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广州的新主人

1949年10月14日，爱群大厦迎来了新主人。

这座15层高的楼房，是当时广州市最高的建筑，建在长堤的中间位置。1937年开业的时候，爱群大厦就傲视同行。从小长在广州的老报人梁俨然回忆，当时爱群大厦的宣传是“全部钢材来自德国西门子；全部卫生洁具、电梯、楼梯是美国货；大厦内还有冷暖空调，保证四季如春。使用的餐具做工精细，有水晶盘，银制‘东美林’刀叉、饭盅等。‘东美林’是英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具制造商，能用得起东美林的酒店，全广州就爱群一家。”

几个月前，爱群大厦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避难所”。立法院长童冠贤住2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住7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住8楼、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梦麟住14楼。有12个国家的流亡大使馆办事处租住爱群，走的时候狼狈得连房租都未付。当广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杨应彬作为第一批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进入这栋广州的地标建筑时，他看到的爱群大厦破旧不堪：原来是露天花园的11楼，被白铁皮和木板钉搭成了舞厅、酒吧，已通风漏雨变成“水瓜棚”。酒店内餐具只剩下几十套，电线几乎全部损坏，玻璃窗破破烂烂，床椅家具大多断背崩角。

被分配到“广州市物资配售处”军管小组的黄毅也是进驻爱群大厦的南下干部之一。他回忆当时大厦里“乱哄哄的情况”跟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参加接管广州市政府的干部，集中住在爱群大厦这座灰色的十几层高楼里。几百名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同住在一起，互相不认识。当时广州治安很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站岗的警卫战士只能凭人们戴着的‘广州军管会’臂章放行。大厦11楼成了大餐厅，整天供应膳食，凭军管会发给的餐券用餐，随到随吃。”黄毅和战友第一次乘上电梯到11楼餐厅吃饭时，走向南边的窗口，眺望珠江，“看到岸边停靠着无数的小艇，江中行驶着不少各种船只。广州的老百姓都是穿木底鞋，整个广州城都响着一片呱嗒呱嗒的木头敲打地板的声音。”

大部分马路上还陈设着街闸，这些广州本地人战乱时自卫的防御工事成为解放时广州城最为独特的景观之一。据梁俨然介绍，自制街闸用于防止国民党溃兵或者土匪在政权交接的真空期趁火打劫。“街闸由铁枝、大木头或者竹子扎成，拦在街道的入口。街道还组织自卫队，由街坊中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会带着刀枪巡逻，不准陌生人接近街闸。”年近90的蔡景星是“老广州”，他回忆说：“在商业繁华的西关，一些狭窄的路段上，居民还用竹子搭建了过街天桥，以防止土匪抢劫后放火。西关商铺连绵，一着起来就很容易火烧连营。1938年广州沦陷的时候，永汉路两边的商店被土匪抢劫后放了把火，烧了好几天才停。编一座过街天桥，一旦火烧起来了，还可能有条逃生之路。”

南下干部给这座古老城市带来新风气，也带来了一些北方习惯。广州市文联名誉主席王建勋说：“因为1949年广州来了大量的南下干部，北方人也带来了一些生活习惯和口味的改变。解放前后，茶楼最大的变化是时间上的，以前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市了，解放后，因为北方人适应不了那么早的早市，大多数茶楼渐渐改到7点以后才营业。以前女人是很少喝早茶的，1949年以后，广州茶楼里的女人多了起来，这个风气也跟南下女干部有关。另外，馒头、烧饼这些老广州人不太吃的北方点心开始进入很多茶楼的茶点菜单里。”

1949年11月11日解放军入城式时，家住文德路的黄少华当时才5岁，他说，他至今记得入城式里的两个画面：“一是广州本地人挥舞着花棍。那是中间挖出两道凹槽的木条，装上串满铜钱的铁丝，舞起来哗啦哗啦，很是热闹。另一个就是解放军这边踩着高跷走路，扭秧歌，队伍里还有两个战士扮成孕妇，表示是英雄母亲。”

瓦解下的旧秩序

旧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广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栋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式大宅终日大门禁闭。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民国后他还出任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一度积财千万。他的侄孙江沛扬说：“伯祖父家曾经非常阔气，甚至门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来看门，威风过人。”江孔殷的名声除了财富，还有精于美食。他家有很多家传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这位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曾风光无限的省港巨绅已经过了他最好的时光。“他已经不再讲究美食，家里的厨师都被他辞退了。但文人的老派传统还没变。临解放前，家里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倚着栏杆，吟一些很伤感的诗句。”江沛扬说。

有一点门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俨然是其中之一。1949年在《广州日报》做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梁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成为失业人群中的一员，他投奔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临近解放，广州各家报纸对时局议论纷纷，言论不一。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花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广州画师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意人，他们在广州是一个很大的交际圈子。“像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跟广东社会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陈树人本身还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侨务主任。解放前，他们常常在广州一些像陶陶居这样的大茶楼和他们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侠怀这些粤剧名伶也都是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勋说。

解放后，大量画师去了香港。“香港成了广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勋说，“我的老师赵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岭南艺苑’搬到了香港。随着私人的画室大批关闭，广东的美术逐渐开始学院化和专业化了，像我这样兼职学画的年轻人基本上很难再继续。”

茶楼里的文人雅集随着画师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楼的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解放不久，茶楼行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十几家茶楼饭馆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楼的员工来主事，挑选新茶楼的名字。”梁俨然回忆，他的朋友冯明泉是广州茶楼界的老行尊。“他在解放前开了一家愉园菜馆，经营得非常有名。解放后，一家只有十几张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并愉园菜馆。永香茶居原来负责拎水的伙计做了经理，由他来决定合并后新饭馆的名字。这个伙计保留了愉园菜馆这个名称，但冯明泉从经理变成一个洗碗工。”梁俨然说。

广州流传久远的个体商业形式正在瓦解，由此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根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谢涛的研究，刚解放时，广州市的失业人口近30万，约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城市里，大量的失业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种娱乐的兴起，说书取代粤剧，成为当时广州城最兴盛的民间娱乐。“广州把说书称为‘说古’。”王建勋说，“它和粤剧不一样，不需要剧团，一个人就能说一台书，在50年代初，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打听工作，谋财路。而这些地方，都有‘说古人’固定的书台，像广州著名说古人当时就常在文化公园里设台说《水浒》。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围在他们周围听书打发时间。”

1950年，唱粤剧的关国华从农村来到广州，他此前是广州乡间一位初露头角的粤剧新秀。“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在广州开平县的兄弟班里跑龙套，混口饭吃。那时候，广州市的粤剧艺人都逃难到乡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来吃饭。”关国华回忆。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请戏班去演戏的一般是农村露天赌场的老板。开场前，周围村庄的人在戏台前赌博。赌到十一点开唱，那些输光了没钱回家的人就守着看天光戏。”到临近解放前，关国华已经在乡间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带点奸猾的小生角色。这个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和红线女配过戏，她演秦香莲，我演陈世美。《沙家浜》里，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战乱时局让乡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难以为继，关国华的父亲甚至因此饿死。

当关国华来到这个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寻找出路时，他发现，广州没有乡村艺人的就业位置。而王建勋记得，此时的政府正提出“让广州人下乡，鼓励一些失业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到香港去就业

曹仲伦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1949年8月从安徽来广州找工作，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早就花完了，靠着朋友接济维生。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决定去香港碰碰运气。香港不仅是内地观望时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为一些希望在乱世中谋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为有钱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后留在广州的人并不时髦。从天津南下广州的干部田玉珠还记得，偶尔去逛街，会看到本地女子指着她脚上的袜子，“觉得很新奇”。曹仲伦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时髦一点”。“香港的朋友帮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军装式的夹克衫，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广州来说是非常新潮的打扮，穿着上街觉得很神气。但没想到晚上洗了晾在窗户外，被小偷用钩子钩走了，让我懊恼了好久。”曹仲伦回忆。

找工作也非常不顺利。“我看到大公报上登出广告，警察署招考职员，我就去应试。看到来了大约有1000多人，黑压压站满了一个大操场。招考的规则是10个人站一排，招考的教官挨着看过来，决定中意的就把你抓出来。我没有被选中。”

几经周折，曹仲伦从失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零工。“当时涌到香港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失业介绍所也不少。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交了三块港币，介绍的雇主是一个做纸牌的家庭作坊，在一栋狭窄的公寓楼房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家。工资是一个月5块港币，这点薪水是在香港生活的底线。我除了帮做纸牌，一天还要烧两顿饭。”

1949年的香港并不繁荣。曹仲伦记得，即使是香港的中心地带九龙也没有什么高楼，“马路边全是三层、四层的楼房，像当时广州不算繁华的人民南路。唯一显出繁华的是一些娱乐场所，晚上霓虹灯一闪，显出点国外的感觉”。在香港，曹仲伦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的招牌，“在九龙弥敦道，一块硕大的招牌，写着‘荷里活’。我当时联想到荷花池里的鲤鱼，还以为是卖鲤鱼的招牌”。

江秋帆的经历也是解放前后香港经济低迷的写照。他曾担任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的经理。他回忆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做英国绒的洋服生意，赚了很多钱。他当时考察香港市场，发现这个海岛居然没有游泳场，就请我去香港，帮助他建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

“投资用的股份制。我同学投了10万块，再拉上几个股东，一共凑了50万块。海滨浴场选了三个点，赤柱、浅水湾、中湾，都是离城区很远的地方。海滨浴场的消费比较贵，一个三口之家去玩一次，大概要花两三百港币，这是有钱人的消费。由于当时内地战乱，来香港避时局的人不少，但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家庭不多。海滨浴场开张后，通常只有周末才有生意。一年下来，亏损11万，只好关门。”

普通老百姓在香港的掘金之旅多以失败告终，很多到香港暂避时局的名人，生活也并不容易，马连良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和广州的曲艺传输

马崇仁和父亲马连良是1948年底从上海经由广州到香港的。“当时我父亲刚结束在上海四个月的演出，演完之后，由于淮海战役打起来了，京沪铁路中断，北京也回不去了。父亲因为连唱那么多场，非常疲惫，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又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为人厚道，他建议我父亲去香港散心。我随后也跟着去了香港。那时候内地进出香港非常方便。买一张去罗湖的船票，再从罗湖坐火车到九龙。船路过台湾，在基隆停了八个小时。我和朋友下船，在基隆逛了逛。天黑了才到香港。”马崇仁说。

马崇仁第一次看到的香港“跟外国似的”，充满了在家乡北京看不见的景观：临海就是高山，山上都是房子，一到晚上全亮着灯。有一路电车弯弯曲曲开上山顶，但马崇仁坐了一次就不敢再坐，“怕高”。逛遍全岛找不到一家回民的饭馆，大街上跑的出租车空车居多，但开车的司机里，还能寻到些家乡人，“天津人最多，其次是山东人”。

到香港的第一场戏就是在娱乐戏院。“这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电影院。楼上有个京剧票房，票友都是天台俱乐部的成员，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大款。主席叫梁基浩。他们请我父亲露演几场，并保证大力支持。”

当时香港戏曲界还是粤剧的天下。马师曾，新马师曾、红线女等众多粤剧名伶云集当地，要想找一个完整的京剧班底却很难。“后来是陪我父亲去香港的上海中国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表示马上回上海，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马崇仁回忆。孙兰亭带来了大约40多人，连龙套都是从上海过来的，这预示着，在1949年前后的香港，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演出成本很高。

马连良在娱乐戏院唱了五天戏，“上座率很高，观众反映也热烈，喝彩不断，我父亲很高兴。五天演下来，总收入七万六千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已经破了纪录。”马崇仁说。

五天戏唱完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期间还出了个乱子。“我们在娱乐戏院唱完，从上海逃到香港的红舞女冯未英请我和父亲的琴师李慕良吃饭，被她在香港的‘包家’从窗户那儿看到了，叫了几个手下等在门口，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把李慕良打了一顿。后来我父亲找到杜月笙出面，才把这事了结。”

圣诞节后又去高升戏院和普庆戏院唱了七天。“这两家是香港的二流戏院。毕竟懂京戏的上海人就那么几个，上座率越来越差，前后各亏本一万八千元、二万六千元。香港市场养不活京戏，上海的京剧班底很快就离开香港。再挨一阵，我父亲让人把他的戏衣装箱，也押运回上海去了。”马崇仁说。

没戏可唱，马连良就靠举债度日。他在铜锣湾租下三楼一个单元，屋子里放着上下铺，家里人和琴师李慕良都住在那里。马连良平时深居简出，偶尔会会朋友，“也为方便以后借钱”。

“我记得父亲相熟的一个朋友叫沈魏昌。本身是中医，到香港之后，他不干老本行，办了一个电台叫丽地呼声，主要播放曲艺、京剧、地方戏。他在上海的时候就玩京剧，是个票友。经常给一家小报《罗宾汉》写稿。这家报纸被称为‘戏报鼻祖’，专门写京剧界的花边新闻。沈魏昌到香港后，干脆自己办了一本《大成杂志》，也全都是刊登文艺消息。当时香港这类消息的读者比较多。《大成杂志》的员工就沈先生一个人，但他经常出入戏院和片厂，认识很多圈内人给他供稿。”马崇仁说。

1949年5月，因为收到一个唱堂会的邀请，马连良又拍电报让人把他的戏装运回香港。“堂会唱一次能有几千块钱，但这种演出机会毕竟少，三两个月才有一次。”到1951年离开香港前，马连良已经欠下了近四万港币的债务。

“到1951年，只觉得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我认识的一些上海朋友都说想找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倒没想过这些，除了唱戏我们什么都不会，只能尽力省钱，什么也不买。有时候天太热，顶多找个大酒店，来杯咖啡或者冰淇淋，一坐就是一天，就这样消磨时间。晚上则基本不出门。”马连良则越来越沉默，每次唱戏的收入是多少，家里开销多少，他都不和家里人讲。马崇仁说：“我父亲在香港住的时候，得了忧郁症。”

实际上，1951年之后国内的市场已经有所复苏，1950年前后到香港的艺人开始大幅回流。当然，也有来自政府的鼓励和动员。“1955底，粤剧名人红线女和马师曾从香港返回北京，是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广东省委专门在广东迎宾馆为他们安排专场演出，很多国家领导和将军都观看了。”

民生和投机

对战争的恐慌和个人商业的瓦解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四年间一直伴随着这个城市。当正常的商业遭到破坏时，投机行为开始弥漫这个城市。最混乱的货币领域成为投机商最青睐的行业。广州文史专家叶曙明回忆：“1948年以后，买卖申电可获暴利。所谓申电是上海与广州之间的汇兑，由于华中地区游资大量南逃，都是通过申电把大量现钞汇来广州，现钞在两地之间的供求关系一边倒，申电出现了很大的汇率差，差价在20%到30%。例如在上海交汇1000万元，在广州只收得800万以至700万元。因此，不少广州的银行经营者从上海、武汉等地乘飞机带现钞来广州。夹带私钞的方法千奇百怪，最富戏剧性的手法，是用鸡蛋、菊花掩蔽现金，一篓鸡蛋可以收藏现钞5亿元以上。”

与此相联系的，上海现钞汇不出，纷纷购入黄金，上海金价曾因而飞涨，与广州金价相差较大。广州黄金北运便有利可图，因而又出现金融投机人士纷纷乘飞机带黄金，解放前在广州民信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陈邦也亲身参与了这场蔚为壮观的金融投机战。“由公司的副经理和我，身穿特制银衣。这种银衣用帆布制成，衣身分格，每格藏黄金一条，外面再披上西服，一次可携带黄金数百两，乘飞机到上海。”

民间也发明了一些应对币值混乱的方法。前广州农工党秘书长陈本能解放前是广州市消防大队的地下党。他回忆说。“那时候一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街边的找换店，把国民党发的纸币换成港币。金圆券已经成了废纸，逃来广州的流亡政府又推出了所谓‘银元券’。两者的区别就是金圆券是红色，银元券是蓝色，但市面的物价一样飞涨”。

这些找换店多开在路边的骑楼下，“私人摆设的一个小柜，像内地修手表的那种玻璃柜子，一边做些糖果等小买卖，一边倒换各种货币。因为找换店的另一个名字叫‘剃刀门楣’，是指它一买一卖都要刮削，就好像门楣上装一把剃刀，一进一出都要被它刮一刀。当时这些钱档除了遍布各条主要马路外，在十三行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边，就集中了几十档”。

为了躲开剃刀门楣的盘剥，梁俨然有另外两种货币保值的办法。一是买金戒指。“我一发薪水就立刻去金饰店，把所有的钱都买金戒指。需要用钱时就拿金戒指去当铺换港币。那时候买一个戒指就送一个小的首饰盒子。到快解放前，我家里累积了好多首饰盒，别人看见以为我很有钱，其实所有盒子都是空的，都换了港币。”因为港币是市面上最稳定的实际货币，市面上所有物物交换都是以港币为终极目标，所以“我们把港币称为基数。一个金戒指可以换300个基数”。

茶楼是另一个保值的场所。梁俨然回忆：“在老西关的茶楼，喝早茶时，每个品种的茶食，都以铁牌标价，比如一个蛋挞三个铁牌。一个基数可以换十个铁牌。我领薪水以后，会去茶楼换一大把铁牌，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还能凭铁牌吃到茶食。所以喝早茶的时候，我们聊天说，现在一间茶楼比一个国家的银行、政府更有用啊。”

到1950年，通货膨胀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薪水是一个月60万块，新政府发行的货币也是一万块一张。”梁俨然说，“直到剃刀门楣被取缔后，广州的币值渐趋于稳定。到1952年，拿一万块去公家的银行可以换成一块人民币。”

复苏的新娱乐

广州解放后的第四天，广州人发现以前收听的广州广播电台的频段已经被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代替，三个私营电台的频段也已取消。收音机里第一次传出一个清脆婉转的普通话女声，在长达13个小时的播音时间里，反复宣读《告广东人民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军管会各项法令政策。

这个广州人还很陌生的声音来自田玉珠。她是广州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播音员，女儿开玩笑时会把她比作“广州的邢质彬”。从1949年10月18日起近两年的时间，她的声音几乎每天陪伴着广州人。在这段时间里，田玉珠和同事不仅要安定这个正处于新旧交接混乱期的城市，还要为市民提供一套全新的、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娱乐节目。

田玉珠是10月17日晚上进入广州城的，第二天就被派到沙面接管电台，她如今还清楚地记得电台的位置：沙面小岛上，肇和路67号。“沙面岛解放前是外国使馆区，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在。电台在广州沦陷时日本人建的一栋小楼内，最初是日本人的电台，后来国民党接收后，成为广州市唯一的公营电台。小楼邻近江边，江水很清，晚上还有人去江里游泳。”田玉珠回忆说。

接管电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台号。“原来电台叫‘广州广播电台’。领导提醒我，一定要加上‘人民’两个字，显示和旧社会不同。因为人手不够，台里当时还留用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电台播音员，她们不能播重要新闻，只能播娱乐节目。比如新闻和政令中间，会插播一小段西洋音乐，她们负责每首乐曲的解说。”田玉珠说。

政治上的严格把关在当时来看很有必要。“有一个留用的播音员，她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她报台号时就总不加‘人民’两个字，还是坚持说‘广东广播电台’。提醒她很多次，她都说忘了。后来原本要逮捕她，她事先知道风声，让留用的私营电台的技术工人帮她把要播的节目事先录下来，趁录音播放的时候，她逃走了，后来去了香港。”

除了每天滚动播出重要政令新闻，田玉珠和同事还要想办法发明一些新节目，以取代旧电台的广式传统娱乐。“原来国民党时期的电台节目不能用，我们都要用新的。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一些学生来电台教唱《东方红》《国歌》等革命歌曲，出了什么新歌就教什么。每次教歌节目的最后都会预告下一次教的歌曲名称，方便听众找到歌谱。因为很多广东人只讲粤语，这个节目也趁机推广普通话。在教歌之前，我要把歌词整个用普通话朗读一遍，称为正音。”广东人听粤剧，但刚运行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放粤剧比较少，仅仅转播红线女等有名的粤剧艺术家的演唱会。“因为一切都要是新的，要显出跟旧社会的不同。”田玉珠说。

到1950年初，田玉珠和同事们已经为电台运行起了一套完全属于新政权的节目：早上6点开台，开台音乐是《东方红》。早晚六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十点是整点新闻。其他时间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他们为广州带来了很多非本地特色的节目，比如侯宝林的相声、话剧、苏联的诗歌。中间会随时插播发现特务的紧急消息。晚上十点还会有整点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是晚上十点，时间太晚了，请把收音机的声音转小一点。“这是我们发明的。”田玉珠自豪地说。

关国华则在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建新娱乐的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在新政权下的出路。他参加了“送戏下乡”粤剧团队的招考。“考试分为两部分。首先考政治。比如国旗上的五颗星各自代表什么？通过政治考试之后，才考艺术。一个团有5个小队，每个队最多21个人。”关国华回忆说。

“下乡的演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1950年广州开始土改，我们都演现代戏，配合斗争地主嘛。”关国华回忆说。《白毛女》的演出场次最多，“演完之后马上拉地主上台批斗。当时还有个法庭的庭长跟我们一起，民愤比较大的地主，批斗完就拉到离舞台几米远的地方枪毙”。关国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曲艺道路是从配合运动起步的，此后，“四清，集中干校，大炼钢铁，我都参加演出。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运动员，不是个演员。”

刚解放的几年，广州的戏剧表演被现代戏一统天下了。为了应对时局宣传需要，在短时间内，有大批的剧作家参加到“现代戏”的创作里来，王建勋也是其中之一。他说，为了编剧，他在那时候接触了不下一万个新老剧目。土改运动，集中起来的年轻演员加上新编剧，给这场戏曲空前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被我们称为‘广州粤曲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气氛和热情下，以红线女和马师曾为代表的这批在香港的名伶回来，更让广州戏曲市场有了灵魂。我记得到1954年为止，广州一共有五个最有名的民营剧团（‘珠江剧团’、‘新世界剧团’、‘南方剧团’、‘东方红剧团’和‘太阳升’剧团）和七个大的剧场。这些剧团都是私人性质的，自负盈亏，那些大腕台柱是剧团的核心，他们自己负责找剧目。那个时候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剧团都靠自己主推的流派来争取票房，‘新世界’就是擅长武打戏，罗品超的‘珠江剧团’以爱情题材的古装剧见长，而‘太阳升剧团’开创了罗家堡的‘虾腔’，以《柳毅传书》一剧走红。这些剧场基本上场场都满座。”

从省委到田间的跳舞风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兴起跳舞风，广州也不例外。省委机关也经常举行周末舞会，以活跃文化生活。欧初回忆：“平时办舞会的地点，就在省委礼堂旁边的一个小会议室。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舞会改在省委办公大楼的五楼会议室举办。”

解放后，毛泽东曾八次来广州，有时也参加舞会，欧初多次陪同。他回忆道：“省委办公厅为毛泽东安排舞会，通常准备一个十几人的小乐队，由广州市曲艺团团长黎田任指挥，按表演广东音乐的要求配备乐器，实际上舞会中演奏的乐曲以《步步高》等广东音乐为主，中间有时穿插一些小型表演。当时名演员红线女，曾到省委五楼陪毛泽东跳舞，还唱了一曲《卖荔枝》。”

“参加舞会的人都把与毛泽东共舞视为无上光荣，每次毛泽东一坐定，便纷纷有人争着去请他跳舞。毛泽东到场，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后约一小时就离开。办公厅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泽东跳舞的人转到另一位舞伴前就自动离开，由下一位舞伴接手，这样一来，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几个人得到陪毛泽东跳舞的机会，皆大欢喜。”

“在广东省委跳舞的时候，毛泽东一般很少说话。他的舞姿像走路一样，很有个性。”这和欧初看到的其他领导人不一样。“五六十年代，每届全国人大会开会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都到北京饭店参加晚会，与王人美等著名文艺界人士跳舞。他们跳起舞来与舞伴谈笑风生。”

跳舞之风从市委大院蔓延进民间。“我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学会跳舞的。”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李育中说。50年代，李育中带着一批学生在广州郊县进行土改，最盼望的两件事就是开会和跳舞。“开会集中在白天，内容无非就是小总结、大总结，但因为土改很苦的，开会才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开会。”李育中说，舞会多安排在晚上，“经常跳的是三步四步。曲子五花八门都有，只要节奏能合得上三步四步的都可以，我记得当时经常用的曲子有西洋的圆舞曲，还有《何日君再来》”。

跳舞之风一直到快“文革”的时候才渐渐淡下来。欧初还记得一场特殊的舞会：“大约是1966年10月中旬，主持省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打电话找到我，要我到小岛参加一次舞会。我正为应付串联、造反的红卫兵忙得焦头烂额，心情相当恶劣，就说，现在还开舞会，不怕红卫兵批判我们吗？林李明说，陈老总来广州主持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是他要跳舞。”后来欧初硬着头皮去参加，看到陈毅准时到场，跳得兴高采烈。当时全国“破四旧”风潮正烈，在红卫兵眼里，跳舞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批判的矛头也指向中央的老革命，陈毅却不为所动，让欧初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