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联外交处于下风的情况下，日本被迫策动建立“满洲国”。处于张学良监视之下的溥仪，被土肥原密谋“请动”，逃离天津，踏上他的“满洲建国之旅”。

对于若榇内阁来说，所谓同意调查，只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至于调查结果究竟会怎样，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有人会帮他们的。

就在关东军仙台师团进攻江桥的时候，肩负“满洲独立运动”重任的土肥原到了天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日本土匪此行的目的就是来为“满洲国”找皇帝的。

早已宣布退位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这样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

溥仪那段日子正在家里郁闷着呢。

不是一点点郁闷，而是非常、十分以及特别的郁闷。

做皇帝，本来是人人向往的天下第一好工种。可如果是末代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溥仪被人从龙椅赶下来的时候，牙都还没长全，皇帝什么味道根本就没咂得出来。

不幸中的万幸，作为清帝退位的条件，民国给予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允许其保留帝号，仍然住在紫禁城内。

但是等到溥仪在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内慢慢长大，吃穿虽然不愁，心里头却越来越不是个滋味。

也够难为他的。你想啊，天下第一工种都做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他能干或者愿干的？

他一遍遍走过金銮大殿，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缺少的是往日的荣光和山呼海啸般的朝拜。

寂寞、惆怅、无所适从。

这次第，正应了前朝一位皇帝词人的无奈歌吟：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位要说了，人嘛，只要日子过得去不就行了。你到紫禁城外面去看看，还路有冻死骨呢。

话说得倒也对。溥仪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并没有继承老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雄才大略，某种程度上，还沿袭了前任光绪皇帝的缺点，即精神和肉体一样孱弱。

末代嘛，要求哪能那么高。

复辟只是一传说

当然，有时候也转过复辟的念头，可惜他并不是主角。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进京，赶走了空头总统黎元洪，把溥仪推了上去。

那时候溥仪的确小小激动了那么一下下，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仅仅12天后，他又回到了无情的现实之中。

人们告诉他，张勋只是一个无能的丑角，而他只不过是被这个丑角利用的对象。

什么时候了，还在做皇帝梦，你给我下来吧。

溥仪只好又恋恋不舍地把头上的皇冠取了下来。

就这么混着吧。到这个样子，溥仪也打算认命了。

比起很多被关大牢、砍脑袋的末代皇帝来（典型例子是法国的老外皇帝路易十六），这真的应该算是不错了。不仅保住了脑袋，还保住了帝号，保住了紫禁城，已经是够有面子了，你还想怎么着，还能怎么着？

落毛的凤凰只要比鸡还强那么一点，也行。

可令溥仪没想到的是，就他这只落毛的皇帝，竟然也有人惦记。

谁啊？

西北军大帅冯玉祥。

在发动北京政变后，老冯架起大炮，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

对驱逐溥仪这件事，历来争论很大。

其实，你就是用死老虎来形容这位过气小皇帝都是抬举他了。以溥仪的性格和能力，与老虎这个称谓简直有天地之别。

到民国时候，要说他还有什么价值，基本上就是被人利用的价值，而他本人，则无兵无将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溥仪忽然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远的不说，明朝对此就有明确规定：掘了人家墓地还没来得及打开棺材的，要打一百下屁股，发配充军三年（“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棺材被打开，死人已经见光的，那就要判处绞刑，让你自己也陪着去做回死人，体验一下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已开棺椁见尸者，绞”）。

因此，一直以来，盗墓贼都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拿的执照都是个体户的。

开公司的也有。不过很少，而且那都是标准的乱世，没人管。

到了民国，也算同乱世沾上了点边，才让孙殿英这号人有了用武之地。

一般来说，盗墓的人都很低调，毕竟是冲着发财致富来的，都知道自己干的是件缺德事，被人骂了也不敢吭声。

但偏偏有人做了杂碎活，还能装高尚。

孙殿英就是这类人。

这位兄弟是这样向人解释他的盗墓动机的——先总理孙中山不是革了满清的命吗，他枪杆子多，可以革活人的命。孙某不才，可怜手上的枪也没几条，活人的命革不起，就只有革死人的命了。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小军阀孙殿英竟然能把他的盗墓事业上升到如此高度，简直可以与革命先行者的经国大业相提并论了。

此等惊世骇世之语，真可当得一个评价：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炸东陵这事一开始是秘密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民国前后的娱乐新闻很发达，狗仔队遍及各地，很快就有人捅到报纸上去了。

溥仪听到后的心理感受和反应，只能用目眦尽裂这四个字来形容。

虽说这个前皇帝向来为人软弱，而且早已威风扫地，但你要是真掘他祖坟，是个人都受不了。

对于国人来说，祖上的墓地不仅代表着对先人的尊崇，也预示着一种神秘的风水，可以说，自己一家老小今世混得好不好，基本上全指靠它了。因此，除非后代死绝，对祖坟那是看得和身家性命一样重要的。

东陵里埋的就是溥仪的祖上——外祖母慈禧太后。对溥仪来讲，这个外祖母是扶他上战马的人，如果不是慈禧点名，溥仪此时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做他的过气阿哥呢。

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个狗日的孙殿英坚决贯彻了不盗则已，要盗盗绝的精神，不仅炸了东陵，还把乾隆皇帝的裕陵也给一道掘了。

要知道，康熙雍正乾隆那可都是满清一朝的偶像级人物。

溥仪气得浑身发抖。当年冯玉祥逼宫，也只不过是把他赶出北京城罢了，现在却有人给他来了个毁师灭祖，把祖坟都给挖了。

溥仪在所住的天津张园布置了灵堂，每日一祭。

对孙殿英切齿痛恨的末代皇帝还亲自动手画了一幅漫画，上面孙大盗化身成了小丑，正遭到两个怒目圆睁的正义之士的无情杀戮。

逼真程度直追文革时期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宣传画。

皇帝有怒不轻发，只因未到伤心处。

这回溥仪可真给激怒了，斗争精神十足，发誓一定要抓住凶手，报此血海深仇。

但是怎么报仇呢。

现在可不是那个眼睛一瞪，就能让对方人头落地的时代了。

皇帝倒是还在，午门却没有了。

溥仪只好以清室名义向国民政府发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

在老蒋眼里，孙殿英此类小毛贼本身就无足轻重，得到报告后，他也觉得这小子做的事情实在太过龌龊，马上就命令严厉查办。

东陵盗墓案具体交由当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侦破。为了郑重其事，蒋冯阎李四巨头还特地派出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进行四方会审。

这么大的架势，溥仪认为一定能够沉冤昭雪了。

结果——阎大侦探宣告，由于案情过于复杂，侦破工作暂无进展。

暂无渐渐变成了毫无，最后变成了渺无声息。

军法会审不了了之。

溥仪大失所望。

后来他才知道孙殿英用盗来的赃物上下打点，竟然把事情给摆平了。

东陵大盗，愣是毫发无伤。

而老蒋是个很实际的人，从一开始就没真把前落魄皇帝溥仪当回事，接着又忙着跟老李老冯老阎他们斗来斗去，惭惭地也把这件事给忘了。

堂堂皇族落此境地，简直连当年的杨乃武和小白菜都不如。

每一天，被伤害被欺骗，我早已厌倦。

每一天，在绝望中徘徊，我等待着你的出现。

如果说以前的溥仪还只是悲和愁以外，现在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感情元素，那就是恨！

恨得咬牙切齿，恨得捶胸顿足，恨得想骂脏话。

可到最后还是只能仰天长叹。眼下这种样子，变不了天啊。

但是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脑筋急转弯

土肥原的造访让几乎陷入绝望之中的溥仪眼前为之一亮。

这个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告诉他，他可以回到满清的发祥地——满洲，去建立和领导一个新的国家。

“在这之前，有一个张学良，但是他已经被我们赶跑了，以后你将是那里的最高主宰。”

最后，土肥原还不忘添上一句话：我们日本人会帮你。

在亲耳听到这些话后，溥仪顿时心跳加快。在这个世上，梦想成真这句话原来是确实存在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满洲更适合于自己东山再起了。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就是在那里发迹的，几百年后，我将要在那里重建一个新的伟大帝国。

溥仪虽没有尔祖的才能和魄力，但重操祖业的志向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泯灭过。现在重回东北的障碍既已排除，而且日本人还答应帮忙，他就把小胸脯往前一挺，准备上了。

土肥原始终在观察着溥仪的表情，他知道成功有望了。

但接下来溥仪提到的一个人和一段话，却让他感到大为尴尬。

这人也是个日本人。但他跟土肥原的说法完全相反，就是要溥仪好好在家呆着，哪儿也别去，更不要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搞什么满洲建国。

此人身份非同一般，他是天津的日本总领事桑岛。

更令溥仪吃惊的是，桑岛这番话还是日本外相币原的意思。

溥仪就弄不明白了，都是日本要人，怎么说的话前后矛盾。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戏。

他怀疑关东军的招牌是不是真的很过硬。

土肥原一听就明白了。

妈的，政府什么卵用都没有，就会败我们军人的好事。

他赶紧向溥仪介绍了一下日本的国情，表示政府无所谓，别说币原只不过是个外交部长，就是总理若榇出来，说话也不一定管用。

溥仪愣住了。总理都不济事，那谁的话管用。

土肥原向这个很少出门的小皇帝道出了秘密：“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只有天皇说的话才算数！而天皇对我们军队，对关东军是绝对信任的。”

溥仪放心了，看来眼前这位关东军的代表没有忽悠他，天皇和关东军是支持他建国的。

于是，溥仪开始问起那个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请问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脑筋急转弯相当熟练的土肥原马上接口：“这个我前面已经回答您了，是由您，宣统帝做主。”

土肥原显然抵估了溥仪，因为这位兄弟虽然智商不高，但也不是全无心眼，他抓住不放，穷追到底：“我想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究竟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心里嗝噔一下，看来这浆糊是捣不成了。

按照关东军内部的意见，为了照顾国际上的舆论，特别是应付国联，这个“满洲国”的外在形式是准备先搞成共和制的，但如果现在就这么说，他担心溥仪根本就不会答应。

好个日本老特务，当下不动声色，脱口而出：“帝国，当然是帝国，完全没有问题，陛下是回满洲当皇帝的干活。”

听到这个答案，溥仪满意了。

宾主言谈甚欢。

两人见面谈话是在晚上，又是在日租界（溥仪就住在里面），都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想不到那时候的狗仔队着实是无孔不入（也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竟然第二天就见诸报端了。

消息见报后，犹如搅动了一池春水，溥仪的旅馆开始热闹了。各方神仙或托人，或捎话，或写信，向溥仪传递各种各样的态度，而这些态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主张溥仪跟着日本人去满洲。

神仙中当然不能没有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在得知溥仪的最新动向后，老蒋立刻急了。

作为一个玩政治的老手，他岂能看不出土肥原的真实用意所在，那是想把小皇帝当枪使呢。

按老蒋的脾气，这时候就应该派兵“保护”，或者干脆让人把溥仪请去“喝茶”了。

别说老蒋不敢这样做，连党内巨擘胡汉民他都这样“款待”过，还有什么不敢的。

问题是溥仪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天津日租界。

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红线。当年国共特工大战，那些地下党一入租界就犹如进入了半个保险箱，中统的人都只能看着干着急，根本就不敢自己动手抓人。

当然，实在要抓人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就得通过外交手段发照会，让租界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们代劳，然后再设法引渡回来（操作过程可参考《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女朋友的入狱经历）。

普通租界都这么麻烦，更别说是日租界了。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派人去给溥仪讲好话，并且承诺，只要他答应不迁入东北或是到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北平和南京任由其选择居住。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

溥仪不听犹可，一听大为激动。

哦，这时候想起我来了，知道我的价值了，什么都肯答应了。早干什么去了？！

告诉你们，晚了！让你们的冯玉祥、孙殿英、优待条件都统统见鬼去吧，兄弟我就要去开拓新帝国了。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

溥仪可以不听老蒋的话，但他得尊重周围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意见。偏偏这些人意见还不统一，有的说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赶快动手，不然就迟了。还有的却说现在形势看不清楚，不能轻举妄动。

他的师傅、时年已85岁高龄的遗老陈宝琛甚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赶来进行劝谏，要求他慎重考虑和行事，不要因听信日本人的一面之辞而棋错一着。

溥仪本来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周围的人七嘴八舌，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得知这个情况，土肥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虽然溥仪就在自己眼鼻子底下，但他也不可能强行把溥仪绑走。

这时有一个人意外地帮了他大忙。

晚上，溥仪住所收到了一筐水果。保安在检视时，竟然发现里面藏了两枚炸弹！

送水果的人，叫作张学良。

我知道有很多资料都论证这件事不可能是少帅本人所为，有的说是土肥原施的反间计，甚至还有人干脆说保安就是个间谍，那炸弹是他按土肥原的授意放进去的。

但张学良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一直以来，少帅从没有放弃过要收回东北，而他也深知，溥仪如果去东北意味着什么，一旦这位末代皇帝在那里复辟，东北问题将变得异常复杂，那样即使国联出面，要解决问题也会变得难上加难。

此时张学良虽然执掌华北，可是由于溥仪身处日租界，一时又没法把小皇帝怎样。除了警告，确实也想不出其它更好的办法。

然而这件事弄巧成拙。溥仪的胆子过小，两枚炸弹就足以把他送进土肥原的怀抱里去了。

溥仪很快认定，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可靠的，也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帮助，他才能最终逃脱死亡的威胁，也才能重建属于他的帝国。

得知溥仪终于答应跟他走了，土肥原喜出望外。

不过接下来，他必须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溥仪秘密带到东北。

虽然日租界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但出了这个租界就很难说了。

自从报纸披露他的动向之后，无论是老蒋还是张学良，都没闲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天津的一举一动，溥仪那里稍有一点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去东北，就是出一个天津卫又谈何容易。

可是土肥原有办法，因为自从来到天津后，他就一直在策划和准备着一个惊人的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以成功，他将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石原，或者说华北的石原。

别忘了，他可是有名的“土匪源”——土匪的源头。

天津事变

为了他的计划，土肥原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忙。

什么人呢？

天津混混。

每个地方的混混都有每个地方混混的特色。天津混混的特色是敢惹事，而且还能惹出各种花样来。

对于天津混混，天津作家冯骥才有很多非常精僻的描述。

按照他的说法，天津混混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饭都敢吃。

这个赚钱有两类赚法，一类叫文赚，一类叫武赚（纯系本人的总结，无学术价值）。

相对而言，文赚既有档次，也有面子。

天津卫这个地方，向来是鱼龙混杂，可以说上至前皇帝，下至苏乞儿，什么鸟都有。

但不管啥样的人，有一点你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无论如何得跟混混们搭上关系。

以前我买不到枪，以前我没有地盘，以前我找不到人给我投票，唉，真是烦恼。

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只要你认识了混混，递张名片，摆桌饭局，请几个客人，嘿，你猜怎么着？

全搞定了。

真格是人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不过您一定得认准了，只有天津混混才有这能耐。

直说了吧，只要在天津卫的地面上，就没他们办不成的事。

这个就叫文赚。

武赚相对比较简单。

当然，武赚不是武打，用不着有成龙、李连杰、甄子丹那样的好身手。所需要的往往可能就是——一桶大粪。

生意来了，有人出钱，让你摆平谁谁谁，你就乘三更半夜把这桶大粪泼到他家大门口去。

战术目的很明确：不臭死他，也要恶心死他。

如果还没有效果，那你就如是者三，一直弄到这家托人求和为止。

不用说，托的那个也是混混。

至于什么饭都敢吃，建议尚能达到温饱线的外地混混免试，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餐。

在天津卫的大酒店，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家伙：穿起衣来像帅哥，点起菜来像大款，吃起饭来像饿鬼，付起帐来一文不给的，你千万不要感到奇怪。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的那种什么饭都敢吃的混混。

对于这种混混，酒店早已见怪不怪，有的是棍棒家伙侍候着。

这里面还有个规矩，被打的混混有所谓三不许：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除此之外，你只需要护住自己的吃饭家伙，然后完成一个经典的技术动作——就像我们吃烧烤一样，打完了这边，你得把另一边翻过来让人家打。

你还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亲自体验一下就知道了，不容易。

这种场合想玩点花头纯属妄想。虽然没有电子监控，但旁边公证人员、监督人员一应俱全，不打到你熟透就不带喊停的。

当然最后还会由人负责把你送到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无法走着回去。至于什么医疗费、营养费以及演出费，皆由酒店买单，反正一样都不会少。

其实人家酒店也不亏，虽然多了开销，却给食客们上演了一场生猛海鲜式的娱乐节目，提高了酒店的知名度。那些食客则更是犹如吃饭抽到了幸运奖，全过程看的那是目不转睛，齐声叫好。

总之，大家皆大欢喜，各取所需。

土肥原找的就是这些社会渣滓。

除了本地混混，无处不在的日本浪人、朝鲜浪人也有一些。土肥原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发枪发工资，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名之曰：便衣队。

在一个月黑风黑的晚上，便衣队起事了。

这就是发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8日的天津事变。

为了便于区分，土肥原事前给他们每人分发了臂章，分为五色，黑的是日本人，白的是朝鲜人，红黄蓝是中国人。

显然，这就是一群出来闹腾闹腾后就准备回家洗洗睡觉的乌合之众，战斗的目的性和意志力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近乎于零。

不过这倒也难不倒土肥原。

不知道往哪里冲？

那就派两个日本宪兵，穿上便衣，戴上白袖章，给他们带路。

目标直指天津的中国政府机关、警察局、电话局，都是戒备森严的核心部门。

一时间，天津城里枪弹乱飞，一片大乱，居民商户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没人再敢上街了。

随即，日租界和天津中国管区宣布戒严，街上的路灯全部熄灭。

那几天，天津彻底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而这，正是土肥原想要达到的效果。

张学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再也无暇顾及对末代溥仪的监视居住。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在土肥原的安排和陪同下，溥仪藏在汽车的后背箱里，逃出天津，到大沽口坐上了日本“淡路丸”号商轮，开始了他想像当中的“满洲建国之旅”。

不过，土肥原的另一个目的却没能达到，等于计划失败了一半。

那就是克隆“九一八”事变，把天津变成又一个沈阳。

失败并不奇怪。

石原为了他的计划，足足筹备了两年，而土肥原却只打算用两天时间。

石原除了守备队，还有仙台师团，有他偷偷从朝鲜拉来的预备队。

土肥原虽然也有支撑他行动的华北驻屯军（因司令部在天津租界，所以又称天津驻屯军），但人数少得可怜，在天津卫能帮上忙的更是只有几百人，大约只相当于一个中队。

人也忒太少了点，跟关东军比都不能比，真打起来，怕给人家塞牙缝都嫌不够。但凭这点料水，土肥原就打算在华北再复制一个“九一八”了，也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靠浪人和混混冲锋陷阵，当初的石原也不是没想过，后来总觉得不妥，所以又放弃了。

在这位“天才”看来，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打在七寸上，彻底解决问题。

土肥原却不是这种想法。人家是纯正的“中国通”，知道天津卫的规矩：这块地面上，就没有混混们办不成的事。

而且天津不是沈阳，没有那么多的东北军，有的不过是一些警察和保安队而已。

在土肥原看来，连东北军都是那么一副欠揍的模样，更别提这些地方小角色了。

派混混对付，足矣。

混混们冲出租界后，马上就“宣告攻克”了边上的一座警察所（也不知道里面有没人值班），这令在土肥原带溥仪离津后，直接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陆大21期）信心大增。

什么省政府（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市政府，什么警察局、电话局，都不在话下，用不了多久，就会统统被我们的便衣队“一举攻克”，到时候只要跑出来发份声明，派租界的部队顺便接收一下就一切OK了。

现实很快教训了狂妄和自大。

混混毕竟是混混，不能随随便便就跨专业当战士。在这一点上，哪怕你突击培养、魔鬼训练也不行。

再者，这土肥原的出手也太有点那个了。

据后来被逮住的便衣介绍，土肥原一天发给他们4毛钱，基本只能用来吃吃快餐，连下顿馆子都不够。

有位仁兄更向警察喊冤，说要不是他原本是码头扛大包的，又有熟人介绍，就这点钱，鬼才愿意跟在后面出洋相呢。

最后还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小日本，真抠门。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便衣队跟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国际雇拥军还是有区别的。

有了高薪，才能吸引高端人才，一向都是如此。

打仗可不像泼大粪、吃霸王餐那么简单，那是要流血死人的。在混混们看来，你随便打发个三瓜两枣，就要让我去给你刀口舔血，这也太过分了。

更何况，天津的保安队不是一般保安公司出来的，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只能用来吓吓人的短棍，而是真枪实弹。

天津保安总队，根本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是正规军。

由于对比过于悬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悬念，便衣队没几下就败了。败了以后也没往别的地方去，掉转头就往日租界方向跑。

这才几天功夫，混混们就对日本人这么忠诚？

不是忠诚，而是知道保安总队不敢往日租界里闯。再说，还可以继续到日本人那里去领工资呢。少归少，好歹每天也有4毛钱，又不用干活，跟白给的一样。

香椎对手下这帮小子被打成这样，还能想着回来颇为感动。他立即出面，以枪弹无情，可能误伤租界内日侨为由，要求保安总队必须在距离日租界边界线300米处停下来，不得逾越雷池一步。

有了这条救命的线，混混们才摆脱保安队的追击，一窝蜂地逃进了租界。

土肥原和香椎想在天津变天的计划失败了。

归根结底，土肥原不是石原那样的军事天才，他所擅长的，还是煽阴风，点鬼火，搞搞阴谋诡计的那一套。

土肥原走了，香椎不服气，觉得可能还是训练时间太短，便衣队上阵过于仓猝的缘故才导致了失败。

那就再多练几天嘛，不信水平提不高。

10多天后，即民国二十年（1931年）11月26日，重整旗鼓的便衣队又出发了。

历史上称其为第二次天津事变。

这事要放在石原身上，绝对不会出此烂招。

什么叫做偷袭，那得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现在声势搞得这么大，就算保安总队再迟钝也知道要防着一手了。

当然，香椎也汲取了教训，没有再让混混们大喊大叫地从日租界里直接杀出来，而是事先就把他们放了出来。

等到天色一暗，日军便在日租界里以熄灯为号，用大炮猛轰政府机关和公安局，借以掩护便衣队的进攻。

但这次比上次更惨。

因为保安总队早就在周围候着了。

躲在租界里我逮不着你，出来了还不是有一个打一个。

一个回合不到，便衣队就被揍趴下了。

租界内的香椎气急败坏，自己都恨不得端起机枪，把这些白吃他饭的饭桶们都一块突突了。

眼看着这场名为天津事变（又称便衣队暴乱）的行动就要破产了。不甘心啊。

香椎把牙一咬，反正事情到了这一步，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大。

他一边命令日军向中国管区胡乱放炮，一边致电关东军，说不好了，东北军在天津也动手了，我们人少，打不过，你快来帮忙。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着的就是这句话。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锦州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