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一战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四年中，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剧变：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惨胜，却元气大伤……

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咱也是“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这战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东单北大街上那座规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给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混乱中不幸被杀的德国公使，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被迫派醇亲王载沣亲自到德国致歉并为之修建了这种牌坊。在德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这座牌坊被兴奋的中国民众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书写的三种铭文被抹去，后来被运到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以示我国人扬眉吐气（1952年又改成了“保卫和平”四字）。

徐世昌也着实赶上了好运气，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了这么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不战而胜，喜从天降。虽然中国只派出了一些劳工赴欧洲帮忙，胜利来得有点廉价，但终究挤入了战胜国的队列，可以随班逐队，山呼万岁，值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并借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气。

据当时人的记载，北京的街道上插满旌旗，人满为患，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可谓是普天同庆、万民欢愉。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并由半天延长至数天。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

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在这两天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为止。

11月28日，总统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庆祝欧战胜利；阅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园开演讲大会，大会有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总统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每至演讲高潮，听讲者欢呼连连，气氛之热烈，前无所有。

在这种激动的情绪影响下，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的市民提灯游行大会。大概是受到上次游街的鼓舞，教育部这次更是兴高采烈，他们特发命令，让全体学生都来参加30日的这次提灯大会。据称，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多所，光学生就有万人之众。当大总统徐世昌的马车进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更是鼓掌欢呼，盛况空前。

在国际上，各种利好的消息也是纷至沓来，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接着又是各国筹备巴黎和会，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努力。在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下，徐世昌也顺势发布和平命令，以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重归统一。

在一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东亚，等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刻重返远东，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势是令他们非常不满的，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牵头下，各国公使都向北京政府委婉的表示了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期待，而这时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寺内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原敬内阁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转而支持中国南北和谈。

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南北双方提出联合劝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的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明智之举。所幸的是，当时西南五省在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参加这次和会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代表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不好说。

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枢（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绍杰（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10人；

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章士钊（岑春煊之政学会）、胡汉民（国民党）、缪嘉寿（云南）、曾彦（广西）、郭椿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彝（湖南）、饶鸣銮（福建及海军）、李述膺（陕西）共11人。

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此话倒是一语中的。

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这不，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树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原来，南方树起“护法”大旗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大书法家于右任便响应号召，潜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张钫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树藩岂容革命党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随即便以“剿匪”的名义前来进攻，双方好一阵厮杀，不料靖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才二十五岁呢。

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边，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太不和谐了嘛！

北方代表一听也觉得在理，总不能一边战火四起、硝烟弥漫，而另一边绅士们还装模作样的故作和谈吧？这样也显得太没有诚意了。于是，南北双方接受了调停人、江苏督军李纯的意见：陕西境内双方的军队均停止前进，援军撤回，南北双方都派员到陕西监督停战……现在联合国维和搞的不也是这一套？

在陕西暂时停战后，南北和谈步入正题，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销军政府，全国归于一统；而南方代表则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从法统上来讲，北方代表的提议名正言顺，毕竟他们人多省众，又占住北京，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会，由它一统也说得过去。但从道义上来说，南方打出“护法”的旗号，我们又理应支持革命、支持“护法”，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真是左右为难呢。

北方代表的提议相对笼统，但争的是法统，如孔夫子说的“名正言顺”，南方代表自知不能与之相较，于是便把矛头对准了老段，别的不说，光“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这三项具体而直接的要求，就够老段喝一壶了。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开始的态度还算和气，他答应接收这些要求并转而请示北京政府。安福系的代表们听到朱启钤的表态后立即跳了起来，他们指责朱启钤过于软弱并威胁说，如果总代表再这么迁就下去，恐怕就不能继续代表北方。

段祺瑞听到南方代表的“无理”要求后，心里也是十分的激愤。他想，中国能成为战胜国，自己可谓是第一功臣，可如今在南方的眼里，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怎么反成了罪过呢？这是何道理？恼怒之下，老段便暗中鼓唆陈树藩继续进攻陕西靖国军，以示警告。

陕西重燃战火后，南方代表愤而指责北方毫无谈判诚意，于是在3月2日通电停止会谈，南北和议也就陷入了僵局。这时，外国公使们看了也很着急，他们再次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而一直关注和谈的社会各界也纷纷呼吁抢救和会，并敦促双方各退一步，以求南北和议能够继续进行。

在各方压力下，陕西方面于4月1日再次停战。一周后，南北和谈的代表也就再次坐到了一起，大家继续谈判。这一次，南方代表仍旧提出之前的几个问题，而北方代表则避其锋芒，提出裁减军队、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等相对高尚的问题，双方貌似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其实说白了，南方代表的要求确实有点过分……直击老段的要害嘛！所谓“不妥协便是专制，不宽容也是暴力”，谈判本是有风度的对抗，你不给人家留余地，人家如何给你让步呢？如果是全盘通吃，那还叫什么谈判！

至于北方代表提出的那些要求，就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一样，说起来固然是悦耳动听，但说句实话，那都是唱高调，没法落实到实际的。比如说“裁减军队”吧，这事好不好？好得很！但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噎死：“你先来！”

军阀啊，没有枪杆子，叫什么军阀！

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换个话题，谈谈国会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南北双方各有一个国会，南方的“非常国会”原本是第一届国会的一些议员组成，但人数大大低于应到人数，所以南方提出要恢复旧国会；而北方的安福国会虽然号称是第二届国会，但没有西南各省的议员代表，当然不被南方所承认。但是，要不承认安福国会，召集南北和谈的大总统徐世昌尚无存身之地呢！

在双方的争执中，谈判毫无进展，时间一晃就到了五月。众所周知，随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当时的南北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项条件：

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概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订立密约之人，以谢国人；3．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的督军省长，即予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于民国六年6月30日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统一内阁之组织；7．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8．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

唐总代表的这八项条件犹如最后通牒，件件都是重磅炸弹，朱总代表听后也忿然而起，两人先是就第五条即恢复旧国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辩，但这条却是涉及法统的最核心一条……谁能让步？谁会让步？

最后，朱启钤表示：“贵总代表如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而唐绍仪则声明：“如第五条不能解决，则其他各案，不必讨论。”如此谈法，毫无妥协、毫无创新、毫无策略，简直是浪费时间。

据称，唐绍仪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南方的一些代表在事先是不知道的；而唐绍仪的意思，貌似是认为和会已无希望再继续下去，倒不如提出个最后通牒，以探明底线。就此，北京政府十分不满，他们除了认为第一条尚且有讨论的余地外，其余七条均不必开谈。为此，总统徐世昌电准了北方代表的辞职，并令他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以示决裂。

南方倒没有让代表们辞职，但几经转圜后，北方派出了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作为总代表前来上海继续谈判，这下惹起了他们的怒火。你想，王揖唐在南方的名声多坏啊，“帝制先锋”、“贿选高手”、“卖国代表”，一个个名号都可以套在他的头上。弄到最后，南方代表干脆不和他谈，而乘兴而来的王揖唐原本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租下寓所，准备大干一番，不料吃了这么个闭门羹。

在5月13日的会谈破裂后，双方的信心都失去了很多，而公众的注意力大都被学生们掀起的“五四运动”所吸引，南北和谈已成鸡肋，没几个人把它当回事了。在上海无所事事了几个月的王揖唐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据说在10月中旬派人在自己住的哈同花园安置炸弹，然后贼喊捉贼，大呼有人要对其行刺云云，然后趁机灰溜溜的返回了北京。

这幕喜剧演完后，南北会谈也就正式收场了。

在南北和谈的进行中，《每周评论》曾发表文章讥讽道：“此次会议，处处标题曰南北，果属南方之民意与北方之民意缔结和好之会议耶？亦不过特殊势力之少数武人分权力而已。就武人而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国利民福，岂此分赃会议所能顾此哉！”

稍微公道一点的说，《每周评论》的抨击还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南北和谈其实主要是法统之争，尚且够不上分赃会议的级别……因为本就无赃可分嘛！

遗憾的是，也许是有太多利益纠葛，也许是中国人确实不懂得妥协，或者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成功的和谈……一个过分相信枪杆子哲学的民族，有什么可谈的呢？

南北和谈不算分赃会议，但与之几乎同时进行的那个著名的国际会议，那才是真正的分赃会议呢。各位，去见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