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的首谋是日军的石原莞尔中佐。众所周知，关东军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尖兵，而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两位校级军官便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中心人物。但在战争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坂垣作为战犯受到处罚，石原却免于法庭起诉，只是作为证人被传讯出庭作证。这个喜欢收藏拿破仑塑像的小个子军官深通战略。根据他的逻辑，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本来，他把美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决战的对象，但随着苏联的兴起，他认为苏联是近在眼前的最大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不是苏军的对手。占领中国东北是他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

石原有着不同于其他显得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的思维。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熟悉日本近代名将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的著作。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崇拜这位法国征服者。他要在中国东北实现这一征服梦想。这位个头矮小的军官，为了实现这个梦，筹划、等待了整整3年。

1928年10月，他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的助手。这位河本大佐在四个月前制造皇姑屯爆炸案，谋杀了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石原到来以后，当年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顶替他的是坂垣征四郎大佐，他和石原是武汉的旧相识。他们成了“远东阴谋”的轴心。

1929年7月，石原等组织了参谋“旅行”。当时声称目的是“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但他们的真正企图是为了准备武力对付中国的东北军，为此，甚至研究了哈尔滨与海拉尔等地的攻防问题。

在开始旅行的7月4日，石原在长春发表了《对现代战争的考察》的演说。石原有他特别的理念。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民族的最后决战，不能够称为世界大战。只有将要爆发的下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它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战争。最后的战争将在代表东洋文明的日本与西洋文明的美国之间产生。就像一位日本研究者所说的，石原等人的思想是以“20世纪反革命的最激进最好斗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式军事法西斯”。【石原莞尔后来与东条不和，退出了现役，战争结束以后侥幸没有成为战犯。】

演说以后，他提议就东北的统治占领问题进行研究。事后，石原感慨地说：“长春的这一夜，是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后来石原一心研究满洲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并在1930年出书。关东军的参谋长三宅光治看到书以后说：“这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他一页也没有看就签了字。石原的答复是：“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在“旅行”的第三天，他题提出了《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旅行”课题，内容是“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后来，他还与坂垣一道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和东京的军事首脑们相信迅速占领东北是必需的，南面可以对付中国，北面可以防御苏联，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供应基地，可以补充日本矿产资源的匮乏，所谓“以战养战”是他战略的最好概括。

1947年5月，在山形县酒田市的临时特设法庭上，石原对新西兰法官艾利曼·诺思克罗夫特表示：“满洲事变的中心是我自己。就是锦州问题、满洲建国问题也都是因为我自己。为什么不把我作为战犯逮捕呢，不可思议。”石原不承认满洲事变是下克上，如他所说，第一，因为满洲日中军队冲突危险日增，关东军应该作好用武力达成任务的应变准备，这是基于陆军中央统帅部的命令和指示。关东军向军部提出积极意见，甚至屡次激烈争论，“但从根本上，可以断言，在军队的统帅、作战方面一次也没有违背命令或者指示”，不是下克上的行动。石原并没有推卸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责任，他的证词只是表明，他当时的计划不仅得到关东军少壮派的认可，而且在事变发生后，立即获得关东军司令的认可，而东京的军部也给予支持与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