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飞将军蔡锷

抗战名将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学堂总办蔡锷将军。据他所说,蔡锷“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骑马的时候,他不一定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是“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在李宗仁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学员们看来,“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经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言及于此,李宗仁忍不住叹道:“我当时能够当上陆小学员,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李宗仁将军所说未免过谦,事实上,他后来所做出的事迹并不比他所崇拜的蔡锷将军更逊色,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笔者却要说说这位把陆小学员们“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的蔡锷蔡将军。

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科班生,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货真价实的海归呢。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大才子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为培养蔡锷,梁启超请托于大隈重信为之担保),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不过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对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倒不甚重视,因为他们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反满势力未能介入,这或许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民国陆荣廷主政后迁往南宁),气象为之一新。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同时还兼任了陆军小学总办,统领整个广西的新军及编练机构事宜,军权在握,权倾一时,很受巡抚张鸣岐的重视。不过,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重,身为湖南人的蔡锷在广西混得太好,难免引起当地人的嫉妒,结果惹出一场“驱蔡风潮”,令蔡锷不得不退出广西。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人在广西定居极多,在风气、文化各方面又都比广西本地人要好得多,因而不免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驱蔡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这个学堂原本是为广西新军培养军事干部的,因为广西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拟成立一镇一协(即一师一旅),但后来因为经费不足,所以只编成了一混成协。如此一来,干部学堂的两百多毕业生就大大地供过于求,作为兵备道总办的蔡锷决定从这两百多人中进行甄别考试,结果湖南籍的毕业生成绩远好于广西本地学生,在留用的120人中,湖南人有90多个,而被淘汰的大多为广西籍。

这下广西人当然不干了,他们认为蔡锷的考评袒护同乡,有失公允,因此在干部学堂内掀起“驱蔡运动”并很快波及其他学堂。不久,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也群起弹劾蔡锷,使得风潮进一步扩大,广西人甚至罢市罢课,一致要求蔡锷离桂。在“驱蔡运动”的高潮时期,各学堂的学生排队前往抚台衙门请愿,弄得张鸣岐毫无办法,最后蔡锷只能在压力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西。

古话说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蔡锷在广西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下台后,云贵总督李经羲却随后将之延揽到云南,并担任了第19镇第37协的协统(旅长),这次是直接做上了带兵官。就当时而言,带兵与不带兵的效果是完全两样的,蔡锷之前做的大多是教官或者军政管理工作,手头没有自己的子弟兵,因而在关键时候无人可用,这一次反而是因祸得福,收插柳之功了。

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天后,云南的革命党人也发起起义响应。在关键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新、旧军在激烈交战一昼夜后,第19镇统制钟麟同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被礼送出境),身为协统的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年仅29岁。在当年的这场革命中,类似于蔡锷经历的还有江西都督李烈钧(29岁)、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8岁),这几个人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并在各省新军中担任重要军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意义上的兵变。

不过,当上都督的蔡锷在民国后再次遭到云南当地人的排挤(所谓“滇人治滇”,当时各省自治就流行这个,即本省都督须由本省人担任),正好袁世凯在1913年下令将他调往北京,于是蔡锷顺水推舟离开了云南,遗缺由原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唐继尧倒是云南人,他既是蔡锷的学弟,也是其部属,在革命前的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中,蔡锷是协统,刘存厚是标统,唐继尧为营管带。辛亥时期,贵州革命不甚成功,应当地士绅要求,蔡锷派唐继尧入黔平乱,唐继尧由此担任了贵州都督。

袁世凯对蔡锷很是欣赏,他将蔡锷调到北京的原定目的是让他担任新组建的“模范团”团长,以对北洋军进行改造并打造出一支新的军队。可惜的是,袁世凯引进“外人”的提议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蔡锷到京后,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颇为郁郁寡欢。

在清朝覆亡之后,蔡锷认为只有“强人政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达到富强,而他心目中的“强人”正是袁世凯。因此,蔡锷在民国初年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对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不予支持。但是,蔡锷到京后,发现民国的新气象很快便陷于消亡,而他看重的强人袁世凯并非他心目的理想人选,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更是对袁世凯失望至极。

据后来的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致又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的压抑与憋屈。特别是袁世凯称帝活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

蔡锷听后叹息了几声,小凤仙见状也已猜到七八分,便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蔡锷先到老师梁启超那里征询他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梁启超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说了一遍,梁启超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时时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并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又是我等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听后,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知音》,小凤仙义助飞将军蔡锷的故事由此家喻户晓。不过,故事虽美,但毕竟是稗官野史,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所说,蔡锷当时虽涉足八大胡同,但并不常去;其生母潘夫人也曾说,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时,曾指着包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说:她就是小凤仙。由此可知,蔡锷与小凤仙虽有交往,但毕竟没有到出双入对的地步,而且没有背着家人。更重要的是,蔡锷将夫人遣送回籍的主要原因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并不是有意设计离京。

至于蔡锷出京一节,也与传闻有异。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限制蔡锷的行动自由,因为当时蔡锷的确染有喉疾,他要求去日本医治的理由也是光明正大,袁世凯又有什么理由不准呢?因此,袁世凯批了蔡锷三个月的假,这在当时的政府公报均有记载,所谓蔡锷与袁世凯“捉迷藏”的游戏,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戏剧性加工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蔡锷离开北京到达了昆明,袁世凯也确实着了蔡锷的道儿,让这个对手轻易逃脱了自己的控制。蔡锷到昆明后,随后便与唐继尧揭起“护中国军队”大旗,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群众大会上,蔡锷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民意昭然。

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随即组建了护中国军队,出兵讨袁。护中国军队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后方。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出发时,每个士兵所携带的子弹仅300发,炮弹更少,可谓是孤军深入,十分悲壮。

蔡锷所部护中国军队到川南作战两个月后,消耗甚大,而后方唐继尧又未能及时接济,以至于陷入了极大困境。蔡锷曾在此期间给友人的信中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好在护国战争只进行了半年,袁世凯便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不过,袁世凯是自己身体撑不住病死的,而非护国战争打垮的),蔡锷的“护国之举”也就大功告成。话说回来,世事原本无常,倘若袁世凯当年任命蔡锷做了“模范团”团长,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呢。最后倒好,梁启超、蔡锷师徒一文一武,笔杆子、枪杆子一起上,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一眨眼可不就化成了泡影?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两位赫赫有名的“共和伟人”便先后去世,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则是蔡锷。前文已述,蔡锷是以治病的借口离开北京的,而他当时确实患有严重的喉疾,加上作战的条件极其艰苦,“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使得病情久拖不治,日益恶化。等到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旋即赴日本医治,但为时已晚,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5岁(黄兴43岁)。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在蔡锷病逝后,其师梁启超十分悲痛地为自己的爱徒撰写了这副挽联。1917年4月12日,蔡锷移葬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仪式,这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受此殊荣,蔡将军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