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着丹阳铜矿丰厚的产值，吴国的国力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和当时其他诸侯国内政凋敝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建设的成就令吴王刘濞洋洋得意，这种自豪感令他产生了盲目的自大，最终和文帝朝政府叫起板来。一切都像是在为日后景帝朝的吴楚七国之乱做铺垫。

钱财总是能引来祸端，或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至于祸端的大小和矛盾的轻重，则是由社会的经济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财力比拼所决定的。涉及纷争的钱财越多，矛盾就越大。

在汉朝中央政府和吴国之间就有着这样的矛盾。问题在于，两方财力悬殊巨大。在刘濞眼里，中央政府手头那点少得可怜的经费简直不值一提。因为天下最大的铜矿就在吴国境内，那是吴王刘濞用来巩固江山的命根子，更是他用来和朝廷叫板的资本。

高祖六年，刘邦封自己的二哥刘仲为代王。在韩王信投靠匈奴之后，匈奴就大举南下入侵代国，代国不敌，没出息的刘仲丢弃了自己的子民，一路逃难，经洛阳回到了刘邦那里。刘邦看在刘仲是自己二哥的份上，并没有追究责任，而只是将他降为郃阳侯。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造反，同时向东吞并了荆国，杀死了荆王刘贾，战后又挟着荆国的人马向西进攻楚国。刘邦闻后亲自出征，当时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也跟随刘邦出征。刘濞在战场上作战骁勇，一马当先，以骑兵将领的身份和刘邦一同在蕲县大破黥布的军队。

当时由于荆王刘贾已死，吴郡、会稽郡地区无人治理，刘邦觉得这地方民风剽悍，必须要由一个性子刚强的人来管理。刘邦看着身旁的小伙子这么勇猛，想来就是个强势人物，而且还是刘氏宗亲，加之刘邦的儿子很多年龄都不太大，不适合来这里称王，于是在回师路上途经沛县时就封刘濞为吴王，下辖四郡五十三城——即东阳郡、鄣郡、吴郡、会稽郡，吴国自此建立。

刘邦在沛县作了一首十分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里面的“猛士”大约也就包括吴王刘濞在内吧。

接下来的这段内容史书记载得神乎其神。按照史书的记载，刘邦在刘濞接受了吴王印信之后，仔细端详了刘濞的面相，两道炯炯的目光投射在刘濞的脸上。刘邦沉思片刻，心下断言道：刘濞有“反相”。

刘邦当下就后悔了。

但是身为帝王，说话不能出尔反尔，不能失信于人，更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先前的话，那是在否定自己的权威。刘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奈的他只能作罢，同时抱着一丝希望试图教化刘濞，他对刘濞叮嘱道：“再过五十年东南地区会有人造反，难道这个人就是你吗？这天下说到底都是咱老刘家的，一家人嘛，你可千万别造反。”

刘濞听罢，欣然叩头，表示坚决不造反，誓死捍卫刘家江山，可惜日后他食言了。

到了惠吕时期，汉帝国在经历了对造反诸侯王的平定后，政权步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这个帝国除了吴国以外都在休养生息，安抚百姓，只有吴国仗着其辖下丹阳县有一座产铜丰富的山，所以就在国内疯狂地铸钱。

刘濞要铸钱，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于是他就招揽了许多亡命之徒。同时，由于吴国沿海，刘濞还让百姓们煮海盐。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引用中井积德的话说：“盐铁之利，国用既给有余，不须收口赋于平民，是可知役于盐铜者皆亡命无赖，非平民也，吴王所招致。”铜矿和海盐使得吴国政府富到都不用向百姓收税，可见其国家生产力之强、铸币和煮盐为吴国带来的经济效益之高。

经济快速发展的吴国想不被各方势力关注都难，刘濞的经济建设在诸侯王和中央政府眼中完全是一种炫耀，炫耀他刘濞的能力和资本。

醋意大发的诸侯王和中央政府对刘濞产生了浓厚的敌意，他们不能接受刘濞的与众不同，不能接受当他们都还深陷于贫穷、不安定的环境中时，刘濞的吴国已经脱贫致富，超越小康，从发展中国家晋升成一个发达国家了。

财富这东西很是神奇，它可以极快地扩充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权的实力，尽管有时这种实力缺乏牢固的基础和稳定的来源。但实力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快感会极大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使得这个人持续沉醉于自己的实力当中，开始狂妄自大。吴王刘濞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了钱有了权，刘濞就开始一天天地和中央政府作对。他常常以生病为由不按时朝见刘恒。而刘恒一方也被这种隐隐的挑衅之意所刺激，在发现刘濞其实是装病之后，每次吴国派来的使者都会受到中央政府严酷的审讯，甚至还会被扣押。

吴国在中央政府那里的信用值已经接近破产。

刘濞也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可以猜测，他在文帝年间就已经有了谋反之意。

好在刘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一年刘濞派遣使者来中央见刘恒，刘恒就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成天跟中央政府作对，还装病欺骗中央政府。

使者解释道：“吴王确实是没有生病，但是中央这边总是莫名其妙地扣押吴国的使者，吴王也不明白中央政府的意思，有些害怕，索性就不来朝见皇帝您了。俗话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吴王一开始装病就被皇帝您发现了，就是因为您对他逼迫得紧，吴王才越发惶恐，成天躲着不敢见您。他害怕您杀他，狗急跳墙，就总是想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应对，最终出此下策。我劝皇帝您还是和吴王尽释前嫌，你们俩搞好关系，那就好极了。”

刘恒听罢此语，本着维护兄弟情谊的想法，最终决定放刘濞一马。他不仅释放了先前扣留的吴国使臣，而且还送了刘濞一张小几，一把手杖。而刘濞可能也觉得此时造反一来时机不成熟，实力还没积攒够，二来也碍于兄弟的面子，他和刘恒是同辈，造反总是胜算不大，不像后来在景帝面前他是长辈，可以理直气壮。大约是基于这两点，刘濞最终也放弃了造反的想法，不再刻意和中央政府作对了，但同时却转而全力推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或许刘濞也并非真心归顺，同刘恒议和只是缓兵之计，抓紧时间增强实力、韬光养晦才应该是他的根本目的。

刘濞一直善于笼络民心，从来不向老百姓收税，吴国政府凭借着煮盐和铸币的利润早已经富得流油，不收百姓的赋税反而还可以巩固统治基础，增强老百姓对刘濞的好感。除此之外，只要中央征发吴国的百姓服役，吴国政府就给百姓发补贴，摆明了是要让中央政府难堪，在老百姓面前显得好像吴国更为关心百姓。

归根结底，中央政府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对吴国毫不干预，让吴国政府充分表现其仁慈和德政，主要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钱，而吴国政府钱财充盈。吴国政府不仅定期关心知识分子，资助他们的生活，逢年过节还给治下所有的百姓一人发一个大礼包。吴国政府富得高调，富得有品位，富得有目标。

除此以外，刘濞长期收容逃犯和亡命徒，公然容纳罪犯们进行政治避难，而不向中央政府上交。这种蓄养亡命徒的行为，摆明了是在为日后的造反作准备。笼络知识分子的目的是让他们出谋，而施恩于亡命徒则是为了让他们出力。

吴国政府经过刘濞四十年的经营，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实力，而这些实力，包括刘濞的自信心，它们之所以能够被培养起来，就是因为一个字——钱。

吴国有钱，它有铜矿有海盐，因而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财决定国力，经济决定国运。想想日后如果不是文帝朝和景帝初期为国家积攒了财力，汉朝中央政府能否经受住吴楚七国之乱的冲击还真是未知数。

刘恒放纵吴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养虎为患，但从吴国的角度来看，急功近利地发展经济也不见得就是好事。那些经济建设的果实并非是实打实的积淀，而只是吴国军民上下在躁动与浮华中营造的泡影。

而且经济的超常发展必然导致文化、思想建设事业的相对落后。如果吴国军民在政治思想上的觉悟达不到刘濞的水平，就算日后刘濞起兵造反，老百姓也只能盲从。

或许经济的强势并不能真正改变吴国的命运，一切，还要等到景帝朝时才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