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世界帝国 二、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