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合队向东徐徐经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这是尚未被整编的《申报》特派记者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所发的报道，这支向东的队伍沿途并未遭遇战斗，清晨时，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大小的屋檐下和衣而卧的人民解放军给上海市民们上了第一课。

特别是对于不看报的唐薇红而言，那天，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那时候我们哪里看报，看报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里的生活，剩下时间就是打麻将，跳舞，找好的裁缝缝衣服。”那时候她刚结婚，还不到20岁，已经安心地过起上海主妇的日常日子。

不过，这麻将桌也并不安生，1948年底，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陆续离开了上海，“我们没走，就是觉得出国也没好日子过”。从小她就看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贵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也都是王公贵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当招待，要不就是当舞女，男的沿街卖肥皂”。那肥皂买回去，晒晒太阳就化成了一点点，她用手比划着大小。

现在已经82岁、但是穿着异常鲜艳的唐薇红心目中，上海历来是个安逸的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庶出，从小就受气。”她对共产党有真心的期待，“到时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会要好”。

所以，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张罗着买票离开，麻将搭子常常拆散重组，可她铁了心不走，只是三天两头坐家里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送人。码头的乱象并没有干扰她每次去都更换不同的旗袍。

几个月来，从南京路到十六铺码头的那段外滩成为最拥挤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静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1948年底，美国驻沪总领事劝美国侨民小心对待时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国朋友开始离开。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美国人大约只剩下1200个。“白俄也离开了，他们成群坐着国际难民组织专门提供的轮船，据说是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犹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去澳大利亚的，也有回欧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国。”

刚开始，轮船公司还提供彩带，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各执一端，“后来就没有了，乱哄哄的，只听见嗡嗡的说话声”。走的人越来越杂，甚至在码头上，还碰到了她经常去做衣服的南京路上鸿翔公司的几个裁缝师傅，也离开上海乘船去香港，“因为他们的大主顾都走了，他们告诉我，未来的上海人都要穿人民装，他们的手艺没用了。”

码头的景象让生活在安逸中的她深刻感觉到离愁别绪。外国人的急剧减少改变着上海的面貌，不过她还是安慰自己，有永安公司在，即使外国人离开了，“舶来品也不会缺多少”。多少年来，南京路上的永安等几家商店始终紧跟时尚，“战后美国刚有的玻璃丝袜，上海没几个月就流行开了”。

留在上海的中上层市民大多和她有共同的想法，尽管麻将桌上从21日开始能听到郊区传来的炮火声，可是大家还是生活如常，上海市长吴国祯从1948年底就开始实行的“储粮，储菜”活动使很多家庭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唐薇红说：“我家存的酱菜到1950年才吃完，婆婆是个很会做人家的宁波老太，那段时间很想出外去吃饭，换换口味。”国际饭店的二楼是北京菜，但是带海派风格的北京菜，即使是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唐薇红和丈夫还是在那里，享受银制的盘子上切片端出来的烤鸭。“我印象中，像国际饭店就没有关过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5月25日唐薇红照常出了门。“24日，国民党军队下戒严令，不允许出门，25日早上醒来，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她还记得，那天从西藏路南京路口走过时，还听见沐恩堂敲响了过节的钟声，9点过后，南京路上的大多数商店照常拉开了铁门闸，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好奇地观看着解放军，纪律严明的、穿着布鞋的年轻战士们和前些天国民党的失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走在陌生的南京路上，周围是他们首次见到的摩天大楼和电梯。

当年28岁的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忙从南京路走过，赶往位于延安路上的一家私营电台，她不会知道，机遇选择了她来向上海市民宣布这个城市解放的消息。

天还没全亮。那天上海在下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家里就听到街道上声音杂沓，车轮滚滚。刚上到南京路上，她就兴奋地去找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是手里拿着枪的解放军战士没有理睬她这个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

“其实我当时是上海广播乐团唯一的地下党员。”只是同团成员都还不知道她的身份，“1946年，我和音乐学院几个同学一起组成了广播乐团，也是因为当时80多家广播里面，播的基本都是靡靡之音。”

广播乐团的6个女孩子在电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舒伯特的”。这使她们在当时的上海显得非常清新。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苏联电影的插曲《贝加尔湖》，现在已经88岁的她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唱了起来：“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

那电影是讲一个苏联大学生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而选择了在西伯利亚地区教音乐的故事，“当时苏联给我们的印象，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且在当时的上海，不少市民都是这么想的，她们在电台里唱完这首歌，就有很多听众写信来，要求她们反复教唱，“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了贝加尔湖，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就是这首歌”。

1949年3月，陈炜接到党的任务，一定要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一时间把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广播出来，“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钱乃立一直还在筹划，怎么才能顺利播放这几个告示，没想到，25号那天很顺利”。她还记得，那年雨水特别多，当时上海的排水系统还不够完善，“很多时间，我们到了播音室就把鞋晾了起来，赤脚进行广播”。那时候有个名主持叫白荷，告诉大家这群姑娘是冒雨而来，赤脚在为大家唱歌，听众们很感动。

那天，穿过南京路到了延安路上的上海电台，才发现电台已经被人民保安队管辖了，这些队员很多是南京路上的学徒和店员，“他们年龄轻，从十三四岁就到上海来学做练习生，一方面对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所以地下党在南京路的学徒中发展了很多党员”。

没怎么审查，陈炜就顺利地站到了关键的位置上，当时上海电台只有一名姓杨的副总在主持工作。“大概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我们就去了小播音间，我拿着两个布告，对着话筒非常非常兴奋地说：上海的市民们、朋友们、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进入上海了，上海已经解放了。”

“这时广播乐团的人也来了，我们当初也收听延安电台的播音，他们也教歌，我们跟着学唱过《东方红》，这时候我们一起唱起来。”许多年后，陈炜的普通话还是清脆悦耳，可以想象当年她播音的样子。

没多久，她们就接到苏州河以北尚未解放的地方打来的电话，许多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东方红》，他们说：“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听了布告，我们很激动，我们一定安静地在家里等待解放，不去扰乱。”

结束了广播的陈炜走出电台，才发现南京路已经陷入了空间的拥挤中，尽管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可是，这些旧警察已经没有了威风，很多人力车夫开始恢复了苏北乡音，向警察愉快地挑衅：“解放了，你还管我们？”“交通规则是国民党定的，见你的鬼去吧。”

一时间，南京路被小汽车、黄包车和三轮车堵得严严实实。“还有些车辆上面写的国民党某某局，可是车上坐的明显不是车主，大概是遗弃的车辆被他们捡了。”警察也明显的有些畏缩，不太敢于管理。

这种局面到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才好转，新的公安局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规就是《交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