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浸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易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

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

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

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二、文化方面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

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

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

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

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

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

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

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

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河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

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河、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

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