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黎总统和段总理互有攻守的时候，北京的《京报》突然披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那就是段内阁正在与日本秘密谈判，主要内容是日本借给中国一亿日元帮助中国参战，条件是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军队、聘用日本管理人员来主持中国的军事工业等等。

这消息披露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质疑和骂名纷至沓来，令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多次出来辨明并无此事，其暗中与日本的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在段祺瑞陷入被动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却兴奋了起来，他们一致建议黎元洪乘机将老段赶下台，而黎元洪也觉得这次舆论上的胜利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此腰杆子也可以硬起来，也不必再看老段的脸色了。

此刻的老段，也感觉到了总统府和国会的压力，他不得不后退一步，不再纠缠参战案的事情，而是重新拟定了一份内阁改组的名单，准备替换那些辞职的阁员。为了向黎元洪和国会示好，段祺瑞还特意挑选了一些亲近总统府的人入阁，以便顺利通过。

但是，黎元洪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倒段祺瑞的阁，他对这份内阁的新名单挑三拣四，一会说这个不行，那个不信任，老段忍耐不住，便和黎元洪争论了起来：“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通过与否是国会的事情，不是总统的职权！”

黎元洪哼了一声，说：“国会对你已经毫无信任，之前公民团的事情又闹得不像话，现在督军团还干涉制宪，说什么要解散国会，这难道不是你总理的责任吗？”

段祺瑞听了这话，气得鼻子都歪到了一边，他站起来一拍桌子，吼道：“我不干了！”说罢，一跺脚，掉头便走。

有了段祺瑞的这句话，黎总统一不做、二不休，当天下午便签署命令，将内阁总理段祺瑞免职，理由是段内阁阁员长期虚悬，国务院内只剩下光杆总理一人，对国事不利，应重新选择总理并另行组阁。与此同时，黎元洪又批准了段内阁其他总长之前送来的辞呈，唯独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的一份，并令伍廷芳暂代内阁总理一职。

黎菩萨终于发飙了，这可是他到北京以后所干过的第一件大事。

此令一出，老段的鼻子再次歪到了两指开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黎元洪竟敢真的将他免职！要知道，上次他不过出走天津，黎元洪便被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想不到这还没几天，翅膀就硬起来了！

好，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不让我干，老子走！

当天晚上，段祺瑞便收拾行李，带着卫队营的部分卫兵乘火车前往天津。这次的“府院之争”，也就以段祺瑞的去职出走而告一段落。

在临走之前，段祺瑞向各省督军发了一个通电，称：“按共和各国的责任内阁制，命令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调换总理之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

段祺瑞的意思是，黎元洪的这个免职令没有经过他的副署，不能生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临时约法》中规定大总统提名内阁总理组阁，而行政事务均由责任内阁负责，大总统发布的命令也须总理副署，这个自相矛盾的规定，之前已经让袁世凯和唐绍仪发生矛盾并导致唐绍仪负气出走，这次又轮到黎、段冲突了。

按说，中国是个大国，本就该实行总统制，可当时制定《临时约法》时，那些革命党议员们为防止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大权独揽、延续专制，便将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制又改为责任内阁制。但这种非驴非马的制度在中国完全水土不服，实行的结果便是惹出种种风波，反而让国事不畅。如此反思下来，堂堂一个宪法性文件，济济一群年轻有为的制宪议员，因为个人的私心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这岂不是大大的误国？（真正成熟的责任内阁应是由在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党派来组织，本就不该由总统来提名组阁的，但考虑到民国初年完全不成熟、不理性的政党状况，总统提名却又是必然）

黎元洪对段祺瑞的免职令发到各省后，也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而当时的一些督军们正在徐州开会，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蹦了起来。原来，在督军团在向总统府提出解散国会的要求后，但未见黎元洪有丝毫的退让，僵持了两天后，这些军头们只好悻悻然的于5月21日集体离京，前往徐州赴辫帅张勋邀集的会议去了。

说到张勋，这里却要补充几句。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他比袁世凯要年长5岁，参加过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军功，也还算得上是个抗法英雄；后来因为在甲午战争中大败而归才投到了袁世凯的门下，成为北洋系中一名老资格的将领。在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张勋所部承担了护卫任务，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充当扈从部队，由此皇恩浩荡，加官晋爵自然不在话下。

清朝的最后一年，张勋被外放江南提督，并在辛亥革命中死守南京城，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终不敌而退往徐州。袁世凯当政时期，张勋所部被改名为“定武军”，驻兖州。由于张勋自命忠于清廷，他严禁其部卒剪辫，所以他的军队也被人称为“辫子军”，“辫帅”之名，也由此得来。

“二次革命”爆发后，张勋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率领数千如狼似虎的辫子军急进猛攻，并率先杀入南京，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后来，因为辫子军军纪败坏，张勋退出南京而被袁世凯授予长江巡阅使，所部驻守徐州。

徐州乃南北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以当时张勋的实力，任何人都不敢小觑。袁世凯在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屡次催促张勋出征护国军，但都被拒绝。袁世凯死前，江苏督军冯国璋请各省督军到南京会议，试图形成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的第三派势力，结果张勋和安徽督军倪嗣冲过去一阵乱搞，把冯国璋的一台好戏硬生生的搅黄。

袁世凯死后，张勋反客为主，他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头及其代表们邀到徐州（计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开会。在会上，张勋仗着自己的老资格而大放厥词，声称君主制与共和制无非是各抒己见，公论自在人心，不能以成败来论英雄。张勋的表态，其实是话里有话，他既反对惩办洪宪帝制中的罪魁祸首，而且隐然透露出复辟的愿望。

段祺瑞一向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原本是看不起张勋这样被收容进北洋的杂牌军的，但张勋拉拢了数省督军，他也不敢怠慢，随后便派出代表前去参加徐州会议。在张勋的主导下，徐州会议最后议定十条决议，其中第一条便是“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条则是“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

张勋刻意保全清朝逊帝和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利益，正应了他在辛亥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清帝故主也，袁总统恩师也，今袁为总统，宣统仍为皇帝，我为国民服务，公义私恩，两无妨碍。”由于徐州会议进行得很成功，张勋在会后便得意洋洋的自认为是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隐然执各督军之牛耳。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在北京“府院之争”的时候，张勋却在徐州冷眼旁观，伺机而动。对于民国后搞的“民主共和”，张勋是有一肚子的牢骚和不满的。在他的眼里，“共和民主”简直就是胡闹，这总统、总理、国会搞来搞去，乱七八糟，弄到最后是一团乱象，什么也干不成。要总这么下去的话，倒不如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还政于清，复辟算了。

当然，张勋的观点固然可以发表，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和非主流，要真做起来的话，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916年9月21日，在国会重新召开不到两个月，张勋再次召集各省督军及代表进行第二次徐州会议。这一次会议的规模远大于上一次，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或指派代表等，就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前来参会。

在这次会议上，张勋屡次或明或暗的发表复辟言论，只可惜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积极响应，老张也只好作罢。不过，第二次徐州会议也有收获，那就是他被推举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隐然成为北京政府与西南革命党势力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在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的要求被向大总统黎元洪拒绝后，张勋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便将这些军头们再次邀请到徐州，商议如何对付黎总统和国会。正在议论间，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的消息传来，这下可就炸开了锅了。

对于派系之外的黎元洪，各军头们原本是轻蔑有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无兵无权的空头总统竟敢真的将老段免职了。你想啊，老段是谁？自己人啊！

在震惊之余，这些武夫们忍不住暴跳如雷，用各种最难听的话痛骂黎元洪。这时，安徽督军倪嗣冲想到前几天在总统府被训斥的糗事，他忍不住跳起来大骂道：“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径行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姓黎的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他合法吗？辛亥武昌之变，他听到枪声吓得钻到了床底，由此才走运当上的总统！现在好，他身居高位，优柔寡断不说，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谁他妈的来拥戴他！”

众督军大乐，拍着桌子跺着脚的连声叫好。兴奋之下，倪嗣冲得意洋洋的道：“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宣布独立，大伙也都这么办！看他怎么收场！”

张勋听后正中下怀，于是趁热打铁的道：“老倪说得好，要是不给黎元洪一点颜色看看，他也太不把我们北洋系放在眼里了！咱们不但要宣布独立，而且还要出兵北伐，把黎元洪赶下台！”顿了一下，张勋又说：“民国这样搞是没有希望了，我看哪，还不如前朝呢！”

说完，张勋便拿眼睛瞟会上的各位督军及代表。按之前的情况，张勋的复辟调调一向没有太大的市场，但这次，也许是黎元洪的免职令让这些武夫们暂时失去了理智，这些人听后也连连说对，大发“今不如昔”的故国之感慨。

会后，张勋又偷偷的问段祺瑞派来的代表徐树铮，问他对复辟有何看法。小徐听后，不假思索的说了八个字：“只求倒黎，不计手段！”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军机”，一向为老段所信任，既然他说没有问题，老张这下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看来，大家对前朝还是很有感情的嘛！

就在督军们在徐州开会的时候，黎元洪在北京也没闲着，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让谁来出任新内阁总理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取代段祺瑞并掌控大局呢？

黎元洪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靠北洋的元老来收拾局面，这第一候选人是徐世昌，第二候选人便是王士珍。徐世昌在前清做个内阁协理大臣，一向老成稳重，跟随袁世凯的时间也是最久的，因此让他出任内阁总理最好不过的。

但是，徐世昌是何等的精明，他哪里会轻易去蹚这趟浑水的呢？

在徐阁老不愿出山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请王士珍出来组阁。王士珍，字聘卿，河北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出身耕读世家，少年时投入淮军统领叶志超的门下，后来又被保荐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深造，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是同学。

三年学成后，段祺瑞被派往德国留学，王士珍与冯国璋则去了日本学习。一年后，王士珍重新回到叶志超的部队，随后又带领炮队学兵参加了甲午战争。在平壤之战中，王士珍率领学兵奋勇杀敌，其左手的无名指便是在此役中被炸断。甲午兵败后，主将叶志超被定死罪，王士珍便投入了聂士成的部下。

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由于极度缺乏军事教学人才，便请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推荐几个人选。荫昌对之前毕业的几个高才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和梁华殿印象很深，于是便将此四人推荐了过去，袁世凯求贤如渴，当然是照单全收。在这四人中，除了梁华殿命运不济（他在后来的一次夜战训练中不慎落水而亡），其他三人都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声名显赫。

王、段、冯三人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立下汗马功劳，在一次阅操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被德国驻青岛总督称为“北洋三杰”，又有人称之为“龙、虎、豹”，而王士珍便是“三杰”之首，北洋之“龙”。要说起来，王士珍也确实有几分能耐，此人善于谋划，办事能力强，当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前末袁世凯当政的时候，王士珍已经出任了陆军部侍郎，是北洋将领中官衔最高的。

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回老家的时候，正在江北提督任上的王士珍自请开缺，算是与袁世凯共患难、同进退；等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王士珍便被任命为陆军部大臣。在清帝退位后，王士珍便自递折子称病辞职，袁世凯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不肯在辅佐自己。王士珍不满的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乱民造反，不发兵征讨，反要议和，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言罢，王士珍便回到了老家正定县牛家庄。在隐居期间，王士珍仍自命为大清子民，他不但保留了脑袋后的小辫子，就连穿着服饰也全部是按照前清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每次过年的时候，王士珍都要穿起清朝官服，以表示不忘皇恩。

在袁世凯与段祺瑞闹矛盾的时候，王士珍被请去帮忙，出任总统府陆海军统帅处坐办。虽为民国官员，但王士珍仍旧拖着他的小辫子，有人劝他剪掉，但被拒绝说：“三年之制还没有满！”直到1915年，王士珍才剪去他心爱的小辫子，算是为清朝守制三年。

当黎元洪找到王士珍并请他出任内阁总理的时候，王士珍死活不同意，说自己不能“卖友”求荣，这老段刚被赶下台，自己就接着做内阁总理，以后相见如何有脸见人。黎元洪好说歹说，王士珍被缠不过，这才答应出任陆军总长一职。

在徐世昌和王士珍相继拒绝出任总理一职后，黎元洪苦思冥想，终于又想出了另外一位人选，那就是前清重臣李经羲。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他在前清的时候做过云贵总督，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赶下了台。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重开炉灶设立了一个80人的政治会议，当时就指定李经羲为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

李经羲固然是老资格，但当时人已老朽，不堪重用，只不过黎元洪病急乱投医，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人选了。之后，黎元洪把李经羲的提名交给国会审议的时候，国会固然顺利通过，但李经羲本人却信心不足，一直躲在天津租界中不肯出来就任。

李经羲不敢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徐州会议后，北洋的各省督军纷纷按照会议精神宣布独立，局势十分险恶。安徽督军倪嗣冲信守承诺，他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随后，陕西、河南、浙江、山东、福建、直隶等省也都宣布独立；督军团甚至还派出代表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他们不但大骂黎元洪是“奸人”，而且扬言要组织军队进行“北伐”。

在一片乱象中，躲在幕后的张勋可谓是乐不可支，开心得不行。他见向黎元洪逼宫的好戏正按计划如期上演，时机既到，于是也就不甘寂寞，要粉墨登场了。

5月28日，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自称是“督军团大盟主”，并表示愿进京调停。正无计可施的黎元洪听后是喜出望外，他当时好比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随即便复电邀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前到徐州迎接。候任总理李经羲也表示，欢迎张勋进京调停，并希望与张勋“偕同到京”。

接到黎总统邀请他入京调停的电报后，张勋哈哈大笑，他一拍桌子，大声道：“好！这下看老夫的了！”

6月7日，在“拱卫京师、调停国事”的旗号下，张勋亲率步、马、炮兵共十营辫子军（约五千人）自徐州沿津浦路北上，一行人浩浩荡荡，次日便抵达了天津。

到了天津之后，张勋却不走了。黎元洪听说张勋率领大队人马到达天津，不免有些狐疑，于是便派人前去一探原委。来人见了张勋后，委婉的提出让张勋轻师简从、从速入京。张勋听后哼了一声，说：“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三日之内必须解散国会，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在走投无路之下，黎元洪也只好答应张勋的要求，将国会解散。但是，解散国会需要内阁总理的副署，现在国会通过的候任总理李经羲躲在天津不敢上任，上哪找人去！这时，黎元洪灵机一动，这不还有代理总理伍廷芳嘛？何不找他副署？

得知黎元洪屈从张勋的胁迫要解散国会后，伍廷芳大惊失色，说：“解散国会，这是何等大事！约法上没有听说总统具有解散国会之权，我是学法之人，岂能在这种违法的命令上副署？如果大总统非要逼我副署，我只有宁死不从了！”

这时，张勋又派人来催问何时解散国会，黎元洪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派人将命令带到天津，请候任总理李经羲签字，但李经羲却说：“我现在尚未就职，还不算总理，也不能签这个字。”

来人回报后，黎元洪急得抓耳挠腮，又去求陆军总长王士珍来暂替一次总理，帮忙把这解散国会的命令给签了。王士珍见大家都不肯签，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也推脱说：“我现在做这个总长已经给总统帮忙了，如果总统一定要我暂替总理来签这个字，我只好辞职出京，所有事情我都不管了！”

12日晚，也就是张勋说的最后期限，黎元洪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商议解散国会的事情。在会上，黎元洪沉重的说：“张勋派人来说，要是今天再不下令解散国会的话，他就要听任各督军自由行动了！如今国事闹到这步田地，诸位总得要想个办法才是！”

在一阵沉默后，总算有个不怕死的挺身而出，那就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他表示愿意在这个命令上替总理签字。黎元洪听后，如同见了救星，赶紧命秘书立刻拟出两份命令，一份是免去代理总理伍廷芳的职务，另一份则是委托江朝宗为代理总理。

毕竟这武夫胆大，江朝宗也算是过了一回代理总理的瘾，他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也就不在话下。

13日，黎元洪发布通电，在宣布将国会解散的同时，也在电报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自从免段令发布之后，各地不断发难，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此次督军张勋前来调停国事，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则将不负调停之责，各省军队也就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眼前。元洪考虑再三，为了保存共和政体，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此令。”

最可逗的是，江朝宗也随后照模照样的发了个通电，说自己也是无奈之下才临时代理了总理，随后又无奈之下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既知违法，此举何为？

当然，要说起这当时的国会，也有不争气之处。参众两院中的党派纷争姑且不说，当时为制定宪法而开会三个月，除了自定议员俸额，其他一事无成。在开会的时候，也是迟到的迟到、早退的早退，要不就干脆缺席，以至于会议经常开不起来；一到会场议事，往往又相互攻击，争权夺利，不顾大局，不成体统。由此，这些人最后堕落为“猪仔议员”，也就不奇怪了（曹锟贿选，后话）

难怪当时围观的外国记者嘲笑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如此搞法，徒为外人所笑，也怪不得袁世凯之前也要解散国会……西式民主未经认真研究论证如何本土化便贸然移植，结果水土不服，也属正常。

6月14日，在黎元洪已经解散国会之后，张勋心满意足，随后便乐滋滋的带着辫子军和候任总理李经羲一同乘火车赶赴北京。上车后，张勋随身带着一个大匣子，极其宝贵的样子，李经羲觉得好奇，便问里面装的什么。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

各位看官，你可猜到这匣子里装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