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朝暗藏杀机。朝廷外，暗暗蛰伏的吴王刘濞任由心中的愤怒与仇恨相互裹挟，促成那名为“矛盾”的引线，它埋伏千里，直待时机成熟时被火药点燃，让帝国的领土上弥漫起战争的硝烟。而朝廷内，工于刑名之学的晁错也暗暗捏紧拳头，他要实施一个宏大的计划，一个将要动摇帝国根基的计划——削藩。危机千里埋伏。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于一根很长的“引线”燃烧到尽头的时候。是谁点燃了这条名为“矛盾”的引线呢？

是刘启，以及他不太好的脾气。

早年刘恒还在世的时候，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曾来中央朝廷朝见刘恒，完事了就成天和刘启泡在一起喝酒下棋谈感情，这大约是两汉时期青年人之间的时髦活动，因为直到东汉末年，五十六岁的孔融被曹操处死的时候，史书讲他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还在那里津津有味地下棋。

吴太子刘贤的师傅都是楚地人，那个时候楚地人整体素质都比较低，没啥文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而刘贤也变得脾气暴躁骄横，蛮不讲理，而且估计下棋的水平也很低劣。

有一次刘启和刘贤俩人又在那里下棋，刘贤技不如人，因而想悔棋耍赖。刘启是堂堂皇太子，当然不吃刘贤这一套，二人最后就大吵了起来，刘贤对刘启很不礼貌，大约爆了不少粗口，引得刘启大怒。皇太子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于是刘启抄起棋盘就朝刘贤的头上砸去，刘贤猝不及防，加上估计这公子哥也不怎么经打，结果当场毙命。

历史的巧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却因机缘巧合在发掘刘启的陵墓——阳陵的南阙门遗址时，意外地出土了一件汉代残损的陶制棋盘。难不成当年刘启杀了刘贤之后还把那个“凶器”收藏起来，当了陪葬品？这可难说，不过想来可能性不大，因为考古学家都认为那个棋盘质地粗糙，一看就不像皇家用具，弄不好是守陵人哪天一不小心把棋盘摔地上顺手就埋到土里了。

回过头来，关于刘启杀死刘贤一事，理论上讲刘启应该作出道歉并接受惩罚，但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就在于草菅人命无罪，不论你是平民还是贵族，统统都比他地位低，因而永远是统治者在理，人家掌握着“宇宙真理”。

所以刘启根本没有受处罚，朝廷也只是将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便草草了事，连个致歉信也没有。

吴王刘濞从没料到，自己的儿子去长安时风光无限，回来的时候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但是刘濞身为诸侯王，在刘恒和刘启面前总是要低上一等，尤其是刘恒，和刘濞是平辈，自然不是好惹的主。因而悲痛欲绝的刘濞想到的不是复仇而是逃避，他从此不再去长安朝会。

看到儿子的尸体之后，刘濞愤怒地骂道：“狗日的刘恒，老子和他明明都是一家子，我儿子好歹是他侄子。把刘贤死后葬在富庶繁华的长安不就得了，干吗还要把尸体运回来，诚心想要刺激老汉我是吧……”遭遇了巨大精神打击的刘濞不愿看见儿子腐烂的身躯，与其让它回来看见尸体再受痛苦，不如埋在异乡让儿子早日安息。

刘濞是个不服输的主，最后硬把自己儿子的尸体又拖回了长安，葬在了长安。

我们有理由相信，从那时开始，刘濞的心理就开始畸形了，仇恨的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他开始暗下决心要在时机成熟之时报复朝廷。而且，刘恒在位时他就已经开始处处与中央政府作对，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初步报复中央政府的做法，刘濞从此不打算让朝廷再安安生生过好日子了，他下决心要让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他乐于享受刘恒、刘启以及众大臣因为自己的威胁而担惊受怕的样子。

由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吴国不像其他诸侯国那样，抓住机会整顿内政，而是轰轰烈烈地搞起了“大跃进”运动，因为刘濞找到了他今生最大的敌人。

而刘启也从此有了他此生最大的仇家。

这一次结怨最终酿成了景帝朝最大的祸乱。愤怒与仇恨相互裹挟，搓成那名为“矛盾”的引线，它埋伏千里，直待时机成熟时被火药点燃。

刘启即位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撺掇自己的学生在刘濞的创口上撒了把盐。

晁错，这个满腹心机，一心想着实现法家专制的帝国臣子，早该从刘启幕后现身了。刘启仿佛是一只提线木偶，晁错提着线隐藏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已经很久、很久。

晁错是颍川人，早年曾跟随轵县一位叫张恢的人学习申不害、商鞅等人的刑名学。他有两个很牛的同学，一个跟贾谊是老乡，是洛阳人宋孟；另一个则是刘礼。史书并未记载宋孟的作为，至于刘礼，此人乃是楚元王刘交之子，后来在吴楚之乱平定后被封为楚王。

学成之后的晁错就成了刑名学研究的专业人才，紧接着又通过了太常寺的研究生考试，成功进入太常寺工作，从此成为社会科学国家队中的一员，担任太常掌故一职。

晁错一开始是以学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刘恒在位的时候废除了挟书令，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家思想、各种典籍都应该有专业的学者和研究者，当时整个国家研究《尚书》的人很少，照现在话说，有关《尚书》的学术研究在当时是一门“绝学”。朝廷只听说济南郡有一个叫伏生的人精通《尚书》，曾经担任过秦朝的博士官，是个资历很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惜此人年龄已经九十多岁了，骨头老得都快散架了，不可能再让老爷子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

朝廷需要选一位潜力巨大的青年学术骨干跟着老先生去学习。

好运气降临在了晁错身上，由于太常（主管国家学术、宗教事务）的举荐，晁错顺利被派往济南，成为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结项后作为一位高水平的学术人才直接升入了经学国家队，同时还有了在皇帝面前尽情发言的特权。

学成归来的晁错整个人都显得气度非凡，说话常常引用《尚书》的句子，明显变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从头到脚学者范儿浓郁，这就使得刘恒对他十分欣赏。晁错很快就相继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负责教导太子的学习，成了太子的老师。太子舍人掌管太子侍卫工作，秩二百石。门大夫是太子家的守门官，可别小看这看门大爷的闲职，秩六百石，而且有许多和太子亲近的机会。太子家令就是太子的大管家，秩八百石，太子的日常生活从此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晁错在文帝朝时就已经表现得十分强势了。

晁错的学术思想就是以申商刑名为根，以儒学为枝，骨子里是法家作风，面子上要维护儒家的斯文，他以法家文化滋养儒家文明原本就具有的专制色彩，把儒家的治国之道引向了“儒法家”王霸杂糅、推崇专制这一极端。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晁错调教出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子，这个虚伪、善于掩饰，外表与人和气，内心将人拒之千里，看起来很和善，背地里很阴险的人……

对，这不是别人，正是汉景帝刘启，那个人格分裂症患者。

刑名学和法家思想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专制者权力膨胀的欲望，同时还教会他们如何去控制自己的下属与百姓。这在如今根本是拿不上台面的内容，但在古代却是每一个皇帝的必修课，所谓“帝王之术”是也。

刘启听晁错讲课很兴奋，觉得口才极棒的晁老师处处都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仿佛就是自己肚里的蛔虫。刘启对自己的这位手下很是满意，常常称呼晁错为“智囊”。

晁错是骨子里的法家，这就注定了他要与朝廷上那些讲黄老之术的大臣们不和，晁错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大计，这个大计在他心中埋藏了很多年，埋伏着、蛰伏着，静静等待时机的到来。

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