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段祺瑞轻松搞定了黎总统和国会，但到了参战问题，他第一个考虑的却是盘踞地方的各省督军们的意见。为此，老段特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各省督军们请到北京，目的就是要争取他们在参战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应不应参战，这些地方军头们大都想法简单，他们觉得如果参战的话，想必要抽调自己的军队，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势力，因此大部分人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譬如安徽督军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前便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称中国不能参战，如果参战的话一定会惹祸上身，导致亡国云云；等到了天津后，倪嗣冲又大骂鼓吹参战的梁启超，称他是“亡国文妖”，欲陷国家于灭亡云云。

对于倪嗣冲的言论，老段虽然觉得十分不爽，但还是非常重视。因此，倪嗣冲一到北京，老段便亲自登门拜访，并向老倪解释了参战的原因和好处。在老段点明“参战不需出兵”的玄机之后，倪嗣冲恍然大悟，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挥舞着手大声道：“参战！一定要对德国宣战，越早加入越好！”

除了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外，当时来到北京的还有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孟恩远、察哈尔督军田中玉等人，即便是没有来的督军，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唯独让老段觉得遗憾的是，同为“北洋三杰”、而且是各省督军中实力最强的冯国璋却没有来。据他派去的专使靳云鹏报告，冯国璋对参战一事似乎模棱两可，不甚赞成，这让老段有点不太高兴了。

在召开会议之前，老段和自己的几个亲信傅良佐、曲同丰、靳云鹏（这三人与老段有师生之谊，并与徐树铮共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上下活动，多方拜访，力图取得督军们对参战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傅良佐，他在徐树铮被派到欧洲考察军事后最受到老段的重用，对老段也是言听计从，不遗余力。

经过一番努力后，这次军事会议的气氛既融洽，又热烈，各省督军对老段的参战主张完全赞成，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在吵吵闹闹的民国初年是十分难得的。

在开完会之后，督军们意犹未尽，他们随后竟然兴致勃勃的前去集体拜会各在京的协约国公使，并表达出强烈的参战意愿；而那些协约国的公使们更是求之不得，他们又是设宴，又是舞会，对督军们报以了极为热情的招待。在这中外互动中，各方其乐融融，一起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最高潮。

军人集体拜会外国公使，这在外交界可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算是开了洋荤了。当时的舆论对此颇有微辞，但那些军头们此刻正在兴头上，他们才不在乎文人笔杆子下的扯淡呢。这不，5月1日正赶上老段开内阁会议讨论参战案，这帮武夫听说后便结伙前去围观……各省督军们倒要看看，这民主议政到底是如何个搞法，在他们看来，既然如今民主共和了，人人当家作主，那他们作为各省代表，参政自然是理所当然嘛！

这次的内阁会议，人丁本来不旺，因为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后职位一直空缺，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休假，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因牵扯贿赂案而正在回避，外交总长伍廷芳则因提出了辞呈，此刻也不便参加内阁会议。由此，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总理老段外，实际上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工商总长谷钟秀三人。

等到各省督军们闯进来之后，本来冷冷清清的会议室立刻变得欢快热闹了起来。按理，各省督军未经邀请是不应该参加内阁会议的，但这些家伙大多是老段的老同事或者老朋友，总理既然不说话，那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倪嗣冲和老段是老乡，又一起共事多年，一向口直心快的他第一个发言：“欧战即将结束，我们又不用出人出枪，现在赶紧加入协约国，越快越好，就不用再讨论了！”其他几个督军也附和道：“对！对！不然就来不及了！”

老段听了这些老朋友的话，心里十分自在，便拿眼睛看其他几个阁员，想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这几个阁员，海军总长程璧光是甲午时期的海军将领，张耀曾和谷钟秀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这三人倾向革命党，原本不是段祺瑞的派系中人，只不过老段在组阁时希望博取“人才内阁”之美誉，也便于获得南方支持而特别延请入阁的。还没有等到这三人发言，山东督军张怀芝便抢着说：“参战事不宜迟，我们山东的百姓恨死了德国佬，政府要是再不决定的话，到时地方上要是闹起来，我可不负责！”听了张怀芝的话后，其他督军你一言我一语的，一半是鼓动，一半是威胁，愣是三位阁员的话给憋了回去。

段祺瑞见会议开到这里，也就顺水推舟的总结道：“要不，咱们就参战？”还没等其他阁员反应，督军们便又是捶桌，又是跺脚，大声吼着：“参战！参战！不用再说了！”程璧光三人见这些人实在是不成体统，但也知道说不过他们，只好默许了参战案的通过。

等到事情办好，老段亲自把老朋友们送到门口，在对他们表示感谢后，又不免有些担心的说：“咱们内阁这边是顺利通过了，但不知道总统府那边怎么样，上次还因为和德国断交的事情与黎总统闹得不愉快呢！”倪嗣冲拍着胸脯大声道：“总理放心，这事包在我们身上，黎总统一定没有二话！”

三天后，各省督军们再次兴高采烈的出现在总统府，想要顺势说服黎总统。这次仍旧是倪嗣冲打头炮，他在黎元洪的面前喋喋不休的弹着“中国必须参战，不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的老调子，一点都不顾及倾诉对象的表情和反应。等到倪嗣冲说到“某某国的公使也赞同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忍了半天的黎总统实在是按捺不住了，他一拍桌子，斥责这些武夫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地方军政长官，如何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了？！你们是军人身份，怎么能擅自和外交使团交涉？还闯入国务会议干涉国政，实在是岂有此理！”

在督军们的眼中，黎元洪一向是“菩萨低眉”，没想今天突然来了个“金刚怒目”，一时还真有点不太适应。你想，这些武夫在袁世凯的时候也不曾被这样训斥过，这下气焰立刻矮了下去。吉林督军孟恩远还想辩解两句，但一看黎总统满面怒容，也只好和大家一起唯唯诺诺的退下去了。

等到那些督军们走了后，总统府的人都很高兴，说：“大总统今天的脾气发得好，这下那些人就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那些督军们就不这么想了，他们在离开总统府后，觉得黎元洪这人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你也不想想，老子们在前清的时候，早就已经是统制了，你一个小小的协统算个屁啊？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当上了总统，你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现在不得了了，敢和我们北洋系对着干，哼哼，有你的好果子吃！

在督军们的游说无果后，段祺瑞只好带着阁员们亲自去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对德宣战案上盖印。黎元洪虽然训斥了那些督军们，但他在段祺瑞的面前还是没有底气，但当他把宣战案交给监印官唐浩镇盖印的时候，唐浩镇却将之推到一边，说：“这个印我不能盖。”

在总统府中，唐浩镇不仅是反对参战的，而且他还是黎元洪的亲家（其女许配黎元洪的长子），因此黎总统也不好强逼他。唐浩镇不盖印，国务院的人不答应了，首先是刚刚销假回来的内务总长范源濂跳了起来，他指着唐浩镇的鼻子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不盖就不盖？”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段祺瑞腾地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的走了出去。范源濂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随后也摔门而去，连门上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在其他阁员们离开后，黎总统又觉得后怕起来，他担心段总理再来一次离京出走，只好亲自在对德宣战案上盖好印，随后派人送到国务院。

在这次争斗中，黎元洪再次退让，但他仍旧希望国会能够阻止参战案的通过。而在另一边，段祺瑞和各省督军们也都积极奔走，向国会议员们游说政府的外交政策。5月8日，段祺瑞将国会中主要党派的议员代表请到国务院，向他们解释了对德宣战的原因：一、中国在宣战后不参与欧洲战事，无需派兵；二、德国已经转攻为守，颓势日显，失败已经是指日可待；三、俄国在革命后仍旧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和谈乃子虚乌有。

段祺瑞等人的这些游说活动应该说还算正常，但在国会对参战案进行投票前的两天却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譬如北京城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自称“公民”、“代表”的队伍，他们拿着各色小旗子来到国会前面游行，并强烈要求对德宣战；而与此同时，有很多号称是外地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来电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

袁世凯在迫使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的时候，曾经用军人搞过“公民团”的勾当，毫无疑问，这次的“公民”、“代表”们也同样是形迹可疑。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是，有几个机灵的报社记者在查找这些号称“外地”发来的电报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的来自北京电报局。

原来，这一切都是段祺瑞的大弟子傅良佐搞的把戏。

5月10日，也就是国会对参战案进行表决的那一天，这场闹剧也达到了高潮。就在议员们来到众议院准备进行投票时，只见院外早已被数千名“公民”、“代表”们包围，他们整整齐齐的排着队，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各色旗子，上面写着什么“军人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商界请愿团”等等，各行各业，可谓是应有尽有。

当议员们经过他们的队伍时，这些“公民”、“代表”们便强行塞给他们“请愿书”甚至“警告”的传单，如果哪个敢不拿或者拿得慢了，他们轻则喝斥，重则抡起胳膊饱以老拳，比如邹鲁等十几名议员便挨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代表”们的一顿拳脚，结果是鼻青眼肿的走进会场，实在是斯文扫地，不成体统。

正当议员们要进行投票的时候，“公民代表”们突然声称，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他们要进入现场围观并加以监督。在要求被拒绝后，这些人便强行往会场里闯，结果弄得场内外秩序一片大乱，投票根本无法进行。议长汤化龙见这些人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于是当机立断，将秘密投票改为公开的大会，并打电话给段祺瑞及相关总长，要求他们到众议院接受质询。

一直拖到下午5点，代理内务总长范源濂才赶到众议院。范总长来后，对会场内外乱糟糟的情形也感到十分意外，但他也无法控制现场的秩序，只得打电话给段祺瑞，让他亲自来会场收拾局面。

晚上7点半，段祺瑞驱车来到众议院，混乱不堪的“公民团”这才安静下来，并立刻列为两队，夹道欢迎段总理的到来。在“公民代表”们的摇旗呐喊声中，段祺瑞面带微笑、步履轻松的走进会场，但刚一进国会，段祺瑞立刻遭到议员们的围攻，他们神情激愤的质问老段：“公民团”围攻议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不像话了！

不过话说回来，段祺瑞事前的确不知道“公民团”这事，就像当年蔡元培等人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而突然发生兵变一样，这事其实都是手下人搞的鬼。这些所谓的“公民代表”，其实大部分是一些乞丐流氓，而暗中的组织者则是段祺瑞的弟子傅良佐、靳云鹏等北洋军人。

在议员们的强烈要求下，段祺瑞只好命令警察厅长吴炳湘前去解散“公民团”。吴炳湘见“公民团”人多势众，只好请他们派出代表并提出要求后撤退。“公民团”要求很简单，那就是限当晚必须通过参战案，不然就捣毁议院，“以平民愤”！

在吴炳湘回去复命的时候，“公民代表”们已经在场外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随后鼓噪着，并捡起地上的碎砖头、烂瓦片往议院里一阵乱扔，场内外秩序再次大乱；而在议院里面，段祺瑞则被愤怒的议员们逼到国会休息室里，形成了对总理的内场围攻。

在混乱当中，前来采写新闻的外国记者也遭了殃，一名日本记者便被“公民代表”们扔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消息传来后，段祺瑞担心会因此引发国际争端，这才命令吴炳湘立刻用武力强行驱逐这些冒牌的“公民团”。随后，吴炳湘调来骑警队，用马队来冲击这些“公民团”，最终将闹事的人驱散。而这时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参战案的投票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了。

事后查明，所谓的“公民团”，其实都是傅良佐这些人花钱雇来的无业游民，他们在北洋军人的组织下摇旗呐喊，原本是希望帮助老段一举通过参战案，没想表演过了头，结果是弄巧成拙，非但使本该顺利通过的参战案泡了汤，而且还让段祺瑞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

所谓“小人不足以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诚哉斯言！

在这场风波后，舆论为之哗然，老段的政敌们纷纷发电或者在报纸上予以严厉谴责。在强大的压力下，原国民党籍的各部总长如伍廷芳、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纷纷提出辞职，就连最亲老段的范源濂也只好提出辞呈，以保自己的政治清名。

5月12日，这一天国务院本该举行例会，但由于伍廷芳等人已经提出了辞呈，他们不再来参加会议；而财政、交通两总长也因为贿案被停职待查，这样内阁就剩下段总理一个人，独对空席，成了真正的“光杆总理”。不过，老段虽然成了孤家寡人，但他仍旧非常敬业，每天都照常前往国务院上班。

各位，段总理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可别以为是笔者在开玩笑、讲故事，这可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发生的啊。要知道，我们这位个性倔强，又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乃是军人出身，而军人是最讲职责的。这不，虽说“一人内阁”有点不习惯，但老段还是对他的参战案念念不忘，数天内连发三道咨文，要求国会尽快审议，速速通过，其心情之焦迫，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

可惜的是，段总理的心情并没有得到议员们的理解。国会在接到段总理的咨文后，议员们议论纷纷，说：“国务院发出咨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如今内阁只剩下段总理一人，如何召开国务会议？既然未经国务会议讨论，咨文当属无效，还是等到内阁改组之后再审议不迟。”

此刻的老段，正眼巴巴的等着国会审议参战案，心情之焦迫可用“望眼欲穿”来形容，但国会的答复却浇了他一瓢冷水，即刻宣战的愿望也就化为泡影。老段原本是个军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如今做个总理却处处被国会和总统府制肘，如何不让他忿然恼怒？

恼羞成怒的还不止老段一人，那些督军在被黎元洪训斥一顿后也是忿忿不平，他们随后又联名在外交大楼宴请国会议员，谁知道上次“公民团”闹事之后，议员们对这些人明显冷淡了许多，支持参战案也就无从谈起。

在冷遇之下，督军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不提参战案了，他们雇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指责“法非良法、国会专权”，要求审议宪法或者干脆解散国会算了。段祺瑞得了这篇好文章，自然是心中大喜，随即便命人将这份带有二十二位督军和代表签名的呈文送到总统府，看看黎总统是如何反应。

黎元洪看见老段这阵子窘迫不堪，原本是十分快意，而他的那些幕僚们也都是兴高采烈，他们认为老段的独角戏唱不下去，正好是“倒段”的好时机。这时，老段将督军团的咨文送来，说要将他的“盟友”国会解散，黎元洪岂能轻易上当！于是咨文只是被留在总统府，好比前朝惯用的“留中不发”，反让段总理觉得左右为难。

黎元洪对段祺瑞倒不是太怕，但对于督军团的那些武夫们，他就有点忐忑不安了。毕竟，老段现在虽然是国务总理，但他靠的是在北洋系中多年积累的威望，目前除了一个营的卫队外，并不掌握实质性的军权，但那些雄踞各省的督军们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大都手握重兵，他们才是真正的地方实力派。

当有人问，如果督军团执意要解散国会怎么办？黎元洪思索了一下，说：“我有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话虽如此，若督军团真要动粗的话，黎总统的这“三不主义”虽然义正辞严，但恐怕也不是那些武夫们的对手。这秀才遇到兵，有理还讲不清，别说你仅仅是“三不”，就是“十不”，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