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让这座名山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性地标。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庐山区境内，它在长江南岸的鄱阳湖畔，雄峙长江南岸。庐山山体呈椭圆形，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绵延90余座山峰，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名。正因为它的风景秀丽，很多政治家将庐山当成避暑圣地、会议场址。庐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成为地标，最重要的原因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意图为修正此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激进倾向，但这次会议却正好相反，决定了中国此后继续左倾。庐山会议场馆位于庐山牯岭东谷掷笔峰麓。此场馆最初建立目的是为蒋介石在庐山创办的军官训练团所用，于1937年落成，名为庐山大礼堂。1949年后改名“人民剧院”。目前这里被改为庐山会议纪念馆。

在历史上，总会有一些地点不经意间扮演着转折点的角色。它们中有的是因为地理位置，就好像长江从发源地顺流而下，没有流到山另一端的印度，而是流入中国，这同山脚下奇妙的地理位置相关；有的是因为时代精神的需要，比如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它在赵紫阳和胡耀邦的时代之前，几乎一直微妙地把握着中国社会运动的脉搏；但也有一些，纯粹是因为在某个时间段发生了某间足以改变整个历史河流流向的事件，比如，1959年的庐山。

庐山会议的主角是彭德怀，军功卓著的元帅，但却性格耿直，直言不讳。从中方的观点来看，彭德怀赢了朝鲜战争，但朝鲜战争中却死去了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后来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总长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彭德怀“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很不愉快，多有误会”。

如果说按照毛岸青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据此推测毛泽东从此对彭德怀耿耿于怀，未免将建国之父想象得过于小气；又有一种推测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直颇为忌惮不属于自己嫡系的红一方面军的军队将领们；而按照黄克诚的描述，则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人在性格上、甚至生活习惯上的差异造成毛泽东一直对彭德怀颇有顾忌，因为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战功赫赫，手握重兵的颇有军事天赋的元帅，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一直都是当政者的心腹之患，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不会不知晓这一点。

各种证据都表明，在庐山会议的开始阶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本意是想要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冒进问题。这种问题在地方已经严重到让人不可忽视，正如彭德怀之前在湖南几个地方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彭德怀坚持怀疑地方工作人员报告给他的粮食产量数字时，对方不耐烦得对彭德怀说：“老总啊！这你也怀疑，那你也怀疑，那怎么办呢？”事后揭露的事实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明显恶化。

而这场会议的开端也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正好像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很多后来转化得激烈得事件一样，他们抱着好意开始，但却收获了灾难。“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张胜在他回忆父亲张爱萍的书中这样写道。

而会议的开始，很多重要人物也不以为然想要躲避开这场会议。“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大多数人都把在庐山进行的这场会议当作有一次过程漫长但又无趣的寻常会议。

张爱萍回忆说：“1959年年春天，西藏发生判断，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修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

同样不愿意去的还有彭德怀和黄克城。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又说（对黄克诚），7月1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而庐山会议一直开了半个月，黄克诚仍然留在北京，彭真和林彪也都没有去庐山参加会议。“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黄克诚说。

但是先他上山的彭德怀已经因为自己的直言不讳惹出大麻烦。

“1957年7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从7月1日起，除了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经行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18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20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18号晚或19号晚才到庐山的……毛主席于7月23日上午批判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得情绪也是紧张的”。

黄克诚则说，自己17号到了庐山之后，“上山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随后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也来看望黄克诚，表达了对“左”的担忧。

但是，毛泽东7月23日的发言一下逆转了整个会议，甚至还有历史。整个中国继续向狂热、虚假、荒诞和激进迈进。毛泽东说自己在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吃了三次安眠药都没有睡着。在毛泽东之前发言的张闻天对彭德怀表示了支持，而毛泽东随后则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都表示了支持和辩解。一下子，整个会议气氛全变，庐山上火药味也渐渐浓烈，不再是一开始逍遥自在的“神仙会”。

当天晚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晚饭。当晚来找黄克诚的周小舟突然冒天下之大不违说了一句话：“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的这句话后来更加剧了他们的罪名。

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最后这次会议、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消他们的职务。

甚至个人习惯也成为批判的要点。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打不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再加上林彪等人踏上一脚，彭德怀真是难以再翻身。而周恩来和刘少奇则向刚刚上山的张爱萍等事先吹风，担心他们站错了队，更多军队的将领和共产党高层卷入这场清洗。

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

发生在庐山漫长的会议上的争斗，不难排除有毛泽东对彭德怀本人的忌惮，不然，一场讨论国内经济事务是否过于激进的会议，怎么会最终变成对彭德怀个人野心的攻击和“军事俱乐部”的指责。只是可惜，整个中国在庐山和彭德怀落寞的背影后，都开始左转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