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松龄与奉军苦战之时，其盟友的异动或者说盲动，也是导致郭松龄反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按郭松龄与李景林的协定，李景林应获得直隶和热河地盘，但郭松龄起兵后，冯玉祥却立即派宋哲元部直取热河，而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则攻占保定，并试图夺取直隶的其他地盘。

国民军的异动立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和警觉，他之所以加入郭冯联盟，主要还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从奉系中独立出来，但国民军的步步紧逼非但让他失掉已有的地盘，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这时，张作霖派代表许兰洲前来游说，劝告他脱离郭冯联盟，并对他之前的反奉的通电既往不咎。

在权衡利益之后，李景林决定同国民军决裂并重新投入奉系的怀抱，随后他便将郭松龄交他关押的奉军将领全部送回沈阳，以示对张作霖的忠心。按之前的约定，国民军应当是协助郭松龄攻奉的，但现在却变成了盟友之间的地盘之争，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拖了郭松龄的后腿。国民军这种挖盟友墙角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浑水摸鱼的短视之举，这非但把李景林推到了对立面，也使得之前的大策略完全失败。

既然国民军与李景林已经决裂，双方也就撕破脸在天津一带展开大战，其战局的结果将决定直隶的归属。在郭松龄逼近沈阳的同时，国民一军张之江部、郑金声部和国民二军的邓宝珊部、国民三军的徐永昌部分别从北路和南路夹击天津一带的李景林部，双方在北仓、杨村、马厂、落垡一带反复争夺，彼此都伤亡惨重，但激战数日仍旧未分胜负，倒是列强的外交团拿出《辛丑条约》关于京津沿线不得驻兵打仗的条文屡加抗议，但此时军情如火，谁还会顾及你这个劳什子条约不条约。

冯玉祥见天津久攻不下，随后便从热河绥远调来宋哲元、李鸣钟部，而李景林也慌忙请求山东的张宗昌调集援军。在郭松龄最终兵败之时，国民军与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天津一带展开决战，最终李景林的部队战败并放弃天津，退往沧州、德州一带，而李景林本人则先逃入租界，随后又从海路经青岛到达济南，并继续指挥他那些退入山东的残部。

尽管国民军赢得了这场对李景林的战争并夺取了热河与直隶地盘，但从全局来看，这种违约异动实质上是错失了消灭张作霖势力的最好机会。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张作霖很快恢复元气，并要找国民军算总账了。

由此，北方的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的奉军有惊无险；国民军占领天津和直隶地盘，李景林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吴佩孚东山再起，并由“联冯讨奉”转变成“联奉讨冯”……看来，吴佩孚对于冯玉祥的倒戈深恶痛绝，势必要报仇雪恨。

此战结束后，国民军势力达到鼎盛时期，他们拥有了40余万人马，并据有北京、天津、直隶、河南、陕西、甘肃、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大片地盘，成为军阀中最大的势力。但经此变动后，奉军张作霖、直鲁联军和吴佩孚势必联手对付国民军而使得他们将腹背受敌，总体局势对他们却是非常不利的。

可叹的是，国民军内部也不统一，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比如在直隶被打下来之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与孙岳的国民三军都想把直隶划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连冯玉祥也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

1926年1月，张作霖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提出联合对付国民军的问题。吴佩孚接电后立刻表示同意，并发自内心的回电痛骂冯玉祥：“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由此，张作霖与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从敌人又变成了朋友。

在直系、奉系重新携手的压力和国民军内部矛盾纠葛的重重困扰下，冯玉祥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1926年1月4日，在把烂摊子丢给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等人后，冯玉祥途经库伦转往苏联参观学习。可惜的是，冯玉祥的退让非但没有改变张作霖、吴佩孚对国民军的切齿仇恨，反让国民军陷入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之中。十日后，张作霖的奉军、直鲁联军、吴佩孚部相继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爆发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国奉大战”。

郭松龄兵败的时候，还有一支精锐部队原封未动，那就是他的死党、原炮兵旅旅长魏益三统率的第五军。郭松龄之所以未能将魏益三的第五军调往前线，主要是因为李景林已经背约投奉，为了防止李景林从背后偷袭，这才将魏益三部留在山海关一带监视李景林部。

但魏益三不曾想到的是，郭松龄的失败来得如此之快，这下他的境遇就非常危险了。尽管张作霖表示不计前嫌，希望魏益三回归奉军，但魏益三最后还是南下保定投靠国民军，并接受了“国民四军”的旗号。

由此，奉军的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魏益三的这个“国民四军”。在奉军发动进攻后，国民军鹿钟麟立即率韩复榘、佟麟阁、郑金声、孙连仲等部开赴滦州一带布防，防止奉军长驱直入关内，另外，宋哲元等部也在喜峰口等处出动，以牵制奉军的后路。

在山东方面，直鲁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宗昌所部进攻尚留在鲁西南的国民二军李纪才部，另一路由直鲁联军向天津方向发起反击，力图夺回天津和直隶地盘。在鲁西南战场，由于吴佩孚的靳云鹗部获得了张宗昌的军械粮饷帮助，因而形成了张宗昌部与靳云鹗部对李纪才的南北夹击之势。

危急之下，岳维峻命在山东的部队全部撤回河南以自保，而张宗昌在肃清山东的国民二军后，随后又与李景林的部队联合北上，准备夺回天津。直鲁联军此次反攻，规模甚大，总共有个七个军的兵力，其中李景林三个军（共一师八混成旅）、张宗昌四个军（共九师二混成旅），分别由德州出发，一路进攻天津，一路进攻保定。2月中下旬，直鲁联军已经相继攻下沧州、马厂，与国民军形成对峙局面并等待最后的总攻。

在河南战场，主要由吴佩孚部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对垒。最开始的时候，岳维峻未落下风，他先任命李云龙为豫南总指挥，调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守卫信阳，李纪才部守归德（今商丘），田玉杰部回防郑州，以迎接吴佩孚的进攻。吴佩孚的军队实力虽然有限，但他之前便收买了被岳维峻击败的镇嵩军残部及河南本地的红枪会，以便到时内外夹击。吴佩孚自己的部队则兵分两路，一路由寇英杰率领，从鄂北攻入豫南，一路由靳云鹗率领，从山东攻入豫东。第三路则是刘镇华、张治公的镇嵩军残部，从陕西攻入豫西。这些军队从三个方向对国民二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尽管吴佩孚指挥的寇英杰部在进攻信阳时受阻，但靳云鄂所部吴军进展顺利，相继攻下归德、兰封等地，随后吴佩孚也改变策略，绕过信阳向北进发，并相继攻下驻马店、漯河、郾城等地，最终形成对岳维峻所部主力的包围。这时，原归附于国民二军的毅军米振标部也投靠了吴佩孚，岳维峻最终只能在3月2日放弃郑州，并分别向豫西豫北撤退。

靳云鹗部与寇英杰部在郑州会师后，兵分二路继续追击岳维峻的国民二军。最后，邓宝珊部撤往豫北，最终归附冯玉祥的国民一军，而岳维峻从洛阳逃出后，在吴军与镇嵩军的夹击下，曾经煊赫一时的国民二军主力尽没，岳维峻本人也被南下的阎锡山部队俘获。

在这场战争中，打得最惨的是信阳包围战。由于信阳城的城墙高厚坚固，吴军久攻不下，而蒋世杰师又突围不成，结果战事旷日持久，城中军民不分，任意抢劫奸淫，老百姓极其遭殃，饿死者不计其数。由于缺乏燃料，城中树木被砍伐一尽，各庙宇会馆等公共场所的门窗梁柱也被拆卸一空。解围后，城中垃圾堆积如山，粪便遍地，此后数年都瘟疫蔓延，信阳人苦之！

河南战事结束后，吴佩孚委任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长，算是拿回了自己的老地盘了。在此之前，一度背吴的湖北督办萧耀南在1926年2月14日（这一天恰好是正月初一）暴病身亡（传为吴毒死），其遗缺由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继任，这也是吴佩孚的心腹。

河南战场消灭了国民二军，但这只是小战场，真正的主力决战还在奉军、直鲁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最终对决上。1926年3月上旬，直鲁联军在天津以南与国民军重开战火，战斗极为激烈。为充分利用自己的海军优势，直鲁联军派遣渤海舰队前往大沽口袭扰并设法登陆，以截断国民军的后路。

国民军为防止直鲁联军利用外国船只做掩护进行登陆，随后封锁了大沽口一带海面，并熄掉航标灯、设下水雷，以禁止船只通过。国民军的行为立刻遭到了列强外交当局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国民军的行为违反了《辛丑条约》中的天津港不设防的规定，并要求交战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

在中外争端纷纷扰扰间，强悍的武夫们并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虚声恫吓所吓倒，因而战争也仍旧在继续进行。3月下旬，奉军与吴军分别在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以策应中路的天津之战。在奉军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军节节败退，相继退出了滦州、唐山等地，而吴佩孚的军队也北上占领了石家庄，直逼京畿。

就在这时，一向喜欢落井下石的山西督办阎锡山也趁机出兵京汉路，威胁国民军的后路，这下国民军立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3月21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国民军将领发表求和通电，并于次日下令总退却，将津浦线、京汉线的所有军队全部撤到京畿一带，直鲁联军也就此夺下天津。

在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军试图拉拢吴佩孚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势力，而吴佩孚所部的靳云鹗等人也认为奉系是最大的敌人，他们重新主张最初提出的“联冯讨奉”之策，但吴佩孚心里太恨国民军了，他非但拒绝了靳云鹗的提议，对前来议和的国民军代表也只有一句话：“除了缴械，别无其他办法。”

4月15日，奉军占领通州，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南苑，吴佩孚的部队也抵达了西苑，此时国民军已经大势已去，如果再不撤退的话，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就在当日，国民军余部撤出北京，退往南口。

国民军虽然退出了北京，但实力尚在，张作霖和吴佩孚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为了防御张作霖、吴佩孚军队的进攻，张之江将在南口一线的国民军分为两路：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率郑金声、方振武、徐永昌等部防守多伦至南口一线；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防守晋北一带，并对阎锡山的晋军采取攻势。

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打败，便要西进夺取山西地盘，这下把一向喜欢搞机会主义的阎锡山给吓慌了手脚。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便盘据山西十多年，为了防止外省势力进入，他连山西的铁轨都搞成了窄轨，目的就是防止外省军队长驱直入。但是，此刻国民军慌不择路，阎锡山虽然“我不犯人”，可国民军却“人要犯我”，如之奈何？

阎老西的晋军战斗力显然和国民军不是一个档次，石友三、韩复榘部随后便轻松的攻入大同、雁门关一带，这下可把老阎给急坏了。好在这时奉军和吴佩孚的直军已经解决了内部的危机，可以随时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进攻了，这才把阎锡山从危局中救出。

原来，在国民军在山西攻城拔寨的时候，张作霖的奉系与吴佩孚的直系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继续进攻国民军，这就是直鲁联军的李景林和力推吴佩孚出山的靳云鹗。吴佩孚在与张作霖协商后，靳云鹗被撤职，怀有异心的李景林部则被张宗昌缴械。

直奉联盟的两巨头意见一致，那就是要彻底解决国民军。6月底，吴佩孚发出总攻击令，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总攻，但此时吴佩孚的部队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王牌第三师了，因而进攻了半个月也不见起色，这时张作霖和张宗昌在旁边看不下去，只好改由奉军与直鲁联军担任主攻任务。

1926年8月1日，奉直联军发动全线总攻击，张学良、张宗昌、吴佩孚均亲临前线指挥，战况异常惨烈。国民军尽管奋勇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全线崩溃，并于8月13日放弃南口撤退。

兵败如山倒，国民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又遭到了奉直联军的追击和阎锡山的围追堵截，最后国民军被打得不复成军，韩复榘等人投奔了阎锡山，而张之江等人率残部向绥远、甘肃等方向溃逃，最终只剩下五、六万人。

不过也不要紧，此时冯玉祥已经从苏联返回，他的老部队虽然遭遇惨败，但毕竟基干队伍还在，在苏联和南方的北伐军帮助下，国民军的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