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的损失殆尽，使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极为险峻的形势下，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力挽狂澜，在包家寨会议上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恢复红二十六军，创建南梁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行动方针和策略，在危难当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为开创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恢复并壮大主力红军，开创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红军二十六军在合水县的莲花寺恢复成立。此后，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在开创和保卫南梁根据地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和壮大。从此，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进入了大发展的全盛时期。

一、陕甘边红军行动的方针确立，革命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南梁地区

（一）陕甘边主力红军外线作战的重大胜利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敌军四个团兵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避敌锋芒，转入外线，寻机歼敌。同时，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带领照金各游击队100余人坚持内线斗争。为了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合水。因为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由终南山返回照金，途经合水包家寨时，获悉合水县城只驻有陕军杨子恒部赵文治团的一个连，外加台水县保安队，总兵力不足300人，戒备麻痹，防守不严，红军获胜有较犬把握。

10月12日，主力红军由照金苏区出发，横穿马兰川，沿子午岭山麓，经正宁、宁县，日夜兼程北上。一路上，子午岭秋高气爽，霜叶红遍，山色格外壮观。可是红军战士无心欣赏山光秋色，都恨不得一步跨到合水城，全歼守敌。15日，部队经150多公里的急行军后顺利到达合水黑木塬。

红军到达黑木塬后，立即封锁消息，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同时，派出侦察员查明敌军，摸清了台水城的地形和敌军的布防情况。

合水城又叫葫芦城，位于子午岭山区的城关川，是一个半山半川，形如葫芦的城镇。葫芦头部临川，葫芦尾部妖山，最高点的山头叫葫芦把，筑有坚固的城堡。城外左右是两条深沟，悬崖陡壁，十分险要。东西城墙有两个城门楼，高大坚固，是敌人的城防重点。城廓要害部分有里外双层城墙，城墙是用大块砖砌起来的。城东南里墙和外墙之间，每隔几丈还筑有隔墙。要想从墙隔这边到那边去，只能通过里墙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洞过去。即使爬上城墙，要占领全部城墙，还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合水易守难攻，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装备，采取强攻硬打，肯定会遭到惨重伤亡。刘志丹分析和研究了地形和敌情后，决定：乘敌不备，偷袭合水。具体部署：选20余名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突击队，率先爨城，以红四团二连和陕北一支队组成主攻部队。其余部队作为二梯队在城外隐蔽待命。

18日拂晓，红军开始攻城行动。突击队在王世泰的率领下，顺利登城，然后分头行动，一部分战士摸到“葫芦把”，缴了敌一个班的枪，控制了制高点；一部分战士由王世泰亲率，缴了东城楼敌军一个班的枪，打开城门。这时，主攻部队也攻克西门城楼，一拥而进，很快攻占了县政府，不到一小时即获得了战斗的胜利，红军攻占了整个合水县城。此次战斗，歼敌200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国民党合水县长康磷带少数人弃城逃跑，敌公安局长李彦率部起义。红军打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在狱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80余人，其中有前西北反帝同盟军二支队二大队长杨培盛同志。

战斗结束后，红军临时总指挥命令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同时向群众进行了革命宣传，张贴标语，召开大会，讲解革命道理。红军还公审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员，处决了敌盐税局长和土豪“杜老爷”。

奇袭合水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革命群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为开展庆阳、合水等地区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充分显示了刘志丹同志的高超的指挥才能。

在这期间，照金苏区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于10月16日失陷敌手。陕甘边特委退出薛家寨向北撤退。10月19日，在甘肃宁县盘克塬，红军主力与陕甘边特委后方机关及游击队会合。为了策应照金苏区的内线斗争，刘志丹、王泰吉率部南下。10月21日，我军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但此时照金苏区的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于是刘志丹又毅然转戈北上，进入陇东，突袭庆阳县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民团军40余人，并且捣毁了帝国主义者开设的天主教堂，抓获两名反动教主。

10月下旬，红军在庆阳城壕川行军时，与谭世麟亲率的敌陇东民团军500余人的部队遭遇。情况紧急，红四团政委杨森亲率尖兵班十二名骑兵向敌群猛冲。红军的十二名骑兵战士如离弦弓箭，向敌群边射击边冲锋。敌军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四散逃命。红军骑兵一直追击敌军二、三里后，敌军才发现红军只有十二名骑兵，于是慌忙组织反击。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红军骑兵被压了回来。此时，红军后续部队赶到并投入了战斗，敌军大败溃逃。这次战斗，红军以少胜多，击溃敌军500余人，俘敌10余名，缴获了谭世麟的坐骑一匹。

红军在陇东地区连连获胜，捷报频传，使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10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调重兵追剿红军主力。敌赵文治部一个团800余人充当先锋，最为骄横。赵文治因丢了合水县城，报复心切，急于和红军决战。针对这一情况，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刘志丹同志决定，采用疲敌战术，先牵着赵文治的鼻子兜圈子，待敌疲惫不堪时，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红军在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和敌军周旋，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拖了十来天，疲惫已极。10月28日，红军转移到庆阳县毛沟门村①时，敌军经过长途跋涉，已精疲力尽，但仍不甘心，尾随而来。此时，敌军锐气大减。刘志丹认为歼敌时机成熟，决心在毛沟门歼灭这股敌军。

毛沟门村位于东西方向的一条山沟中间，南北两面是大山，村中的住户分散在沟底和沟北半坡上。28日拂晓，敌赵文治部突然向红军发动袭击。为了达到以少胜多，歼敌于反冲锋之中，王泰吉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撤到北山占领有利地形。上午9时，赵文治看到红军撤退，误认为红军是惧其淫威，怯战动摇，即令其部队紧追不舍，拼命攻山。敌军炮火猛烈地向红军射击，掩护敌军的攻势。此时，红军发现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也已迂回至北山后面集结，我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王泰吉命令强世卿率游击队抢占山头，控制制高点，以防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的袭击。下午4时，王泰吉和刘志丹下达反击命令。

冲锋号一响，红军全线展开反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正面冲锋，红四团向敌军右翼冲击，耀县三支队向敌军左侧进攻。300名红军战士犹如猛虎下山。敌军顿时乱作一团，被红军压到沟底，溃不成军，狼狈而逃。红四团骑兵连追击敌军十几里。敌军全线崩溃。赵文治见势不妙，早已乘马逃之天天。敌军失去指挥如同乌合之众，大部分丢掉枪械、辎重，抱头鼠窜，有的干脆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等着当俘虏。

毛沟门战斗一直延续到晚上才结束。这次战斗，共毙俘敌军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弹药、辎重不计其数。逃跑之敌，吓破了胆，成了惊弓之鸟，又被谭世麟部“捡去”了不少枪支。原来，在战斗前，谭世麟曾与赵文治合谋夹击红军，赵文治正面进攻，谭世麟在红军背部夹击。但狡猾的谭世麟曾与红军多次交手，无不以惨败而告终，生怕这次又吃亏，从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打算如果红军失败，他就从红军背后进攻，如果赵团溃败他就来个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后见红军占领山头，他就按兵不动。当他得知赵团失败后，当天晚上带领部队向赵团靠拢。赵团溃散士兵晚上在附近村子休息，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进村后，打几枪，大喊“缴枪不杀”、“红军来了！”吓得赵团溃军拔腿就跑，谭世麟捡了不少枪支，发了洋财。赵文治团散兵游勇逃回庆阳城的不足300人，从此，赵文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

毛沟门战斗后，红军主力向合水县包家寨转移，并进行了短期休整。

（二）包家寨会议，关于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的确定

1933年11月3日-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这次会议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确定了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危急当中挽救了党和红军，它是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史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包家寨会议对陕甘边红军建设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包家寨会议是在照金苏区再次被敌摧残，陕甘边党和红军又一次失去后方依托，处于无立足之地的最困难时刻召开的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对陕甘边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的影响至关重要。

包家寨会议召开前夕，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陕甘边红军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尽管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因刘志丹的果断正确的指挥，连连获胜，但就整个西北地区和陕甘边革命的全局而言，却因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恶性膨胀，连遭挫折，形势恶化，转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党在西北地区遭受的重大挫折有：

一是陕南红二十九军的失败，使西北红军丧失一臂，也使陕甘边红军失去了呼应和配合，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陕南红二十九军是1933年2月24日，由红军川陕边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下辖两个团，全军共2000余人。这支红军是当时仅有的两支西北主力红军之一（另一支就是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也是唯一能与陕甘边红军作战略配合行动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年4月1日，暗藏在红二十九军的反革命分子张正万、张登祥等人，乘红二十九军主要干部在马儿岩召开会议之机，袭击会场，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陈子文等51名干部被害。不久，红二十九军在国民党的合围下，遭到严重损失。余部被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共300余人，杨维三任团长，张明远任政委。9月，国民党军5个团共12000余人的兵力“围剿”红二十九军余部。独立三团伤亡严重。至此，陕南红二十九军彻底失败。红二十九军的失败，使西北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也使陕甘边红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的“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我党在陕甘边经过千辛万苦创造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冒险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所断送，给陕甘边武装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是1933年7月下旬，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到了强敌镇压而失败，王泰吉起义军余部百余人退入照金苏区。

四是渭北游击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边红军失掉了南下作战的基地依托。渭北三原武字区是陕甘边红军的老游击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和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多次南下作战，开展游击活动时，都是以这里为依托地区。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失败后，陕甘边特委在三原武字区的焦村，以渭北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团。红四团成立后，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于是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在敌军重兵围攻下，红四团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至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五是照金苏区陷落使陕甘边子午岭南麓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低潮。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剿杀红军，调集了四个团的兵力，以杨子恒为总指挥，由旬邑、淳化、耀县的民团配合，共达6000余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16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被迫退出根据地中心薛家寨，照金苏区暂时失陷。此后，陕甘边子午岭南麓一带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旬邑、淳化、正宁、耀县、宜君一带的革命活动处于困难之中。

六是陕西省委遭敌破坏，杜衡被捕叛变，结果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也先后被打散，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从1933年夏，西北红军两支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九军的先后失败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陕南游击区的丧失，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逆转，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如何保存西北地区仅存的一支红军部队，并摆脱面临的危险境地？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从而使红军在长期作战之后，有一个休整和补充之地，并使红军获得后方的支援和依托？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正确地决定陕甘边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如何开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关乎全局而又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直萦绕于刘志丹同志的脑际之中，始终为刘志丹同志所沉思。10月29日，当陕甘边红军取得毛沟门战斗大捷的辉煌战绩，打垮敌军一个团的追剿之后，在军情缓解，部队获得休整机会的情况下，刘志丹及时地向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重建红二十六军，确定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格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建议。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立即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并决定由刘志丹主持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来系统研究解决这些事关陕甘边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及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陕甘边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对武装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其次，包家寨会议确定了陕甘边革命的重点为南梁地区，正确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未解决好的有关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从而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构画了蓝图。

从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地区林锦庙的会师，直到照金苏区的失陷，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中，陕甘边党和红军虽屡受挫折，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但是，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究竟到哪里去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关系到陕甘边红军的命运的根本方针性问题一直没有得解决。从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新堡整休期间将这个问题的提出，到三嘉塬整编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对此的争论，再到韩城失利后，围绕“南北分家”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在当时，由于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再命令红军南下关中平原，占领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谁要是提出到陕甘边子午岭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马上就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对抗省委”、“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等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嘉塬事件的发生，“南北分家”错误主张的提出，红二团南下失败，无不与“左”倾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方针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在实践中已经先后逐渐认识到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关系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革命的成败，于是他们都先后在实践中自觉抵制杜衡的“左”倾错误的干扰，并在陕甘边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创建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苏区。但是，在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下，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及大批的忠诚的党和红军干部被杜衡撤职查办。杜衡甚至认为在红二十六军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问题”和“反革命的阴谋问题”，从组织上剥夺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红二十六军的正确领导权，最终导致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这样就使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有了明确的答案。

红军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渭北游击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连续丧失，把红军的行动方针这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面前。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坚持陕甘边游击战争，就必须在创建根据地时，充分考虑到地理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及群众基础，注意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就必须选择一个更好的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建设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①这样一套武装力量体系，使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四周发展。对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完满的解决。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三项重大的决策：

1、撤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逐步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

2、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格局。

3、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子午岭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就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红军的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南梁地区，这样就解决了红军行动方针这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认识到在西北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军奋战，因此，要想保存和壮大红军部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根据刘志丹等人的建议，决定把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的确是一个合乎实际的决定。

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包括玉皇庙川、脚扎川、荔园堡川、二将川、凤川等与陕北交界的广大地区，方圆几百里。这里沟壑纵横，森森茂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对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十分有利。

南梁是陕甘边红军的摇篮和发源地，陕甘边红军部队就诞生和发源于这里。1931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都曾在这里活动过。1932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又曾到这里休整补充，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都曾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进行过打土豪、分浮财的土地革命斗争。因此，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受党和红军的影响较深，便于红军在这里立足和发展。

南梁地区的群众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在红色政权创立之前，林镇、南梁一带的295户农民中，无地户多达198户，他们大多为庆阳大地主韩少义、李弟的佃户。这一带20000余亩土地中，仅韩少义、李弟及当地几户中小地主就霸占了18000多亩，每年收地租4000-- 5000多石。地主豪绅用各种剥削方式榨取农民的血汗，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横行，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的和革命愿望，这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主力的良好群众基础。

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交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当时，张廷芝土匪部队驻靖边一带，军阀井岳秀所属的高双城部驻守陕北延安，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驻守庆阳，陕军杨子恒部驻守平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因为有了白色政权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①因此，包家寨会议作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的行动方针，无疑是符合陕甘边地区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从而保证了陕甘边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的巩固和发展。

几年来的实践使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认识到，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创建和发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因此，要创造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建设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为此，包家寨会议决定，撤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红军的恢复和发展，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深深地懂得，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的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得以进行。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认为要扩大和巩固中心区域的根据地，保证红军行动方针的贯彻，必须大力发展游击区。只有各路游击队相继建立，并在陕北、陇东、关中等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四面骚扰和出击敌人，才能与主力红军配合作战，互为依托，相互支援，才能促使南梁地区的根据地得以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的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包家寨会议的这个英明决策，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构画了新的蓝图。后来的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作出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来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的基本格局正是如此。

再次，包家寨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从而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工作的影响，保证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的认真执行。

包家寨会议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杜衡等人“左”倾错误进行了认真剖析，指出杜衡的“左”倾错误对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有利的形势下，放弃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机会；

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盲目地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三是在强敌的进攻面前搞军事冒险或退却逃跑，使红军主力被断送；四是对坚持真理的同志进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强迫在陕甘边红军内部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这一切都给陕甘边革命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因此，包家寨会议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在危险的形势下确立了一系列有关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行动方针和战略决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陕甘边党和红军摆脱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保证了以后长时期内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工作能够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因而顺利地使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三）莲花寺整编和红二十六军的恢复成立

包家寨会议之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西北民众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部队进军合水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地区。这里川道比较宽阔，两面山上灌木成林，环境十分幽静宜人。一个多月的外线作战，连获全胜，使部队情绪高涨，但是几百里的无后方的艰苦转战，也使部队常常饥一顿、饱一餐，使战士们体力疲惫。因此，总指挥部决定就在平定川口的莲花寺休整，贯彻包家寨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莲花寺，位于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口。这里的红砂岩壁上，布满了唐初到宋朝中期的石刻造像，龛室相连。群像栩栩如生，各具情态的“五百罗汉”和“八亿八千众生”雕刻工艺高超，令人惊叹不已。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王泰吉的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莲花寺隆重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不设军部和军级负责干部，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约280余人，王泰吉任团长，李映南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长王有福。骑兵团，约180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杨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同时，部队还建立了党组织，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连队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刘志丹同志对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认识建党工作的重要性，提醒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的战斗保垒作用，做好思想工作。

莲花寺整编时，对陕北一支队的部队未作改编，原因在于，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陕北一支队要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由强世卿（陕北一支队队长）、魏武（陕北一支队政委）率领，返回陕北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第一路游击区，并决定由强世卿任第一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魏武任政委。①活动地区以安定为中心，逐步向四周发展，以期达到与南梁根据地打成一片的目的。陕北一支队原是1932年3月中共延川县委以高郎亭、刘善忠等人从民团中缴来的6支步枪，动员武装农民组成的延川游击队。4月，延川游击队袭击永坪镇民团，缴获枪支17支，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任司令员，高郎亭任政委，下辖三个分队，50多人。不久，刘善忠被叛徒杀害。同年11月7日，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高郎亭任支队长。1933年1月17日，中共陕北特委任命强世卿为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副支队长，贺晋年任政委，1933年4月，九支队改编为陕北一支队。强世卿任支队长，杨仲远任政委。5月29日，陕北一支队在安定谭家峪遭敌两个连袭击，支队政委杨仲远牺牲。部队编为5个分队，约60余人，活动于安定、横山、靖边地区。6月，陕北一支队南下陕甘边地区，参加了照金地区的反“围剿”斗争。10月，陕北一支队在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外线的反“围剿”战斗。经过月余战斗，由6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和补充，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从主力部队中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干部充实和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并任命魏武担任陕北一支队的政委。由于陕北一支队在陕北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因此，包家寨会议决定派这支部队到陕北安定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包家寨会议后，陕北一支队群情高昂，干部战士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陕北，打击敌人，建立游击区。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在东华池镇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讲了话，他勉励陕北一支队回到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扩大根据地。陕北一支队政委魏武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决议，发扬陕甘边红军的好传统，搞好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主力在南梁地区的活动。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红军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整编了部队，对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从此，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就进入了开创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新阶段。

二、红二十六军开创南梁根据地的斗争

（一）红二十六军向南梁的进军

为了实现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红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整编后，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

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进击咸榆公路，横扫沿线敌人的地主武装。在甘泉县道佐铺一带消灭敌地主豪绅民团武装40余人，随后奔袭甘泉县城未克。部队转入洛河川行至葡萄沟赤沟门时，遭到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和地主民团武装200余人的联合进攻。

这股敌军是奉命从延安方向前来追击红军的。刘志丹命令红三团先把部队埋伏在葡萄沟门庄子两侧的有利地形，派一小部分部队伪装成游击队，将敌军引诱进埋伏圈。但敌军几次遭红军打击，进军慎重，行动缓慢。到了离村庄二、三里的地方时，便停止了前进，使红军的伏击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下令撤出战斗，返回南梁。

西路由骑兵团向西北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境内的敌军据点，沿途横扫南梁地区的反动武装。当时，张廷芝匪部营长梁邦栋率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新兵营在荔园堡、阎洼子一带为非作歹，随意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

为此，骑兵团决定拔掉这个楔在南梁中心的反动据点。骑兵团先派出侦察员，深入荔园堡摸清敌情，随后，骑兵团秘密运动到荔园堡的东、西两山，包围了梁邦栋营的匪军。接着，红军派出一支小股部队化装成老百姓，肩扛镢头、怀揣短枪，大模大样地进入了荔园堡内，突然向梁邦栋营发动了袭击，敌猝不及防，仓促迎战，这时，红军骑兵团疾驰而来，喊杀声震天动地，梁邦栋被打得落花流水，带领残部拼命向山上逃窜。这时山上的红军猛扑下来，迎头痛击逃敌，山下的红军也勇猛攻击。在骑兵团的两面夹击下，敌军被围困在老鸦沟的半山腰中，突围无望，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全部当了俘虏。

荔园堡战斗后，南梁境内的反动民团吓得闻风而逃。骑兵团乘胜追击，在阎家洼、赵家沟一带肃清了反动地主豪绅的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红四十二师的这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

11月中旬，红三团，骑兵团两路部队于南梁会合，驻扎在荔园堡至林锦庙一带。这时，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帮助建立二路游击队。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根据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的决定，红军部队遂分兵发动群众，到平定川、太白川、二将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分土地，组织农民协会，充分发挥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巩固战斗成果，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范围，红四十二师还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带领伤病员及后勤机关，来到了平定川一带。一方面照顾伤病员，一方面着手组建游击队。在刘约三、吴岱峰等同志的领导下，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先后成立。

庆阳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活动于华池县二将川、柔远川一带。队长杨培盛，政委习仲勋。初建时队伍仅有8人，3支枪，杨培盛奔走串联，在十余天时间内动员了30多名陕北来南梁谋生的贫苦农民参加游击队。为了搞到武器，杨培盛率领庆阳游击队员闯入二将川刘坪堡敌据点，收缴民团枪支30多支，手榴弹70余枚，接着又将作恶多端的二将川民团团长赵富奎的眷属十余人抓获，迫使赵交出65支枪。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枪。到1934年夏，庆阳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扩大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骑兵队。一支队长张志孝，二支队长邵怀德，骑兵队长马福吉。

合水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活动于东华池、太白一带，队长张振东，政委孙铭章。初建时队伍仅有6人，张振东利用他曾与东华池民团团总张怀治“换帖”的关系，将游击队埋伏在堡子外，自己进入敌巢，与张怀治叙“兄弟情谊”，乘张怀治不备，下了他的枪，并迫使他下令全团缴枪，共缴获步枪25支，摧毁了这个反动据点。接着，游击队吸收了2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然后向合水方向开展游击活动。几个月内，部队扩大到100余人，到1934年夏，合水游击队发展到180余人，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朱庭虎）、二中队（队长赵生）、三中队（队长夏松柏）。

保安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成立。初建时只有10余人，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委。不久，在豹子川吸收了10余名新战士，队伍扩大到30人。他们抓紧修理主力红军部队留下来的残破枪支，很快武装起来。这时，保安一带的贫苦青年农民30余名前来参加游击队，使保安游击队扩大到60余人，随后，部队向洛河川一带出击，在金鼎山歼灭张廷芝部一个排，缴枪30余支。在游击活动中，保安游击队很快发展成有100余人的地方红军武装。

安塞游击队：1933年12月在南梁成立。刚组建时仅有七、八个人，曹满栋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为缴获敌人武器，安塞游击队化装成农民，进入义正川民团盘据的高台堡据点，突然袭击敌人，缴获民团步枪15支。然后，安塞游击队进入安塞境内开展游击活动，不久就发展到50多人。

在地方游击队组建并开展游击活动的同时，南梁地区的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11月下旬，南梁根据地第一个乡级地方苏维埃政府成立。12月初，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并组建起南梁、小河沟村、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等5个赤卫大队，约达1000余人，用梭标、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承担派员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作战，巩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

（二）第二路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相继成立

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恐慌。1934年1月初，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慌忙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地的正规军4个营和地方民团武装5000余人，分九股向南梁地区进攻。因此，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军事斗争的方针和南梁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发展并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同时决定成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吴岱峰任主任，并任命张策为红四十二师后方特派员，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为了粉碎敌人的进剿，红四十二师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南下支援关中第三路游击区的斗争，帮助建立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成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以此领导正宁、宁县、淳化、耀县、旬邑等地的游击队坚持游击活动，打击进犯之敌。

这期间，进剿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敌军开始行动。敌甘肃警备第二旅驻合水一带的仇良民部一个营，孤军进至南梁二将川，当即遭到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庆阳、保安、安塞、合水游击队的袭击、骚扰，饥恐交加，不得不退出南梁地区。各游击部队还对反动地主民团的进攻给以有力痛击，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庆阳、安塞、合水、保安游击队四面出击，连续作战，同反动民团军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使各游击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得到了发展壮大。

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继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之后，南梁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庆北游击队、定边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庆华游击队、柔远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同主力红军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又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4年1月上旬，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歼敌合水固城民团、正宁王郎坡民团和南邑堡民团等战斗的胜利。这时，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劝阻他不要去。但王泰吉认为他有许多老同事、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坚持要去，最后，师党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职务。王泰吉离开部队后，前往淳化县通润镇的一个旧相识、时任民团团总的马从云家中，不料被马从云出卖，押往西安，惨遭杀害。王泰吉的英勇就义，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给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期间红四十二师南下第三路游击区，利用初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整编游击队，扩大地方红军武装，使第三路游击区的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

1934年2月，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第一任总指挥张以吾，上任不久，被叛徒杀害，由王安民担任第二任总指挥，后在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国栋担任，政委张仲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的游击队主要包括：

平子游击队（又称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始建于1933年9月下旬。当时由于国民党正宁县政府的5名催款人员在榆林子一带勒索钱财，侮辱妇女，为非作歹，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贫苦青年农民何秉正带领十几名贫苦农民杀了这些国民党贪官污吏，夺取了5支枪，在榆林子与平子交界处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随后，这支队伍进入合水一带活动，与在那里的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1933年11月，经红二十六军命名，正式成立了平子游击队，并派殷云山任指导员，何秉正任队长。从此，这支游击队便由农民武装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当时，部队已发展50余人，分为两个分队。1934年2月，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队伍已经发展到100余人，被正式改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四支队，通常称为正宁四支队。这支部队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基本支队之一。不久，何秉正、殷云山调离，刘玉才继任队长，郭秉坤任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组建红一团时，这支游击队被编为一团一连。

回民游击队（又称回民支队）：在正宁县的龙嘴子、西渠两个地方聚居着300多户，2000余名回族群众，他们多是不堪剥削压迫，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一带逃荒来到这里的。在红军的革命影响下，1933年秋，由王世平、马彦林等19名回族青年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取名为“回民支队”。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被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十六支队，故又称“正宁十六支队”，队长王世平（回族），指导员王世英（回族），游击队共有20余支枪，经常与其他游击队协调作战，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虽几经改编，群众却一直亲切地称呼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屡建战功。

宁县三支队：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宁县平子半坡村民刘永培、杨兴才、王占义等人，联合正宁县永正乡西堡柱村农民王清殿，仿效平子游击队的方法，组织了40余人的农民武装，于1934年10月，举行“半坡暴动”，杀死豪绅地主赵新玉、赵老五等人，在平子游击队的帮助下，把队伍带到正宁湫头塬一带寻找第三游击队总指挥，受到政委张仲良的赞扬和欢迎。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遂将这支暴动队伍编为第三路游击区第三支队，王德宽任队长，李士新任指导员。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还给他们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指示他们回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随后，宁县三支队在北挤桥的南沟，黄陵县的上畛子、鸭子梁等地多次消灭土匪民团，大闹过宁县平子镇，处决劣绅魏奎元，两次攻克梁掌堡、麻子掌的反动据点，处决民团头子庞老五、梁廷珍、汪兆明等人。后来，王德宽叛变被镇压，卜富民、杨兴才先后任队长，刘永培、刘玉才先后任指导员。

宁县一支队：宁县一支队是一支战斗力强、影响较大的地方武装，初建于1934年冬。当时，庙湾民团夏玉山部杨德民率七、八人起义后在长武一带活动。党组织派罗金财等人去该部进行争取工作。杨德民接受教育，表示愿意加入游击队。此后，又收编了潘老么的农民武装。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即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第三路游击区第一支队，通称宁县一支队，由杨德民任队长。不久宁县一支队与宁县三支队合编，仍称宁县一支队，杨德民后患病离队，队长先后由张占荣（一说樊登奎）、樊登平、王得胜、崔瑞山担任，乔占才任指导员。这四任队长都在战斗中先后英勇牺牲。在宁县一支队处境十分困难之时，党组织派王秉祥到宁县一支队任队长，他与乔占才一起，打开了局面，领导宁县一支队由失败转向胜利，发展壮大到200余人，曾在盘克塬的南仓、金村的木瓜塬、九岘的柴桥子，合水的吕家堡等地多次打击消灭敌人，声威大振。一支队后来扩编为关中独立一营，即新宁独立营。

另外，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帮助组建了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指导员赵德荣（赵铁娃））、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正宁二支队、正宁三支队、正宁十七支队、特务队、底庙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鄜甘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共计500余人。这些游击队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活动。由于“这些地区敌人反动势力强，他们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①

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成立并领导各自的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第一路游击队却遭受了挫折。1933年11月中旬，包家寨会议和莲花寺整编后，强世卿、魏武率陕北一支队百余人离开了红四十二师主力向北进军，11月15日，陕北一支队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陕北一支队指挥员求战心切，对敌情估计不足，于11月20日，仓促向驻守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正规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未能攻克敌据点，部队伤亡很大。惠泽仁等同志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杀害、陕北一支队由政委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在文家铺遭敌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了摆脱困境，陕北一支队分两路继续北上至安定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因损失过大，得不到补充，活动受阻，最后被迫分散活动。陕北一支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不少同志坚持战斗，为恢复陕北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形成

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红四十二师派张策于11月中旬，以师党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梁开展工作。1934年春节前，习仲勋也来到南梁。他们深入到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群众团体。

经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南梁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认清了封建地主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本质；认清了只有拿起枪杆子才有出路，纷纷表示要为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习仲勋、张策等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组织了农民联合会。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首先在金岔沟成立，接着白马庙、玉皇庙一带也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以后又在农民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赤卫队，组织了贫农团、雇农工会。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南梁的荔园堡和周围的几道沟川，广大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农民联合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在当时，实际上起了一个临时政权的作用。

1934年2月，红军四十二师主力在刘志丹率领下，由第三路游击区返回南梁地区。这时陕甘边地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到了1934年2月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在短短四个月中，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黄陵等十四个县的部分地区。为了统一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15日，陕甘边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再次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临时政权机关。会上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录任食粮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同时还成立了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此期间，由于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午三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①其他委员分散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和地方党的工作。随着苏区日益发展和壮大，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同时，确保四十二师党委集中精力加强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主席。红四十二师师长由杨森担任，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

南梁根据地的各级红色政权成立后，立即在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大队，使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成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坚固堡垒。

随着陕甘边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再次成立，陕甘边南区的革命根据地也先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在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的配合下，首先恢复了正宁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接着照金苏区也得到了恢复。为了加强陕甘边南区的政权建设，陕甘边特委恢复不久，即派黄子文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办事处主任。在发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着手进行政权建设。11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陕西黄陵县的小石崖同时成立，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率领各地的游击队不断袭击敌军，整顿被敌人破坏的革命组织，清除奸细，打击反动分子，救济贫民，为恢复照金苏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至此，经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地方红军的艰苦作战，在陕甘交界，一块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400华里，南北约300华里的区域的根据地已经形成，建立正式苏维埃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的荔园堡隆重召开，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产生了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会上还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及大会代表3000余人参加大会。刘志丹向习仲勋授印，并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揭开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篇章。从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红军、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一）阎洼子会议的召开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支援陕北的作战行动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及各游击部队的组建，为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使陕甘边革命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1934年2——5月期间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妄图消灭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红四十二师和第二、第三路游击队武装，在陕甘边特委、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红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艰苦战斗4个月，转战东西南北，经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南梁根据地和陕甘边南区的根据地。

在陕甘边红军游击战争的影响和支援下，陕北红军的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起来。1933年7月，以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在佳县齐家坬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开辟安定、清绥、神府三个游击区，并陆续创建了陕北第二、第三支队。

1934年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对陕北游击队加强领导，恢复并加强了陕北一支队，扩大了二、三支队。3月3日，郭洪涛、李铁轮、高长久等领导吴堡县抗日义勇军举行暴动，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活动于绥米佳吴边的广大地区。3月1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在绥德苏家圪捞成立，活动于绥德东南和吴堡南区。当时，陕北游击战争遍布十一个县，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敌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游击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为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支队（支队长谢绍安，政委贺晋年兼）、第二支队（支队长白雪山，政委马万里）、第三支队（支队长高郎亭，后杨文模、王达成）、第四支队（支队长薛五锁，政委马佩勋）、第五支队（支队长崔镇冉，政委王子文）共300余人。7月17日，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在谢子长指挥下第一次攻克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此时，陕北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向安定、绥德、清涧中心的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更加猛烈。在当时情况下，由于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单凭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于是，在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100余人来到南梁，同红四十二师党委、陕甘边特委共商破敌大计。

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洼子村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阎洼子会议”。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军委书记刘志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及连以上干部与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各支队干部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谢子长主持这次会议。会上，谢子长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这两封指示信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莫须有的批评，并给红二十六军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顶大帽子。对这两封信的不切实际的批评，郭洪涛表示“坚决拥护”，还说，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窜森林主义”，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的强迫命令下被迫南下的失败，说成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会上，在“左”倾错误倾向的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严肃认真地总结了陕甘边的工作，又坚持丁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苏区的正确主张。杨森还向会议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决定：1、撤消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2、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一次“围剿”。并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

阎洼子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采取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但是，阎洼子会议对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非常错误的，其实质就是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陕甘边苏区的反映。由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从而保证了陕甘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阎洼子会议结束后，陕甘边特委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调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此时，在陕北，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民团，深入安定、绥清、神府、佳吴四块游击根据地。在谢子长率一、二、五支队去南梁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以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7月间成立的第七支队袭扰敌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8月15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从南梁来到安定，参加反“围剿”斗争。8月17日，袭入安定县金武塌一带“清剿”的敌军一个连，被红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包围。担任主攻的红三团奋勇冲杀，一举将该敌全歼，缴枪近百支，首战告捷。此后，红三团挥戈东进，于8月25日在清涧张家圪台，又歼敌两个排40多人，并击溃增援之敌一个连；26日在清涧河口镇战斗中，击溃敌军一个连，拔除了这个对根据地威胁很大的据点。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红三团到陕北战场后，三战三捷，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团遂掩护谢子长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养伤。9月中旬，红三团凯旋而归，回到南梁。

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在红二十六军的支援下取得胜利之后，陕北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地的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共1000余人，赤卫军达2000余人。1934年9月2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坞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8日，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在安塞会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刘光先（后由马佩勋继任），全团共200余人。由此，陕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诞生了。

为了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0月初，杨森、王世泰、黄罗斌再次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转战陕北。10月5日，红三团与陕北九支队一道，在清涧县折家坪全歼敌军一个连。10月10日，红三团与陕北红军独立一团并肩作战，击溃敌军驻安定县长蛇湾的一个连，歼其大半。接着，红三团与独立一团挺进安定县王家湾，敌高双城部一个炮兵营闻风而逃。三团遂返回南梁根据地。

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红军队伍不断壮大，陕北三支队在神木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模，全团共200余人。接着，陕北二支队在太马山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张仁三为团长，政委马万里，全团共300余人。1934年儿月中旬，陕甘边特委和军委，派出杨琪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身份；来到陕北苏区，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经过陕北军民的英勇奋战，、逐渐使被敌分割的苏区连成一片。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为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为副主席。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5年1月30日，红军陕北独立师在安塞的庙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团。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和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敌军极度恐慌，一时处于固守据点的境地。西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则在更大的、更广泛的区域内猛烈地燃烧起来。

（二）《七月决议》的制定和红二十六军第一团、第二团的创建

在陕甘边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南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胜利形势下，为了总结根据地的建设、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推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7月下旬，陕甘边特委集中集体的智慧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即通常所称的《七月决议》），全面地提出了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建设及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党的工作。加强党对中心苏区、南区的领导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第二，政权工作。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转变临时政权，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第三，扩大和巩固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在两个月内完成各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红军一个师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

第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各游击队在完成扩建一个团正规红军的前提下，再产生第二个游击队，并积极组建宜君、洛川、郝县的游击部队。

第五，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除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外，还要向游击区发展。

同时，还决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群众工作等。

《七月决议》的制定，对巩固和发展西北红军，加强根据地建设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关于红军建设，《七月决议》提出的加强改善党对红军工作的领导；扩建红十六军为一个军；帮助陕北红军扩建一个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等等方针，为红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七月决议》的指导下，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革命政权及群众投入了一场建设红军、扩大红军的新的伟大斗争。

陕甘边南区红色武装力量的壮大和红一团的组建。根据《七月决议》提出的恢复陕甘边南区的任务，第三路游击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相继壮大和发展了平子游击队、回民游击队、新正游击队、特务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宁县一支队等游击部队，建立起1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各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红军打击地主豪绅、反动民团的反革命活动，为民除害，如剪除长乐塬的恶霸任茂祥，月明塬的劣绅李自来、马五娃等。这些活动对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平子游击队、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组建红四十二师第一团，陈国栋为团长，张仲良为政委。初建时，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红一团在正宁湫头成立后，与宁县一支队配合，在宁县、正宁一带活动，打击敌人。瓦扇子战斗突围中，团长陈国栋负伤离队，政委张仲良也调离，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另派黄子文代团长，张文华任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红一团又新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后又以正宁回民支队大部人员为基础，组成红一团第四连。至此，红一团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人数达300余人。陕甘边南区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使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在更广大的区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由于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所辖的地区南与渭北游击区相呼应，北与南梁中心区相连，因此南区游击队的壮大和红一团的成立，对于南梁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南梁根据地的影响可以传播到关中地区，也使主力红军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南梁中心区红色武装力量的壮大和红二团的组建。为保证南梁中心区红色政权的巩固，第二路游击区各武装力量积极在东西两线扩展南梁苏区。在东线，1934年春，第二路游击区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从保安县境内沿洛河川向东推进，到同年秋，已拔除了刘老庄、虎头坡等敌军据点，扫清了南梁根据地东线的障碍，开辟了方圆60余里的甘洛新苏区。这块苏区，东进依托黄龙山。可发展甘泉、郝县、宜川、洛川地区的游击区，直捣韩城，威胁关中；北去安塞、延安、延长，可与陕北苏区衔接，在战略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后，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继续向洛川、延河川、甘泉、鄜县、宜川、劳山一带发展，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建立乡村红色政权，扩大地方游击队武装力量。

在西线，庆阳游击队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配合主力红军部队向西出击，歼灭敌反动地主武装一个营，相继拔掉了刘沟、李沟门、悦乐等地的反动据点，庆北地区的局面也逐步打开。张秀山率领庆阳游击队在柔远一带发动群众，揭露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欺压群众的罪恶，宣传革命道理。随后，在柔远、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先后建立了三个农民联合会和十几个农民联合会小组，初步建立了庆北苏区。这个苏区东至老爷岭与南梁中心区相接，西至拓泥沟，南至庆阳县玄马河一带，北至柔远大畔一带，方圆一百余里，它是南梁中心区西部的重要的屏障。

在庆北苏区建立以后，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庆阳游击队在庆北苏区大力发展和扩大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在群众斗争中吸收了一大批青年贫雇农战士，扩大了庆阳游击队，补充了红二十六军的第二团与第三团（第一次给二团补充了四十余名，第二次又补充了二十余名，给红三团一个先锋队，约二十余人），并收缴了民团武装四五十支枪。”①装备了庆北游击队等地方武装。

由此，第二路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除原来的游击队外，又组建了庆北、华池、元城、悦乐、靖边、甘泉、延安、瓦子川、鄜县等游击队及陕甘游击队五、六、七、八等支队，兵力扩大到1000余人，赤卫军继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小河川、东华池等5个大队之后，又建立了平定川、豹子川、白沙川、瓦子川、麻地台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等13个赤卫军大队，各村还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在赤卫军的领导下，承担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等任务。

在第二路游击区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和第二路游击队不断壮大的基础上，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保安、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1934年10月10日，红二团在南梁阎洼子村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孔令甫任副团长，王先荣任参谋长，朱奎任政治处主任。红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全团共计180余人。

红二团组建后，首先消灭了旦八寨子反动民团50余人，接着打退了敌二五六旅高玉亭营的进攻，又配合红三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等地消灭了王希清、王定邦的地主民团武装，有力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巩固和扩大了南梁中心苏区。

（三）郭宝珊部队起义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改编

1934年10月，在陕甘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刻，黄龙山一带的山大王郭宝珊毅然率部参加了红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震动很大的事情。

郭宝珊原籍河北省南乐县（解放后划归河南省），幼年随父亲逃荒来到陕北洛川县谢家峁村。父辈们扛长工，下煤窑，苦度日月。郭宝珊从小也吃了不少苦。由于全家人勤劳节省，略有积蓄，买下了几亩地，幻想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在军阀横行，豺狼当道的黑暗时代，苛捐杂税、地租盘剥、土匪绑票一起加到郭家老小的头上，几经沉浮，郭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家人沦为乞丐。不久爷爷、奶奶和父母双亲相继贫病而死，郭宝珊不得不孤身一人闯荡江湖，报仇雪恨。他在外出谋生中，受尽欺凌，于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当兵，但又受到官长们的欺负和压迫，迫于无奈，郭宝珊拉起一队人马，上黄龙山当了土匪“山大王”。

郭宝珊从小受到土匪的压迫，现在他也当了“山大王”，心中自然十分痛苦。因而他模仿梁山泊好汉的行为杀富济贫。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了他的队伍，使他的队伍发展到400多人。当时黄龙山有股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头子是贾德功、梁占魁。这股土匪感到郭宝珊的势力发展太快，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便收编和引诱郭部。郭宝珊从平常的交往中深知贾德功、梁占魁心狠手毒，不入伙就会被吃掉，于是便加入梁部，任营长之职，但与贾、梁之间貌合神离，自成系统。

此时，陕甘边的革命运动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如火如荼，迅猛发展。打土豪、分土地、分牛羊、分浮财，与国民党军阀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些活动和斗争的影响波及黄龙山区，郭宝珊开始向往红军，也让部下仿效红军，只打“大户”、“财东”，不准祸害老百姓。

1932年夏，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1500余人南下韩城一带，路过黄龙山郭宝珊地盘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郭宝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贫苦出身和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曾写信致意，并转告红军南下的意图。郭宝珊深深地为之感动，他认为刘志丹够朋友，讲义气。此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韩城失败，一些失败的战士和伤病员零星陆续返回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路过黄龙山地区，郭宝珊非但没有为难，反而给予了不少方便。

1934年春，贾德功的土匪约100余人，窜扰甘泉、鄜县一带，进入了子午岭双柳村。被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缴械。刘志丹亲自作教育工作，向土匪讲解红军政策，教育他们改邪归正，不准再祸害老百姓，并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去。有些土匪后又回到黄龙山，传播红军的政策，认为红军不仅不杀他们，反而还给路费让回家，真是“宽大仁义”。这些言语传到郭宝珊的耳中，引起郭宝珊的深思，使郭宝珊对刘志丹更加敬重，对红军更有好感。

1934年5、6月间，陕甘边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声威大震。刘志丹认真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决定争取郭宝珊，遂派黄罗斌前往黄龙山争取郭宝珊起义。黄罗斌到黄龙山后，给郭宝珊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如红军革命的目的、对象，共产党人的政策等等，启发他的觉悟。郭宝珊听到特别高兴，认为红军的活动和斗争，正是他多年来向往的事情，与他多年来追求的理想是吻合的。这就奠定了他以后弃暗投明，参加红军的思想基础。由于当时黄龙山还有贾德功、梁占魁匪首阻挠，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郭宝珊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国民党陕军杨子恒部威逼利诱黄龙山的土匪。贾德功、梁占魁在黄龙山无法立足，决定投奔杨子恒部。9月，贾德功、梁占魁率部2000余人，300余骑开往庆阳接受杨子恒的改编，郭宝珊随行。途经合水太白镇时，红二十六军派人与郭宝珊联系，并送去补给品以示慰问。在红军的感召下，郭宝珊秘密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投靠红军，接受改编。但当部队开到合水一带时，郭宝珊又犹豫了。他心想，贾德功、梁占魁匪首，早就对他有戒心，如果冒然起义，说不定会被贾、梁消灭掉，另外他感到自己当土匪多年，共产党和红军是不是相信他？所以举棋不定。这时，刘志丹亲自派陕甘边区军委供给部长马锡五前往郭宝珊的部队作说服教育工作，并送去马匹和其他礼物以示诚意。郭宝珊的种种疑虑，被刘志丹和陕甘边红军送来的温暖所溶化了，使他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0月，国民党嫡系中央军61师和宁夏马鸿宾部35师调集三个旅的兵力，将贾德功、梁占魁的部队包围，迫令其接受收编。在国民党的消灭和收买的威胁降临头顶的危急关头，郭宝珊在庆阳新堡毅然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

郭宝珊部进入苏区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到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并派任浪花担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组织上统一归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但他们的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和后勤供应暂时还是独立的。

部队改编以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该部做政治工作，建立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并给战士戒毒治病。边区政府还发动群众送猪、羊、瓜、菜进行慰劳，使义勇军的指战员深受感动，进一步体会到参加红军的光荣。红四十二师采取诚恳的态度帮助义勇军整编和改造。为了提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刘志丹还从红军主力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领导，又不断补充边区子弟兵，充实部队，并精减了少数年龄较大，思想不健康的老兵油子，使部队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队发展到300多人。红四十二师党委还在提高广大干部战士思想觉悟的基础上，陆续吸收了一批党员，郭宝珊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广泛开展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而战的革命理想。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提高。此后，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红二十六军的指挥下转战南北，打仗勇敢，纪律严明，成为一支主力红军部队，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支部队的干部战士在作战中很勇敢，后来大多数都牺牲了，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打残的战士。”①

郭宝珊参加革命以后，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为人忠厚，刚正不阿，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西北抗日义勇军改编后，陕甘边红军部队进一步壮大，至1934年11月，陕甘边主力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拥有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这样5个团的建制，总兵力达1500余人。地方红军游击队也由少到大，由弱到强，第二、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几十支游击队总兵力达2000余人，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部。队的兵力共计4000余人。从此，在陇东高原上创建并发展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汇集成了不可阻挡的红色铁流，严重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久经苦战的陕甘边红军已成为战无不敌的西北红军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