初年，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确实很差，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统治阶层成天忙着内斗，此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窝里人相互掐，底层民众穿多穿少、吃饱吃少、生老病死他们一概放到次要位置，夺权是首要的。

有鉴于此，刘恒一方面希望让民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自由宽松的范围；另一方面，他更多地其实是满怀着一种责任心，希望通过新政策的出台，为民间的安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西汉年间工商业者所受到的打击在文景时期是最小的。汉初时候，儒家专制主义凌驾于整个社会的体制之上，一套一套讲的都是以农业为本。中原王朝嘛，农耕才能成为传统社会的基础。可是农业和工商业一个讲求“定”，一个讲求“动”，核心思想不同，相互竞争排挤也是必然的，刘恒也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但刘恒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来维护民间经济发展的相对自由，并以高效的农业生产作为其基石，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除了重视农业生产，刘恒在执政之初还广开言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帝前元二年两次日食发生后颁布了一道诏书，除了阐述自己的过错之外，还表明了自己希望广开言路的立场。

第二，文帝前元二年的五月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刘恒说：“古代的明君治理天下，会在朝廷上专门设置鼓励进献忠言的旌旗，以及用来写建议的木柱。这样是为了保证朝廷的清正廉明，鼓励人们进谏。而现在，朝廷设立了妖言罪、诽谤罪，弄得大臣和百姓不能尽情陈述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皇帝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连个意见箱都不摆，这样怎么能够招揽到天下的贤能；怎么能聚揽民心，推动政府工作的协调有序进行呢！我宣布，应当废除这些堵老百姓嘴巴的条令！”

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意味着解除了言论禁锢。这下子老百姓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妖言”“诽谤”的说法存在了，这些说法太伤老百姓那颗热忱的心了。刘恒广开言路，其实也表达了为人君的大度和自信。没有统治者不害怕老百姓随意对他胡说八道的，刘恒敢这么做，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对你们有信心哦”。

皇帝“抛媚眼”，士子能人们在民间立马就接了下来。朝廷里面一时间人才济济，意见信成天在朝廷的大堂里飞进飞出，快递公司一年中的旺季到来了。

第三，刘恒听取他人的有用意见。

单单广开言路是不够的。你光让大家伙儿“百家争鸣”，争鸣完了再把人家一网打尽，这完全是阴险的做法。刘恒则不同，他不仅“听”建议，还能够对好的建议“取”。此处就以刘恒接纳袁盎的几次进谏为例。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出身于强盗家庭，家世离奇。此人曾经做过吕禄的家臣，后来经过他哥哥袁哙的推荐做了郎中。

当年周勃做丞相的时候，每次上朝总是牛哄哄的样子，而刘恒则一直谦卑地对待他。每次周勃接受完刘恒觐见后转身离开，刘恒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目送秋波，心里憋火。

袁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替主子分忧是他们这些大臣从小被灌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心怀君上的袁盎要点拨点拨刘恒，就问他：“陛下觉得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刘恒答道：“是国家的重臣。”

袁盎说：“陛下此言差矣。周勃不过是一个有拥戴之功的大臣，他哪里算得上是国之重臣。国之重臣要能够与君王共进退，然而在诸吕作乱之时，周勃手握重兵却无所作为；吕后死后讨灭诸吕是大势所趋，周勃不过是顺势而为，只能算得上是功臣。现在丞相居功自傲，已经隐隐有不把您放在眼里的意思，您瞧他那副丑样子，显然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您一味地谦让他，有失君臣之间的礼仪，您是君他是臣，他不能在您面前趾高气扬，这不合适。”

其实今人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袁盎这是嫉妒周勃，凭什么咱俩同样是刘恒的奴才，你能在主子面前比我有尊严呢！袁盎的进谏除了为刘恒着想外，说不定也有嫉妒心在作祟。

刘恒听完袁盎的意见，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打击功臣集团是迟早的事。袁盎的建议被刘恒所接受，从此刘恒便对周勃严肃起来了。周勃不高兴，私下里埋怨袁盎，对袁盎说：“你哥袁哙和我是铁哥们儿，你小子怎么这么不长眼，在皇帝面前挤对我啊！”袁盎没有理睬，二人从此结怨。

后来有一次，刘恒从霸陵上山，想从西边的陡坡策马下山，这时候就遭到了袁盎的阻拦。袁盎一把上前挽住了马车的缰绳，结果刘恒却讥讽他说：“怎么，将军你还怕了不成？”

袁盎回答道：“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明的君主是绝不会轻易冒险，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绝不会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一次冒险不会有事。如今陛下放纵驾车的六匹马从高山上奔驰而下，万一马受惊将车子弄坏，陛下就是自轻自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高后呢？”

刘恒一听有理，小命要紧，刺激不刺激以后再考虑，于是立刻就停止了这件事。

《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话说窦皇后后来因病而双目失明，于是刘恒就转而宠幸自己的美姬慎夫人和尹姬。慎夫人一看自己得宠，尾巴就翘起来了，做事讲究排场，一门心思想要取代正宫皇后，因而常常在宫中宴会时和窦氏坐到同一张席子上。

然而等到窦猗房和尹夫人来到袁盎府上的时候，袁盎就故意将慎夫人的席位排到窦猗房的后面。慎夫人大怒，觉得委屈，平常被刘恒娇宠惯了，她才不肯就座呢。刘恒看见爱妾受欺负，心里暗骂袁盎不长眼，也怫然而去。袁盎一看刘恒怒了，预期效果达到，于是借着跑去给皇帝认错的机会顺便向刘恒进谏说：“我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陛下您早都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偏室罢了，偏室和正房怎么能坐在一起呢！陛下您要是真心对慎夫人爱得不行，就多多地给她赏赐。而您现在这样，只会给慎夫人带来祸患。您难道忘了吕后当年把定陶戚姬做成‘人彘’的悲剧了吗！”刘恒这才幡然醒悟，转怒为喜，赏赐了袁盎五十金，并用袁盎的道理劝解了慎夫人。

此外，袁盎还就刘恒宠幸宦官赵谈的问题进谏过。赵谈自觉深得刘恒宠幸，总是排挤袁盎。袁盎的侄子袁种就给他叔叔支招说：“叔啊，你那么有才，找机会在朝廷上羞辱他一下，这样日后他再跟皇帝说您的坏话，皇帝就听不进去了。”

一次刘恒外出，赵谈坐在刘恒的车上陪同，袁盎就跪在车前对刘恒说：“按照国家的规矩，只有有识之士才能获得陪同天子乘车的资格。咱国家即使再没能人了，陛下您也犯不着让一个宦官陪您坐车啊。”

刘恒听后一笑，估摸着心里想的是这袁盎心眼也忒小了，总之最后还是让赵谈下了车。赵谈流着眼泪默默地走了，从此再也没能和刘恒约过会。

刘恒之所以多次容忍袁盎的冒犯，除了自身大度的胸怀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天下人展现出他积极纳谏的良好形象。任何史书上记载的事例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然而它们一定是帝王在某一方面做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事。特别是《资治通鉴》中选编的内容，非常具有代表性，都是帝王做出的最有影响力的举措，以此来表现帝王在某一方面的态度与想法。刘恒的这些举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都有记载，可见此乃影响力极大的“作秀”。

在这里“作秀”可不是贬义词。刘恒坚持“作秀”了一辈子，这种“作秀”很痛苦，一点也不能随心所欲，由着自己的喜怒。刘恒有理由拒绝这种“作秀”带来的不快乐，可是他默默隐忍了一辈子，纳谏纳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刘恒鼓励生产、广开言路、积极纳谏，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清洗掉刘邦时期，政府在百姓心中遗留下来的坏形象。老百姓吃饱穿暖才会意识到政府的仁慈，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发表言论才能表现出政府的宽容。

刘恒的“汉朝梦”说到底，就是要消除人民的负担和恐慌，为政府树立新的形象，将政府的运转状态从“打天下”变成“守天下”，通过“守内虚外”来增强综合国力。

刘恒很清楚地认识到，一切外部问题的发生都与内部问题有关。同时，刘恒做事并不是否定一个再树立一个，而是选择在实行新事物的同时对危害不大的旧事物进行保留。他鼓励生产，却并不严厉打击工商业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一时阻碍发展的事物不一定会永远阻碍发展，刘恒深谙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