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

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农历正月十三（2月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关宏元，母亲魏士。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初名“名胜”，后改“拯民”。都是用母亲的姓。

屯留县在山西南部，离省城太原约500多里。大革命初期，那里还没有党的组织。魏拯民在本村小学和县第一高小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回家种地，并给他娶了媳妇。这位老庄稼人说得倒也实在：“你念书，我没钱。”照这样，他就没有希望上中学了。幸亏这件事被外祖父知道了。外祖父是个木匠，没有儿子，喜爱外孙子，把魏拯民的学费包了下来。

1925年，他长途跋涉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学校里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学生多倾向革命。魏拯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自然很快地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军阀混战和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俗话说：“烈火识真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那些原来被革命浪潮裹进来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一个一个地溜出了革命阵营，而真诚的革命者却纷纷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年轻的共产党员魏拯民，经受了革命低潮时期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冒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紧紧地跟着党，坚持革命斗争。“四一二”以后，太原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革命者被投入监牢；魏拯民也被学校开除了。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5月以后，他千里迢迢去武汉找党中央。当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党中央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加上他初到武汉，又人生地不熟，所以未能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只在农运部见到了一位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这位同志给了他一些文件就让他马上离开了武汉。他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行至太行山下，又遭土匪抢劫，脚部负了伤，钱也丢光了。当他一路颠簸回到家乡时，山西军阀也在疯狂捕杀共产党。他一点也不灰心，反倒是因为受到锻炼，长了见识，很机警地进了榆社县中学，用读书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1928年夏天，魏拯民考入北京宏达学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上面，经常与同学到东安市场、前门、北池子等地贴标语，撒传单。尽管国民党特务密布，警卫森严，他也能很有办法又很沉着地对付他们。他让同学假借问路，把警察缠住，就趁机把标语贴在墙上或撒向人群中。他把宿舍砖地的一块砖揭开，里面稍稍修整一下，就成了一个不用锁的保险柜。党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用时取出，用完放入，从未被敌人发觉。

1930年11月，军阀石友三在安阳办军事干部学校，党要派进一些同志去，魏拯民便去报考。他在宏达学院并未毕业，只因穷困所迫，连三合面窝窝头都吃不起，所以几个月前就中途辍学了。而这所军校是公费，他考取了。入军校时，他只有3年多的党龄，但做地下工作已相当有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在这所集中营般的军校里，发展了党组织，吸收了4位同志入党，并以“读书小组”名义进行着秘密革命活动。

自觉的革命行动来自坚定的革命信念。魏拯民同志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军阀混战后（民国19年4月至10月），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像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确实，魏拯民同志的足迹清晰地留在为亿万“牛马式”生活的人民求解放这“一条路”上。

1932年春天，党派魏拯民同志赴东北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北京大学校园，把喜讯告诉自己的老同学宋冠英。宋冠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原来在1931年4月，魏拯民因痔疮严重，不能出操，被石友三的军校开除了。他回到北京，接上组织关系，就到北大和这位老同学住在一起。那时，宋冠英正患三期肺病，卧床不起。魏拯民就拿着宋的学生证一面听课，一面利用这个机会做学运工作。回到宿舍就护理宋冠英，煎汤熬药、烧茶端饭，样样细心周到，直到宋冠英病愈。此时此刻，宋冠英的惜别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宋冠英知道魏拯民有心脏病，对于他立即到抗日前线去，也似乎有些意外。不过，答案很快就找到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魏拯民就顿足捶胸地痛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惦记着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国土和3000万东北人民。他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和水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废寝忘食地在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现在，党派他到东北工作了。魏拯民像得到最大满足似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冠英，他无限感慨地说：“我虽没有见过长白山，没到过松花江，可我一闭上眼睛，就像看到那里到处是烟火，到处是血迹，我立刻想到那里去，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党组织并未马上派他到武装部队去，先让他在哈尔滨市任党的区委书记；1934年冬天，才把他调到延吉东满抗日游击区。“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东满的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发展到近2000人。在同日寇的战斗中，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牺牲了。魏拯民就是来接替这位烈士的工作的。次年3月，在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他被正式选为特委书记。他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心像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在延吉找到特委的同志后，没再停留，就到下面去了。他走遍了各县游击区，深入到各抗日游击队，向干部、战士、地方群众了解情况，努力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东满游击队和人民大众抗日斗争的事迹使他感到无比振奋。他向当地干部学到许多新东西。同时，也发现在统一战线工作和肃清反革命组织“民生团”的斗争中，有“左”的错误，影响干部和广大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发挥。然而，他对同志们并不是指责，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一步一步地去解决问题。在各种会议上，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领着干部总结反“民生团”斗争中的成绩和教训，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解除同志间无根据的猜疑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他还亲自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统战工作干部。不久，东满工作就有了新的起色。

到1935年春天，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向我游击部队靠拢，游击区周围的义勇军、山林队大部接受了二军独立师的指挥。珲春等地伪军整排整连地起义参加抗日游击队。地方群众抗日组织，如救国会、反日自卫队以及妇女、儿童、青年等组织日益发展。他们为游击队筹款筹粮，缝衣做饭，站岗放哨，直至参军参战。也是这年春天，汪清大甸子的农民7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捐税、反“集团部落”和分粮斗争。人民革命军迅速扩大，5月，在京图线哈尔巴岭炸翻关东军高级将领乘坐的军用列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月，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东北军民的艰苦奋战，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抗日烈火燃遍白山黑水，抗日联军达11个军，4.5万人，并有许多同盟部队围绕在抗联周围。与此相适应，初期分散的小块游击区，逐渐连成一片；日伪盘踞的若干城镇、据点，趋于被包围状态。二军地处杨靖宇同志领导的第一军和周保中同志领导的第五军之间，1935，二军与一、五军打通了联系，游击区也扩大了。

1935年夏天，魏拯民到莫斯科去了。他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年年初归国。一、二月间，他先后在北满、吉东和东满传达了大会精神及中共中央指示。接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之后，魏拯民即率领二军向南满远征。他们从汪清出发时，踏着没膝的积雪，到达通化地区的金川县境时，已是6月盛夏了。一、二军胜利会师，老同志战地相逢，真是喜出望外。魏拯民刚从列宁主义故乡回来，满载着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友谊，又与同甘共苦、携手战斗的兄弟部队会合，更加激情满怀，思绪万千。魏拯民与杨靖宇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亲切地交谈着。从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谈到世界的未来。魏拯民怀着深厚的战斗情谊，赠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高兴地拿出一支崭新的小撸子，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中。他想推辞，杨靖宇用诚恳而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老魏，你送给我马克思主义，我送给你杀敌的武器，怎么，嫌不够本吗？”两军战士也分外高兴，他们开了联欢会，演出了自己编排的文娱节目。

鉴于东、南满游击区已打成一片，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金川县境举行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决定：东、南满党组织合并为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一、二军统编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指挥。

一、二军都是抗日联军中战斗力强的骨干部队。两军1.5万人汇成一股强劲的铁流，奔腾呼啸于以长白山为中心的约30个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着日伪反动统治，鼓舞了苦难中的人民。日本强盗曾妄想在1936年到1938年这3年之内消灭一路军，但都失败了。1940年4月，魏拯民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全体同志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一路军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回忆我军的开始，是没有任何装备的，只是以棍棒、洋炮、围枪等揭竿而起，在战斗中才逐渐改换为新式武器，现在我们还埋藏着数百支枪和机关枪、大炮各一门。”

一路军的游击活动部署，大体上是杨靖宇率领一部分军队战斗在靖宇县以西及西南部地区，魏拯民则率一部分军队在靖宇县以东以北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5月，为了拔除庙岭敌军据点，魏拯民作了周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庙岭，当时是抚松、像江（今靖宇）、临江、长白等县的交通要道。日寇以伪军一个营驻扎在那里，严重地妨碍一路军的活动及东西部游击区的联络。二军军部讨论作战计划时，魏拯民提出，先派两名熟悉伪军情况的同志，打入敌据点做瓦解工作。两位同志进去不久，果然争取了十几名士兵。5月的一天，在魏拯民指挥下，司令部直属混成部队与打入敌据点内的同志里应外合，全歼伪军营150余人，获得辉煌战果。此后，敌人不敢再在庙岭驻扎伪军。“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为了与杨靖宇会合，研究配合全国抗战的方针、部署，魏拯民率部西进。他们走一路，打一路，在金川境内，打掉几个敌军据点；在漆江地区消灭了跟踪“讨伐”的敌人300多；进入临回头沟（金川境）一战，歼灭伪宪兵第三团；通化大青、杨木桥子两次大战获胜，终于打破了日伪层层封锁，在集安老岭地区会见了杨靖字同志，这时已是1938年5月了。

在这里，正式编成抗联一路军，下设3个方面军。王德泰同志已牺牲。魏拯民兼任一路军副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他的担子加重了。此后的一年间，他与杨靖宇共同指挥着一路军，在东南满的广大国土上开展游击战争。部队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出没于崇山密林，战斗在交通要道，拔除日伪军据点，摧毁敌人重要军事工程，粉碎一次次“大讨伐”，吸引着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1939年夏季，部队该换夏服了，魏拯民和杨靖宇决定向敌人要，于是他们在地方救国会协助下，去攻打大蒲柴河镇。大蒲柴河在敦化县南部、富尔河畔，是日伪一个重镇。

5月25日夜，杨、魏率领部队攻了进去，端了伪警察署，消灭了自卫团，打开仓库，缴获大批服装、粮食和武器。

1939年秋天，一路军在大蒲柴河东南的寒窑沟集中，进行了为时1个月的大休整。随后，根据形势变化，3个方面军分区开展游击活动。魏拯民随三方面军留在敦化、安图、宁安南镜泊湖地区。

为了策应一、二方面军向所属游击区域进军，魏拯民和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曾率部奇袭大沙河镇。大沙河镇在安图县和明月沟之间，是敌人的一个大据点，这一仗的目的在于吸引敌人的兵力。果然，敌人讨伐队到处追寻三方面军，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魏拯民”。

农历8月中秋节前夕的某一天，地方工作的同志送来一份情报，说是日军少将松岛“讨伐”队近期要开始对抗联的“大讨伐”。又从敌人电话得知，松岛和他们的先头部队将于次日从敦化开往大蒲柴河。魏拯民和几位领导同志分析了情况，决定在寒葱岭伏击松岛部队。

寒葱岭位于敦化和大蒲柴河之间，在敦化以南，大蒲柴河以北。一条由敦化南去的公路，在寒葱岭盘旋而过。这里是松岛“讨伐”队的必经之路。寒葱岭南坡公路两侧长满了树木和蒿草，路西有一条深沟。估计敌人将在中午从这儿经过；拂晓前，魏拯民把200多战斗人员埋伏在岭南坡公路东侧的树丛里，指挥所设在公路东北的一个小山头上。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松岛送上门来。中午12点多钟，松岛“讨伐”队12辆汽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军用物资和鬼子兵。当敌人的汽车爬进了我军埋伏线时，公路旁和山头上的机关枪、大枪、手榴弹一齐向鬼子射击，汽车有的炸碎了，有的起了火，冒着滚滚浓烟。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乱了阵脚，一个个连滚带爬地跳下车，有的东逃西窜，有的绝望地还击。魏拯民率领部队乘势向敌人发起冲锋，号声一响，战士们像猛虎似的跳出树丛，冲上公路，横扫残敌。松岛从汽车里跑出来，被打死在公路上。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不宜久留，魏拯民指挥着部队速战速决，前后不过1个小时左右便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打死松岛及100余名鬼子兵，缴获2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门小炮，八九十支步枪，70余箱子弹，此外还有大米、白面、服装等物资若干。更主要的是，这一仗使敌人的秋季“讨伐”出师不利，一开始就遭到抗联的痛击。

魏拯民同志的心脏病和胃病复发过多少次，谁也说不清。他从不与人谈自己的病情，遇同志问起，也只是说：“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病。”病犯了，他就悄悄吃点药；没有药，就咬着牙挺过去。由于环境艰苦，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营养和休息，他的病一天天严重了，常有吐血、昏迷现象发生。一次，行军过一座陡峭的山，他昏倒了。同志们焦急而又难过。但他苏醒过来时却笑着说：“怎么，我又躺下睡了一觉？”他把事情说得这样轻松，显然是为了解除大家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避免同志们多费心。他并不把病放在心上。从外表看，人们只觉得他瘦弱甚至有些衰老，不像30岁左右的人。但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没有半点病容。1940年三四月间，他正带病指挥作战，在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位同志腿部负伤，他竟不顾一切，亲自把这位伤员送到30余里远的临时战地医院。而且以后每次路过，必到医院探望，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这位伤员吃。

一路军的战友们尽可能好一点地照顾自己的副指挥。战士们给他绑了一副担架，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坐。战斗中缴获一匹马，他也让给伤员骑。有一次在战斗中，截了伪军1辆大车，车上有10多斤咸菜，2盒罐头，3斤苹果。同志们一致主张咸菜留给伤员，其余的东西给副指挥，军医当然特别同意，因为他知道魏拯民近来常吐血。魏拯民听了大家意见，只是微微一笑，缓缓地说：“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互相能如此团结友爱，只有在我们这支阶级兄弟部队里才能找到”。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大家的分配办法，但却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他先提议把3斤苹果送给在西部作战的杨司令，问有无异议。没有人反对，通过了。接着，他又把两盒罐头拿起来，说：“罐头有两盒，我们正好有两个彩号，他俩为祖国流了很多血，我提议分给他们每人1盒，大家同意吗？”同志们你瞧瞧我，我望望你，心想：可别“上当”，不表示同意。他马上又问：“彩号应不应该照顾？”人们没有防备，随声同答：“应该呀！”魏拯民笑了，用做结论的语气说：“好啦！罐头也决定了，分给两个彩号吃。”就这样，他把照顾给他的东西全分了出去，剩下咸菜，他说部队好久没见到盐了，就煮咸菜汤，大家改善生活。杨靖宇同志非常关心自己的战友，战斗中缴获了药品、大米、白面，总要给魏拯民送去一些。魏拯民病重时，一路军领导同志强行决定他去休养。

休养，对魏拯民来说，是工作、学习的另一种机会。他利用密营中相对平静的环境，写工作总结、写报告，常深夜不寐。东南满朝鲜族居民多，为了工作方便，魏拯民坚持每天用一个半小时学朝鲜语，拜朝族战士为老师，用小学读本作教材，一字一句地读着。为了帮助干部战士学政治、学文化，魏拯民也费尽苦心。

1937年，抗联二路军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伊俊山，率部从北满长征到南满，在长白山西麓四方顶子密营见到魏拯民。魏拯民刚刚编写出一个“政治读本”，征求他的意见。伊俊山看着读本，不禁肃然起敬。原来这本书不是纸的，而是桦树皮的，在第一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当时纸张奇缺，魏拯民从山区人民群众那里学会了使用桦树皮这个好办法。用刀把桦树皮从树上一大片一大片地剥下来，再一层层揭开。这种可用来写字的树皮并不比纸厚，而且光滑、耐用、美观。他领着战士剥桦树皮，订成本。没有笔就用木炭代替。亲自从得到的敌报上分析形势，编写教材，并用通俗的言语给战士讲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等革命道理。魏拯民同志常说：“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

杨靖宇同志牺牲后，魏拯民挑起了领导南满省委和一路军的全副重担。他集合起队伍，进行了整编，在“向日寇讨还血债”的口号声中，展开新的战斗。侵略者们原以为杨靖宇牺牲后一路军会“群龙无首”，从而销声匿迹，岂不知革命者是杀不完、打不尽的。无情的事实留在历史的记录中：魏拯民指挥一路军袭击安图县红旗河、五常县拉林河的森林警察队，袭击五常县冲河镇，还全歼日军前田“讨伐”队。下属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3月2日率部攻打临江珍珠面、大阳岔一带的警防队、森林队；5日在临江三岔子东南袭击森林警察队和伪满军六团；6日在壕江湾沟痛击日军长岛工作队。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5月中旬率部袭击蛟河地区日伪军；6月上旬活动在五常县境，袭击舒兰南部地区森林采伐所两处；中旬又北上袭击六道滴达、石头河子、辛家营子，而后巧妙地躲过“讨伐”队的锐锋，渡拉河子。这说明，杨靖宇倒下了，他的战友们继续着他的事业，进行着宁死不屈的战斗。

环境越来越恶劣，部队大量减员，后来陈翰章等得力将领又相继战死。魏拯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同时，尽一切努力打破被隔绝的局面，派人与党中央、八路军取得联系。1940年4月，他在给中共中央代表的一份报告中，请求发给1935年以来的文件和报刊，说和党中央中断联系，“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童，东碰西撞，不知所从”，表明了他渴望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迫切心情。

魏拯民抱病征战半年之久。1940年秋末，他的心脏病到了最后期，不能继续行军和作战了。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了几个月，仍不见好转，全身浮肿，饮食不进。这段时间，魏拯民和护理他的几位同志的口粮，全靠住在夹皮沟的陈德寿同志一点一点地从山下背来。主要是苞米，间或有点小米。元旦前后，敌人搜查太紧，陈德寿一个半月不能进山，密营里断了粮，只好以松子、蘑菇、树皮之类的东西充饥。警卫排长黄正爱出去打野兽，被黑熊咬死，魏拯民万分悲痛。他看看瘦弱无力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许任何人出去打猎。他们只能在密营附近剥树皮吃。至今，在魏拯民最后休养的密营周围的树上，还留着树皮被剥掉的痕迹。它是魏拯民和一路军战士为祖国独立解放而艰苦奋斗的有力见证。

1941年3月8日早晨，魏拯民同志病逝。病逝前，他从枕下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放着党的文件和一个戒指。这是他的全部“遗产”。戒指是他赴东满游击区时，哈尔滨一位工人同志送给他作盘缠的。他嘱咐同志们把文件“转给党中央”，并用最后的力气鼓励大家：“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着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同志们流着泪，把魏拯民同志的遗体掩埋在牡丹岭下密营前。

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事迹，只是他光辉灿烂一生中的某些片断。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从魏拯民同志的一生业绩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那种轰轰烈烈的雄伟场面，可是，它却告诉我们，这位英雄的每一步征程，都和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着。最可贵之处还是他每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党处于某种困难的关头，挺身而出，和人民站在一起。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是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