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民间口头文学 “文革”中的笑话

在“文革”中间,尽管“两报一刊”大吹大擂:“无产阶级文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但是,群众却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实际处于文化沙漠之中。人民群众不甘寂寞,曾被林彪、江青集团清除的“封、资、修毒草”又开始悄悄在民间滋生、流行、泛滥。口头文学空前繁荣起来。

“文革”是一个空前荒诞的年代,也是一个特别能够冷嘲热讽的年代,大量的笑话涌现出来,广泛流传。

“文革”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当然还属政治笑话。如陈毅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打开手中语录本,凑近话筒高声宣读:“翻开语录本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注:毛主席语录本仅有375页)这是典型的一则政治笑话。

东北建设兵团有一个政治笑话。兵团知青返城探家都必须在佳木斯火车站转乘火车,来回都得从车站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经过。几个知青结伴探家,一个知青忽然宣布:“我们只要支边五年就准能回城了。”别人问他,何以知道是五年?这个知青指着毛主席塑像说:“你看毛主席向前伸出一只手,张着五个指头,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支边五年吗!”五年过后,这个知青又一次回城探亲经过毛主席塑像,有知青问,“你不是说,我们只在这儿呆五年吗?”这个知青哑然无语,突然,有一知青拍额叹道:“我明白了。毛主席还有一只手背在身后面,伸着三个指头。五加三,不是八年吗?咱们要支边八年才能回家呢!”这个笑话,在东北兵团知青中广为流传。

在持续不断的群众的运动中,群众为了松弛神经往往编出一些口头文学自我娱乐,这类口头文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文革”中特别兴盛,成为一大特色。

比如关于样板戏的笑话就属这一类。《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灯灯却不灭的笑话;对黑话的笑话(“脸黄什么?”“涂了一层蜡”“怎么又黄了?”“又涂了一层蜡”);因为打栾平时的枪不响,杨子荣回来向座山雕报告说:“我把他掐死了!”的笑话,都在民间广为流传。

还有一些笑话取材于自己身边。“文革”中人们成立了许多战斗队,这些组织的名称多出自毛主席诗词:飞鸣镝、驱虎豹、在险峰、征腐恶、同心干、战犹酣、缚苍龙、追穷寇等。北京2中、5中、85中等几个总政“可教育好子女”没有组织要他们。他们就凑在一起开玩笑说,我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吧。有人说,名字叫“怕熊罴”战斗队。还有人提:“小虫何”。最后,大家公认,最好听的名字叫:“害人虫”。

随着文化娱乐生活的日渐贫乏,业余的群众自发创作和演出的小节目开始活跃起来。借着大批判的幌子,人们努力寻求一点娱乐生活。“文革”中各农村生产队、工厂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业余演出吸引了大量群众。“文革”中,最流行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群众节目是《老汉、老婆儿参加批判会》。由几男几女扮成老头、老婆儿绕场说快板。

几个老头鼻下粘着胡子,头上扎条白毛巾,腰间插杆烟袋,列队走圆场,口中念念有词:

东方发白天刚亮,

鸡叫三遍起了床。

咱们去参加批判会,

×个老汉喜洋洋。

对准那:×××,

还有那:×××……

然后是扎着裤脚“蹒跚”的老婆儿们登场。口中也念念有词:

老婆儿我喜心上,

两腿走得忙。

社里开批判会,

会上我把话讲;

对准那:×××

还有那:×××……

演出中的“×××”,可以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昨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今天就可能改成孔老二、林彪。农民们不管批判谁,演这些文艺小节目只是图个热闹,听个动静,与庙会耍狮子、踩高跷没什么区别。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评书开始逐步在民间恢复并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