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夜间，沈阳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第二天一早，天气大晴。持续三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这一天《东北日报》的头版刊载了新华社沈阳电，对这座焕然一新的城市进行了尽情地描述和热烈赞扬，“晨光中迎来装满煤、粮的列车，汽笛声响震长空。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

人们看起来已经开始步入日常生活之中了。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战争阴影的城市了。采购日用品的人群渐渐挤满了太原街小市场。据说，11月6日这一天到东北书店买书的市民将近千人。

全城的电灯和电话在11月3日下午已经修复了，几天后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邮电11月5日在全东北开通，11月6日电车再一次运行在了这个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沈阳复活了。”一名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连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没能完全预料，以至于当初军管会成立时4000名干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税收干部，后来接管人员们才意识到他们大大低估了沈阳商业的恢复能力和活跃程度。由于担心临时启用国民党税务人员会导致贪污，沈阳不得不在最初的相当长时间，税收一直中断。“大约损失100亿以上，每天最低4亿到5亿。”陈云后来总结时说，“这是因小失大。”

还有一些事先无法估计的事情。接收工作本来就头绪众多，各个机关又纷纷派人定房子找办公地点，这使得军管会门前交通拥堵。更麻烦的是，由于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办法，车辆一律靠左行驶，但沈阳已由国民党政府改为靠右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交通就乱套。

这本来并不是大事，但争执方固执己见，言辞激烈。症结是接收干部的心态，有少数人认为，他们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没有理由向别人的规矩低头。而如果尊重这些干部的意愿，沈阳的城市布局和交通指挥系统就要动大手术：道路系统要重新规划；接管沈阳后留用的数千名交通警察需要重新培训上岗，他们十多年来习惯于按右侧通行指挥交通；汽车的设计也要改动，当时新式汽车驾驶盘已经多数在汽车左侧，适宜于右侧通行。

最终陈云拍板了。在11月10日的军管会会议上陈云简要地说明了理由，从该日起沈阳车辆一律按右侧通行，希望大家坚决执行，至于说服解释工作，各自分头进行。

这件事让陈云意识到，必要时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难免的内部利益之争。新政权既要通过权力行使来改造旧世界，也要为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他这样要求自己。当陈云的警卫员建议他把那辆陈旧的老式汽车更换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这名警卫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首长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有好多首长呢，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

“当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接收干部里露出苗头时，”陈云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发现并杜绝它。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陈云留意到那场“靠左行靠右行”之争的导火线，是纷纷派人到军管会找房子的机关单位时，他就严肃地跟周围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东北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和卫戍沈阳的主力纵队，在新的战役开始前，要在沈阳好好休整，因此，“北满”机关在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前，各个单位和机关都不要动房子的心思，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

事实上，在沈阳军管会成立之初，对“进城之后单位必争房子”的问题就有所顾虑，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但在实际接收工厂和房子的过程中，小的纷争不断。从哈尔滨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连几批宣传、青年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沈阳，他们进城后大半忙于接收房屋和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很多应付上的困难，这种内耗抵消了力量。李锐在回忆中说，“陈云同志后来又一次打招呼，的确是担心，房子一分则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了。”

平均主义仍是沈阳接管时期共产党干部内部分配的主要形式。军管会在1949年规定，对于后方来沈阳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实际上是老解放区供给办法的继续。供给制只解决干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机关自办供给食堂，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以上的科处长吃中灶、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穿衣按干部规定年限发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还有黄烟，后来改成一般干部配给“光明”烟，县、团级配给“大生产”烟。1950年，当沈阳完全转入恢复建设期后，薪金制取代了供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