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时代权力争夺面前，亲情、道义都是浮云。刘长之死正是刘恒设计构害的，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长的儿子刘安又反过来算计了刘恒，为自己换来了淮南王的宝座。可惜到了武帝朝，刘安又被人栽上了“谋反”的罪名，这里面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可是出了不少力……一切恩怨的根源都在于，在帝国政局的台面上，所有人都不过是一个权力赌徒。

倒霉的刘长自此走上了前往邛崃的路，坐着囚车被押送于各个郡县之间。

然而中央政府的风波还没有平息。

这时候，久未露面的袁盎又跳出来向刘恒进谏。他对刘恒说：“您原来那么喜欢淮南王，给他派去的太傅和丞相一点也不严厉，所以才弄出今天这番局面。淮南王性子要强，现在突然用这么严厉的方式打击他，他要是一不小心在四川那边水土不服得病死了，那陛下您还不是要背上一个杀害弟弟的骂名吗？”

很多学者都把袁盎说成是一个投机分子，这段话更是其虚伪的表现。袁盎假惺惺地装好人劝谏刘恒，好像在给刘长申冤，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刘长必死无疑，袁盎只是要摆摆姿态。明人凌约言评论袁盎此举时说道：“当上骄淮南王时，盎何不言？据盎说，将何以处长？而又不言其所以处，盎不过逢君者耳，非真有纳谏之忠。”直接指责袁盎，当初看见刘恒有意娇惯刘长的时候怎么不出来劝谏呢？而且现在跳出来在刘恒面前指出问题，却连个方案都没拿出来，这明摆着是作秀！

然而在笔者眼中，袁盎此语用意深刻，不论其人其他言论如何，这句话都大有深意。

在袁盎看来，刘恒对于刘长的处理实在是太轻了。所以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劝刘恒从轻处罚刘长，实质上则意在激起刘恒的杀心，袁盎说的是反话。他在刘长杀死审其食后就曾建议刘恒，削减淮南王的封地并惩治这位骄横的诸侯王，然而刘恒在那时却没有采纳。

事实上，杀死刘长确实比流放他更为明智。尽管道义上不占好处，但从获得的实际利益出发，流放意味着刘长还有可能东山再起，抑或刘长在蜀地生活得不好，总闹意见，对刘恒的形象也有打击。还不如将刘长杀死，这样一切后患都能消除。

其实刘恒心里早就想好了，刘长必须死，但他不能跟任何人表露，此时就假惺惺地对袁盎说：“我就是想让我弟弟吃点苦罢了，过段时间就让他回来。”

然而就是刘恒这一句话间接害死了刘长，因为没有人拿得准这个“苦”多严重比较合适。最后的结果是，押送刘长的官员们为了保证刘长受“苦”，谁也不敢打开囚车的封条让刘长出来透气。刘长憋了一肚子窝囊气，骂道：“谁他妈的说老子是好汉，老子要是好汉还能像现在这么憋屈么？我他妈就是以前太骄傲了，没发现自己的过失。人活一辈子，怎么能这般窝囊！”

强势的刘长最终凄惨地绝食而死。

《汉书》的记载顺序与上文不同。班固记的是刘长绝食在先，官吏不敢开封条在后，但这似乎并不能为刘恒开脱罪责。尽管不让开封条并不是刘恒亲自下的命令，但毋庸置疑，刘恒的一句“吾特苦之耳”，让押送的官吏们有了极大的压力。要是皇帝认为官吏们让刘长不够“苦”，那官吏们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不怕苦得重，就怕苦得轻”——这才是促使刘长自杀的源头，刘恒才是杀死刘长的真凶！

只通过一句虚情假意的话，刘恒就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罪责，又将责任推给了沿途押送刘长的官吏。

刘长自杀后是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南）被人发现的。消息报告给刘恒后，刘恒哭泣不止，这都是鳄鱼的眼泪。

哭完了刘恒就跟袁盎说：“我当初没听您的话从轻处置淮南王啊，结果他死了。”

袁盎假惺惺地回答道：“人都已经死了，陛下想开些吧。况且陛下您不是还做过三件大好事么，一件坏事掩盖不了诸多好事。”

刘恒问道：“哪三件啊？”

袁盎答：“第一，陛下当代王的时候，薄太后曾经大病了三年，陛下您在这期间常常彻夜不眠，衣不解带，还亲自为太后尝药。这些恐怕连百姓家的儿子都做不到，而那时陛下身为一方诸侯王却做到了，这种孝心可以超越曾子了。

“第二，当年诸吕作乱，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时候，陛下就敢坐上六匹马拉的车子，从代国来到吉凶莫测的长安。这种胆识和魄力，即使是不惧蛟龙兕虎的孟贲、一吼能震慑三军的夏育都比不上。

“第三，当年陛下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代邸）三次向西、两次向南推辞帝位。要知道，先贤许由当年也只推让过一回，而您推辞了五次，超过了许由四次。况且陛下流放淮南王，只是希望他能在经历挫折后幡然悔悟，而他病死都是跟随人员处置不当造成的。”

刘恒听后内心稍稍平静，袁盎其实是给刘恒编造了一套推卸责任的借口，刘恒成功寻得了心理安慰。袁盎的这番话可以说确实是在迎合君王，然而杀死刘长的做法本身没错。刘长该不该被治罪？该。所以袁盎为刘恒开脱，实质上是出于善意。

刘恒又问袁盎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袁盎说：“只能杀掉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来向天下谢罪，同时就看皇上您打算如何处理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了。”

潜台词是：“陛下您早把责任撇清了，该收拾谁您不早就安排好了吗？完了您再把刘长的家属安抚一下不就得了。”

然而刘恒最终没敢动张苍、冯敬。这二人位居三公，背景非凡，有才识有能力，刘恒才不会傻到牺牲手下的人才给刘长陪葬呢。

他让张苍、冯敬调查刘长流放途中各县官员，把那些不给刘长饭吃、不给他开封条透气的人全杀了，并以列侯的规格安葬了刘长，又安排了三十户人家给他守坟；又把淮南国收为汉郡，诸侯王国由十二个变成十一个——长沙国、城阳国、河间国、淮阳国、楚国、代国、梁国、吴国、齐国、燕国、赵国。淮南王谋反一案，到此才算完结。

谁该为刘长的死负责？毫无疑问，第一凶手是那些不让刘长出来透气的官吏们，但他们不过是一些小角色罢了，幕后黑手则是上文分析过的刘恒。

回顾刘恒在刘长谋反前后的态度，一开始叫“欲擒故纵”，不论是纵容他僭越礼法，还是不惩治他随意杀死了审食其，目的都是在公众面前放大刘长的不良形象。同时，刘恒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树立成一个宽容的君王，来撇清自己的嫌疑。

再到后来，群臣力求严惩刘长，刘恒却装模作样、推推让让，目的是为了将责任转嫁给群臣。

最后刘恒和袁盎在刘长自杀前后的两番对话，表明刘恒就是成心打算让刘长死在流放的路上。这种方法一劳永逸，既解决了刘长这个大威胁，又有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刘恒成功地“借刀杀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需要极高的政治手段。

然而刘恒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地杀死刘长呢？除了刘恒要推行新政、解决王国问题以外，刘长的跋扈无礼也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则是，刘长的存在始终都威胁着皇位的稳固。所以说，权力就是鸦片，一旦上瘾，想脱离都不行。刘恒虽是所谓的一代明君，但也避免不了染上权力的毒。这毒可以令人罔顾一切的亲情友情爱情，留下的只是对权力的痴迷，对欲望的执着。

至于刘长，不过是个打小就被人有意娇惯、放纵的孩子罢了。因为他年龄小，由吕后养大，且哥哥当了皇帝，这三点决定了他待宰的命运，这是古代的政治斗争所衍生出的悲剧。我们应该对刘长多一点同情，虽然他的命运悲剧并不能掩盖他举止荒唐、随意杀人的事实。

文帝前元八年（公元前172年），刘恒封淮南王刘长的四个只有七八岁的儿子为列侯。其中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成侯，算是完成了袁盎的两项建议。

刘恒对刘长四子的封赏，不但掩饰了他的罪行，还再一次践行了“阳予阴夺”的策略——关东诸侯王的土地上又多出了四个国家。

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民间流传起了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刘恒对此有所感慨：“尧舜放过了自己有错的亲人，周公杀掉了自己要谋反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然而大家把他们都当作圣人君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因私情而妨碍天下之事。老百姓难道以为我当年是心怀不轨，贪图他们国家的土地才处理淮南王的吗？”

问题就出在这首歌谣上。依着明人田汝成的观点，这首歌谣的立场不对，摆明了是无理取闹。于是有史家推测，这是刘长的儿子刘安有意让人散布的歌谣。

清人冯景认为，是刘安长期暗地里培养势力、招揽门客，一心想要重新夺回淮南王的王位，所以才故意派人散播了这首歌谣。刘安想要制造一种“民意”的表象，来迫使刘恒对淮南国势力有所妥协，最终将淮南王的王位封给自己，借此发展自己的实力。

掺和到淮南国一事中的还有贾谊。

贾谊早在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就已经被刘恒召回了长安。贾谊来见刘恒的时候，刘恒刚刚吃完祭祀用的肉，在未央殿北边的宣室中思索鬼神之事，见到贾谊前来，赶忙问以鬼神。这自然是贾谊在行的事情，因为儒道同源，都发源于殷周宗教，都重鬼神、讲祭祀。

君臣二人彻夜长谈，刘恒对贾谊的亲近感被重新唤起。他说：“好久不见贾谊了，本以为我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啊。”于是拜贾谊为刘恒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让他主管刘揖的生活起居和学习。

这次贾谊在淮南王的事情上横插了一杠子。他给刘恒上书说：“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汉书·贾谊传》）

也就是说，在贾谊眼中，刘恒急于将淮南国改为汉郡，结果导致六年来当地民生问题严重。淮南国的百姓离长安太远，中间隔着梁国和淮阳国，出行太不方便，这样使得民怨沸腾，实在是得不偿失，反倒不如重建王国。贾谊计划让刘恒的儿子淮阳王刘武、代王刘参管理这里。他打算把淮南国的土地分给淮阳国，再把淮阳国的一部分土地分给梁国，从此这两个国家土地扩大，而国君又都是刘恒的儿子，这样可以起到护卫长安、抵挡诸侯叛乱的作用。

贾谊虽然鼓吹将淮南地区重新划归到某个皇子管理的王国之下，却从未打算让淮南国独立。贾谊反对王制，但在他眼里，皇子的王国与中央郡县差别不大，都能维护刘恒的统治。

可惜这想法与刘安的想法背道而驰。

贾谊不仅不想让淮南国复国，还排斥刘长的四个儿子。在刘恒将刘安、刘勃、刘赐、刘良封为列侯后，贾谊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在为四人日后称王做铺垫，一切做法都是养虎为患。于是他又一次上疏劝谏道：“淮南王的罪行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陛下赦免了他的死罪，流放了他，他最后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跟皇上您倒有啥关系嘛！皇上不必觉得对不起他，淮南王是罪人，他的儿子们就也都是罪人，您现在要是再提高他们的地位，那只会招来天下人的批判，并不会削减刘安等人心里的仇恨。”

开始的一切都是按照贾谊的预想发展的。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刘恒下令让刘章之子——城阳王刘喜去淮南国的故地称王，并按照诸侯王的规格为刘长修缮了陵墓，还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谥法解》说：“暴慢无亲曰‘厉’。”刘长跋扈无礼，这评价倒也符合他的为人。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此时贾谊早已因过度忧虑而去世，没有人再会阻拦刘恒给刘安封王了。

于是在这一年，刘恒让淮南王刘喜回任城阳国，刘恒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过去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因为刘良已经去世而且没有子嗣，所以就没有受封，淮南四郡中的豫章郡划给了刘赐。

刘恒说到底是输在了他的自负上。贾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刘安会始终惦念着淮南王的宝座。然而刘恒仍是要作秀的，这就导致他不能对刘安四人赶尽杀绝。再说刘安不也一直借助舆论向刘恒施压吗？刘恒最终还是无法贯彻贾谊的计谋。

历史的戏剧性体现在，日后刘安在武帝年间被人揭发谋反，步了他父亲的后尘。特别有趣的是，其中审食其的孙子审卿还出了不少力，算是给他爷爷报了仇。

后话不提，文帝一朝的淮南大案可以说是刘恒执政期间，在王国问题上处理的最大的一桩案子。从中我们看到了刘恒作为政治家自私和阴暗的一面，也很好地看到了贾谊在王国问题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实践。

尽管“同姓诸侯王”本来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政治的冷漠和专制的残酷总是能销蚀一切感情。没有哪个亲人是必须爱的，没有哪个仇敌是必须恨的。不论是刘恒、刘长还是刘安，在专制王朝的政局上，他们都不过是赌徒而已，赌的是权力，赌这种虚无的东西最终会落在谁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